短短几年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不经意间成为一支崛起的原创力量，在这个最体现生活经验复杂性和纯文学角力的领域，业已拥有一大批试水很深或正在进入的中短篇小说作家，形成一个强大阵容，作品数量之庞大，质量之精深，已在全国文坛引起瞩目。2015年湖南中短篇小说成规模地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国家级大刊选载，便是其影响力正逐步走出本省的一个显在标志，说明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已走出地域封闭式写作格局，作家开始具有全国视野和世界文学眼光。在这支蔚为大观的小说创作队伍中，以前默默耕耘诗歌的匡瓢就是近年冲出的一匹黑马，是湖南作家中少有的《十月》的常客之一。2009年曾上了《十月》推介文学新人的著名栏目“小说新干线”，一次推出他三個小说，让一度沉寂的湖南文坛不由讶异了一下，近几年集中精力投入小说创作，又在《十月》《大家》《芙蓉》等纯文学期刊相继发了不少作品，风格愈显老练成熟。湖南现代小说自形成以来就以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艺术特色为中国文学界称道，杰出代表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对湖南现代小说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称得上是开一代之先河，形成了一个以诗意为中心的融汇地方性和世界性的湖南现代小说传统。当代一批新生的湖湘作家师承老一代作家，保持湖南现代小说的质朴真实，同时又赋予自身小说创作新的活力与内涵。匡瓢，就是当代湖湘作家中不可小觑的一员。由于是诗人出身，匡瓢对生活的观察，从认识走向理解，那些简单的生活场景和不醒目的瞬间片段，几乎不值得入诗，匡瓢却能把它们写得诗意盎然。他的诗歌多以叙事为主，不是简单地复制生活，而是且走且感且写，充满着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思考，为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小说创作多以短篇为主，在写出地方况味的基础上，更具开放视野和现代主义技艺，具有诗歌式的精警凝炼，往往生发一些出人意料的意味。比如说，他将自己首个短篇小说集取名《号啕大笑》。在人们的思维定式里，号啕大哭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存在，而匡瓢却大胆逆行，将“哭”异化成了“笑”。这跟他的写作特点是一脉相承的。着眼立意并不追求深隐，语言表达也不刻意讲求精美，而是将生活常态作为小说表达的主题，以诙谐的笔触勾画各种小人物的生活轨迹，并将自己对于生命的思考和现实的反思深蕴其中。匡瓢笔下的故事读来荒诞，却更引人深思。无论对于生活的描写、情节的设置，还是人物的刻画和人性的思考，都显示出匡瓢这个作家与众不同的气质。
首先，是对长沙市井生活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体悟到地方生活的况味。匡瓢的小说大多以长沙城市生活为背景，以市井中不起眼的小人物为主人公，以连贯诙谐的语言来结构一篇篇精彩的小说，这使得他的小说十分贴近生活。读匡瓢的小说有种亲切和愉悦的乐趣，小说中的景、人、情都来源于读者切身体验的生活，这就打破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隔阂。匡瓢小说里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与传统小说相去甚远，相较之下，他的思维更跳脱，笔下的故事更不循常理，辅之，他那极具特色的长沙方言能将零散的生活片段无痕地粘连起来，使作品都打上了专属“匡瓢”的烙印。他在短篇小说《失重》中写道：“我们这个城市四季的变化非常明显。夏天的时候，太阳射出的是白得灼人的白光，照在水泥铺的马路上，泛起一层薄薄的白色热雾”，客观地从自然因素的角度写出了长沙这座城市的气候特点：四季分明而夏季高温；“让穿着凉鞋拖鞋的脚不敢踩进去……而且一年比一年热，所以我们这个城市的姑娘们夏天的裙子越来越短”，又从生活层面描写长沙夏天的酷热，由此，一幅独特的夏日风情图便浮现在读者眼前了。在《焗油》中，他着重表现了长沙市井生活的另一个角落——发廊。匡瓢对发廊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内部环境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比如“这个发廊也是租了别人的一个车库开的……进门的左边并排装着两面镜子……镜子下面的小木台……台子前摆着两把皮的转椅……右边靠门那有一张可以躺着洗头的躺椅，躺椅上有一台热水器”，以及“长沙发”“宝笼柜”“石英钟”如何摆放安置，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的空间；还有生活角度的描写，“要么是去剪头洗头烫发或是一些中年妇女自己带着护肤用品去做面部美容，要么就是小区里的几个婆婆姥姥坐在里面聊天，冬天时围着电火炉烤火”，寥寥数笔就将社区里婆婆姥姥的生活姿态刻画得很到位，展示了长沙女人日常生活的一个角落，还有电火炉烤火这种细节带有一定地域性的行为，也给读者展现了多方位的长沙。而在《往昔之井》中，匡瓢也通过“建设”这一人物，写出了自己对于这座城的爱与忧。这篇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建设与君姐的情感纠葛，一条是城市的拆迁巨变。城市拆迁的这条线索，极大程度体现了长沙市井生活不同的况味。长沙的街道里藏不住秘密，就像上海的弄堂挡不住流言。君姐被带走的时候，街道里的猜测与议论，真实地还原了生活中街道里的家长里短。抛开猜测与议论，邻居们对君姐的感情也存在惋惜和担忧，所以才有了君姐回来以后，邻居们给她物色对象这一情节。这样的描写真实而又温暖，体现了街道邻里之间的温情。建设对于拆迁的看法，“有一个很懂风水的人说他们这座城市的风水很好，就像一把皇帝坐的龙椅。还说这里不宜大兴土木，不然会破坏风水。可是这些年城里的高楼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似乎是要把这把龙椅顶破，要把坐在龙椅上的皇帝的屁股戳烂，把他戳走”，“他这辈子没想过要搬家。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跟他说过，人在一个地方住的越久他在这块土地上吸的地气就越多，就会活的越来越精神”，这些片段，让我们窥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长沙，了解了以“建设”为代表的一些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对城市化的看法，也感受到了匡瓢对于城市化的思考。匡瓢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地为我们展现了长沙市井生活的图景，其中深蕴的况味值得读者细细体会。
其次，以笔记或轶事的方式塑造了鲜活的市井小人物形象。匡瓢对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把握，精准而细腻。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中不得意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掺杂着些许荒诞，在荒诞中更见凄凉。匡瓢的小说多以展现人生状态为主题。当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变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无所适从，可见以舒服的状态生活并非一件易事，更加凸显出“状态”这两个字的重量。我们之中的极大多数只是生活中的小人物、小角色，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拒绝承认这一点。“成功学”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生命里充盈的是“成功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人，才是值得存在的人”这样的价值观，我们不愿意去体味小人物的心酸与幸福。而匡瓢的小说正是为我们打开了这样的一扇门。他的小说极其重视人物的出场，通常小说主人公在开篇就登场，其开场白总是给人欲说还休的感觉，似乎一句话中就藏着作品全部事件的密码，从而引发读者欲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在《往昔之井》中，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只要有一点白色的光在建设的眼前闪过，就会让他想起那副晃着白光的手铐。”开篇点出了小说的主人公“建设”，留下了“建设”与“手铐”之间的悬念。读者只有带着好奇心继续看，“君姐”这一人物才得以出现在视野中。“君姐”与“建设”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使得“建设”对那道“白光”难以忘怀，悬念环环相扣，吸引读者继续阅读。“君姐”被释放后回家遭受了各种不尊重的眼光和非议，接受了邻居安排的各式相亲。“君姐”年轻貌美且心地善良，“建设”身为一个青年，对“君姐”心生爱慕。后来“君姐”为了劝说“建设”不要跟社会上的混混来往，献身于他，事实证明“君姐”是个纯洁的女子。《金戒指》中也有类似的开篇，“胡大姐回来了”，短短一句话便抓住了读者的心，故事就这样不疾不徐的开始了，“胡大姐想先去护理部报个到，交押金，毕竟离开四年了。护理部在十楼，几乎每层都停的电梯让她有点烦……层层停的电梯让她忽然想起戒指忘记戴了”，这样句句推进、层层直入的叙述方式决定了匡瓢小说不紧不慢的叙事节奏。“刘神哎，你要多留点神咧”，这是《鸳鸯水》的开篇，匡瓢一如既往的选择了这样的手法，第一句话就要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外婆对刘神说的这句话，影响了刘神做的很多决定甚至影响了他的人生。刘神就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他从小就是个懂得人情世故的机灵孩子，外婆教导他要“发狠读书咧，多学本事咧”，发狠读书他倒是没有，本事是真的学到了让大家称赞的绝技。刘神每次想起外婆，耳朵都会动两下，这也说明了外婆对他的影响颇深。这都是我们承继开篇，继续阅读而得到的内容。而匡瓢的小说第一句就能抓住读者的心，能让人一口气读完，这就体现了匡瓢较好的现代文学素养与语言张力的营构能力。在句句推进的叙述中，匡瓢亦体现了对塑造市井中小人物很深的功力，在勾画他们的生活图景时也是立足于小人物的日常，对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相当到位。《黄昏里的萤火虫》中，林砣因为朋友牵连意外入狱，虽然出狱后他曾凭借这段经历装狠、斗狠，在人前炫耀，但是林砣是个好青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虽贫穷，没什么本事，却善良，助人为乐。我们无法站在一个所谓客观的角度去评判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人性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匡瓢笔下的林砣是个丰满的人物形象，他有血有肉，有缺点也有优点。小说中还有关于林砣爱上宋春艳的描写：“对林砣来说宋春艳就成了他生活中他一定要捕捉到的一只萤火虫”。这个类比将一个青春萌动的青年对爱情的炽热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现了一个男人看到喜欢的女人最直白的心理活动。每个青年都曾血气方刚，都曾为了某个女子心动，林砣不仅仅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他此刻代表千千万万个热血懵懂的青年。后来，林砣为了维护宋春艳，以弱小地位挺身而出，甚至不惜与当年的大哥反目。现实生活中，不乏有“林砣”式的人，这类人物随处可见，这种熟悉感让读者感觉林砣真实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金戒指》里的胡大姐本是个护理人，却因为与田爹一家的纠葛而陷入了可怜的境地。胡大姐在照顾田爹的四年中，既是田爹的护理人同时也是田爹的情人，田爹临终前留下遗嘱，胡大姐作为其中一位受益人也分到了一份遗产，但田家儿女毁掉遗嘱，没让胡大姐看到，欲将她应得的遗产据为己有。更戏剧性的一幕是，一无所得的胡大姐发现自己有孕在身，希望田爹的儿子能够支付流产手术的费用，然而对方却“指着她的手说：你手上不是还戴着我妈妈的金戒指吗？”反观生活，胡大姐这样的人我们也似曾相识。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面临这样的尴尬处境，田爹女儿儿子式的人物也不胜枚举，匡瓢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情冷暖。《大伯从台湾来》里的“我”是个无关紧要的小喽啰，苦于自己搞路无门，历尽辛苦找到了一个江湖大哥提点，对于“我”来说，这就像黑暗中迷失方向的孤帆看到了照明的灯塔。这样的人物心理类比于普通人在生活中遇到了仰慕已久的偶像，偶像走进并即将改写自己平凡的命运，这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无疑是中了头彩。“我”作为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从来没见过整条的万宝路，不知道湘江宾馆的房间布局，“我”的好奇、“我”的炫耀都是那样的贴近生活，就好像一个得到新奇糖果的孩子忍不住跟别人分享，这样的情节会让读者有强烈的认同感。
三是通过对女性的怜惜叙述表达了现代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人文主义兴起于文艺复兴，起初的人文主义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个性解放、自由平等，这是人文主义不容动摇的核心。人文精神指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马克思曾说过：“任何人如果不同时间不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这充分表明，满足自身的需要是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正视这种需要，在心理和生活上给予必需的关怀，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追求。人文关怀则着眼于人的主体价值、人与人、人與自然之间的关系。龙应台曾说过“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这也从一定角度上阐述了人文关怀的三个层次，于人于己于自然。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缺失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文明时期是一个显著的现象，也是民族文化悠远深厚却缺少现代意味一个原因，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注重在描写生活的同时讽刺现实，批判国民的奴性，体现出对人的独立性的尊重和关怀。这也是匡瓢小说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把小说中的人物当作人看，尤其对小说中处于弱势和卑微地位的女性充满怜惜之情。在《金戒指》中，胡大姐给田爹做了四年保姆兼情人。在这期间，田家的儿女是自始至终都是知情的，并且保持着默许的暧昧态度，不闻不顾，这样的态度在田爹意外去世后发生大逆转。田家的儿女对胡大姐这样一个陪伴自家父亲多年的体己人丝毫没有感激之情，甚至还败坏胡大姐的名声。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霸占田爹留给胡大姐的那份遗产。胡大姐被野蛮地剥夺了遗产继承权，除了那只小小的金戒指，什么也没得到，甚至连打胎的钱也要自己出。这似乎是一场闹剧，但又贴近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四周，有多少血脉亲人为了财产反目成仇？这篇小说最显眼也最令人难受的是那个无处不在的金戒指。这枚金戒指是田爹与结发妻的定情信物，这是田爹跟结发妻感情的凭证，它是一个证物，但田爹的儿女对他们母亲的遗物，毫无兴趣，而一味地追求利益、强占遗产。戒指所维系的儿女与母亲之间的亲情，就这样被儿女们淡漠了，在金钱面前沦为了不值一钱的玩物。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淡漠了珍贵的亲情，疏远了可贵的朋友，一系列的社会悲剧引人深思。这让我们开始反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否为了金钱，为了所谓的价值，牺牲掉很多无价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尊重女性社会地位。匡瓢的小说中不乏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几乎篇篇都无法避开这个群体。匡瓢笔下的女性大多是可悲的，胡大姐自不必提，还有君姐、红妹子、罗妹子……君姐因为跳贴面舞被判了“流氓罪”，服刑两年。在这以后，君姐变成了街道里邻居们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君姐被打上了不检点的烙印，被人骂作“女流氓”，但君姐还是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走在街上。世俗对于女性的苛责可见一斑，女性遵循三从四德、不做逾矩之事已经成为金科玉律，稍有违背便会被世人唾骂，万劫不复。君姐身上有新女性觉醒的影子，她勇于接触新鲜事物，敢于直面别人的指指点点，展现了新时代女性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和坚忍的独立性。但是君姐在碰壁之后也选择了沉默，她接受结果却不抗争，直面生活却不再跳舞，这也揭示了君姐懦弱的一面。实际上，匡瓢写的是在漠视女性自由和追求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的抗争犹如蜉蚍撼树、不能动摇其根本的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君姐的怜惜。君姐的悲剧取决于时代。红妹子是个残疾人，身体的残缺并没有阻挡她追求性爱的欢愉，在性与爱的方面，她比君姐看得开放得多，她更加懂得享受自由，把握当下的幸福，不因自己的残疾而自卑。匡瓢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打破了以往女性性爱话题的禁区，将笔触伸到这个敏感地带，让读者更真实地体验到女性内心的呼喊，这是真正意义上现代人的意识觉醒。但囿于身体残缺的客观因素，红妹子的最终归宿是嫁给一个做按摩的盲人，被剥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的权利。人文精神支持人追求自由与幸福，而这一点在红妹子身上落了空。红妹子的不幸来自于残缺。罗妹子看似是这几个女性中最幸福的一个，她有一个勤快又事事顺着她的好老公，自己还开着一个小发廊，衣食无忧还有爱情相伴左右。但是故事的发展却急转直下，罗妹子的爱人因为想要自己的妻子更漂亮要去掉她胳膊上的肉痣，两个人因此争吵打架，后来更因为要去掉这个肉痣，罗妹子丢了性命。平等自由这一权利，罗妹子也没有享受到。罗妹子的惨剧来源于家庭。从这几个女性角色中，可以思考出的内容很丰富，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宽容，对于女性的错误无限放大，直至将人推向深渊；男性对于女性的不尊重，把女性看做是泄欲的工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世俗审美对于女性自主性的干涉和限制，这也是如今社会整容行业大行其道的原因。匡瓢的小说不美化不回避这些问题，给世人留下思考的空间。这都是他的小说带给我们的思考。
四是极具地方特色的语言和多变交错的叙述视角。匡瓢的小说语言特色鲜明、叙述成熟灵变。首先体现在大量长沙方言的作用。李东文在《匡瓢，一种叫做传神的气质》一文中曾说“我最看重的就是他文字中的方言，很有意思的”，但是“最令我心痛的是里头（指《黄昏里的萤火虫》）的方言在发表的时候绝大部分都被标准的普通话代替了”，他还说：“作为一位热爱小说的编辑，我极其反感将方言标准化。某些个小说，失去了方言，犹如杨贵妃的额头上没有了那点朱砂，只剩下一张大饼脸”。这就是方言运用的魅力。在匡瓢的小说中，方言和俚语带给了我们有趣、诙谐、愉悦，“一个小说，光准确是不够的，还要传神。传神，是匡瓢的小说的最令人惊喜的气质”。匡瓢小说里的长沙方言几乎无处不在：“你莫看老子矮。还就是有妹子喜欢我。老子人矮志气高，脚臭心里红”“那个啰？那个啰？你带来给我们看看噻。”这种方言运用比机关公文式的标准普通话写法，要有趣的多。田耳在写给匡瓢小说集的序言中说，“他的小说劈面而来，语言粗砺急促，率性直白，不经意的幽默和荒诞散布其间，有时候还夹杂着几分毛糙，几分欲说还休，但是粘在眼睛里保准扯不脱”。这种说法形容匡瓢的小说语言魅力殊为恰切。其次是叙述角度的多变。在一些篇章里，他以第一人称叙述，仿佛是一次次的孤身犯险。田耳说：“匡瓢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其中也总是浸透着第一人称的视角。对于生活，他是持续的进入者，有着无穷好奇，因此也就有了无穷的发现”。《失重》里的“我”，总是觉得“有些什么东西粘上了我，甩不掉，看不见也摸不着，就像有一盏灯照在我的背上，我一转身灯就灭了”，这完全是以“我”的角度写出的感受。“我”的业务即将到手，却被“我”正在追求的妹子撬了墙角，这让“我”怒火中烧，“身体里所有的血一下子冲向了头顶”，这就是很细致的主观感受。还有些篇章，匡瓢喜欢采用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周围的生活，以清醒的眼光审视局中人的境遇。《号啕大笑》中的“我”是从美国回来的旧友兵弟凄凉结局的见证者，见证了悲极而喜这一复杂的情感。《焗油》中的“我”是一条引线，牵引着读者见证了理发师和维修工这对贫贱夫妻的生活，体验了这夫妻俩错综无绪的喜怒哀乐。以及《还要去喝酒》也是采用了第三人的视角，“我”参加一个陌生朋友的喜事，随着事件的深入，“我”才知道他办这桩喜事完全是另有用意，办儿子上大学的喜事只是为了掩饰他内心更在意的事情——新交的女友是不是去和前夫汇合了？这种旁观者的视角让读者更清晰地统观全局，并且从冷静的叙述中透出一种对人物眷顾的温情。
匡瓢作为一个诗人，一个短篇小说家，一个商人，一个父亲，他无疑都是出色的，是出类拔萃的。与其说他在这几个角色中转换自如，还不如说这就是他生命中的几个部分，分不出孰轻孰重，分不清是扮演诗人的时候多还是做短篇作家的时间长，这些都是融入了他的生命的，同时也丰富了他的生活。正如田耳在《短篇小说家的面容》中所说：“短篇小说家是离功利最远、离孤独最近的那个人，他在自己生活中隐蔽越深，融入世相越彻底，就越有重要的启悟和发现。短篇小说家懂得享受孤独，他们享受这种真正的宁静，并乐此不疲。”匡瓢的小说都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他重视边角余料，一定程度上就是重视生活本身。匡瓢，凭借他鲜活的地方生活描写、传神的市井小人物塑造、深切深藏的人文情怀和精湛的艺术提炼，业已成为有着独特标签的湖湘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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