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佳佳

　　是身不坚，依兰水沫，是身常坏，芭蕉之树。

　　新来的小施正在院里扫落叶。欧阳教授在篱笆外就唤起来，莫扫，莫扫。

　　欧阳教授晨练回来，脸还有些红。他背着手走进来，抬头看大枫树，几叶飘零，又到秋天了。他对着阶前的空地发呆，从年初开始，欧阳教授就打算在阶前种一株芭蕉树。当然，午睡的夏天，看芭蕉叶分一抹绿是惬意的，夜晚听雨打芭蕉，更是要与古人对话了，但欧阳教授皱着眉，在另一些事上思量着。小施放下扫把，提着撮箕走出去。一部自行车骑过来，打起铃铛，有些嘶哑的叮叮声。她闪到一边，侧头望去，矮篱内，欧阳教授一身白布衬衣，踏着微黄的落叶，秋光在他身上明亮。小施也发起呆来，不扫还真是挺好。

　　这两间瓦房是民国留下的。旁边还有几间，不过没人住，倒是成了几只野猫的宅院。它们蜷伏墙头，慵倦地享受太阳。有人经过，它们也懒得挪移，只是微微睁开眼，日光下，瞳孔缩成一缝，散毛随风摇摆几下，算是它们保卫领土的警告了。

　　余先生过世后，欧阳教授执意搬了进来。妻子不愿意，说是晦气。他说没人嫌老师晦气。他搬进来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余先生的照片，黑白的，摆在书桌上，旁边伴一方歙砚。现在，欧阳教授又一个人住了，陪着那张照片。

　　吃过早餐，有人进院来，把欧阳教授迎上了一辆霸气的路虎车。车有点高，那人搀了一下，欧阳教授才爬上座位。出城外，车停在一个农家小院，可望远山，门口写着“逸庐”。一身苎麻衣的钱总迎了出来，举着肥润的手掌作揖：“可把您老盼来了。”

　　进屋，一块巨大的和田玉原石横卧在那里，前面还耸着一根石化的木枝。蹲在地上的青黑色石头狮子，显得有些委屈，似乎这位置辜负了自己的身价，瘪嘴顶着一头灰，靠在一个缺了边的陶罐身边。后面摆了一副观音唐卡，旁边紧挨着一副潇湘云水图轴，上面盖了无数个红章，像被人吐上很多生橄榄渣。

　　欧阳教授坐在茶台边，打量着满屋的“雅物”，手指不觉在膝上敲起来，密集而杂乱，再看向泡茶小妹的手，进行着各种高雅的仪式，不停在茶盏间翻来覆去，好像要从里面变出一只鸽子。钱总软倚在红木榻上，把弄着手腕上的蜜蜡手串，“我这人啊，就好点清玩，不像我那些朋友，成天喝酒唱歌，刚从酒桌爬下来，又爬上麻将桌。说不好听，那叫俗。”喝了几杯茶，为了证明自己的不俗，钱总让欧阳教授指点一下书法。书房里，磨盘大的砚台，上面结了厚厚的墨痂，裂出一条缝，讨水喝的样子。旁边的笔洗足有脸盆大，欧阳教授确认了一下，比他用的脸盆要大。钱总铺开一张纸，“这纸好，老纸，已经没火气了，润墨。”最后那“墨”字说完，嘴里还悠出几口气，在屋里回味了几秒钟。钱总的表情很满意，似乎自己也被这雅致的表述感动了。

　　写了几幅字，钱总面带神秘，说最近收了一套宝贝，要让欧阳教授见识一下。欧阳教授戴上眼镜，看着画面徐徐展开，“噢，石涛的！金山龙游寺册页。”他又凑近了一些，贪恋地顺着每一条线、每一笔皴擦游移。生命纯是一种欲望，他藐视这说法，用他文化人的清高，“那是贬低了生命”。而此时呢，他的眼里全是欲望，企图把躲藏在山石里的美攫取出来。眼光腾挪了很久，诧异起来，为什么总是难以聚焦。手也跟着焦躁了，急速地翻动后面的图案，直到最后一张，紧张的肩松了下来。他摸了下脸，竟然有泪。

　　“应当愚还是不愚？”余先生曾问过。

　　那晚，余先生穿着那件旧毛线背心，手里举着一本《论语》，就这么问他。欧阳刚读研究生，已经给自己规划好了学术道路。第一年要通读中国典籍，打通文史哲的界限，第二年纵览西方经典，吸收中西文化精髓，第三年只沉思，什么也不做，第四年创制出属于自己的艺术思想体系，他这样跟宿舍好友描绘，手里拿着一条长长的书单。好友躲在上铺的蚊帐里，正偷偷啃着一根玉米，伸出头来，继续咀嚼着，指着书单的第一排，让他先把这排书读完再来吹牛。后来这位同学当上了农业龙头企业的老总。同学聚会上，他拍着欧阳教授的肩膀，“大教授，书单上的书都看完了吗？”回家后，欧阳教授找出那张书单，发现还没有完成四分之一。但那时，他年轻得像破土而出的春笋，正要向上舒展，不要弯曲着面对世界。孔子说颜回在自己面前显得很笨，总是不发表意见，后来才发现，颜回能很好地阐发老师所教，原来颜回并不笨。欧阳教授很不屑，这表面是尊师，实际只是老练的圆滑，甚至缺少文人最起码的诚实。余先生长叹了一口气，“死之将至，我却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我才是真愚吧！”余先生那时已确诊为胃癌。

　　“怎么样？”见欧阳教授激动得流下眼泪，钱总感到得意。当然，他更希望欧阳教授评估一下收藏前景。去年，钱总到日本淘了一批古籍书，欧阳教授找出一本宋版书，还是公文纸本。钱总兴奋得几晚没有合眼，用紫檀盒子装好，摆在枕边，“能买我们这套别墅了。”他对老婆说。

　　“画得不错。”欧阳教授回答。

　　这似是而非的评语，拔去了钱总的底气，他有些急了，“这画得不错，当然不错，石涛的画还会差，你看看这笔墨。”

　　欧阳教授不想摆弄那些术语，就试图说明，他并不是因为激动而流泪，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流泪，就是那样一种刹那感应，所以那个时候，他才明白石涛所说的内在感受。几百年了，隔着静流的时间之河，这感受一直等待在那里，只等观者打开画卷。

　　“而前面几幅，我看到什么呢。我只知道画得不错，笔法精到，不露痕迹。但这笔是尖的，气是弱的，神是散的。”

　　“你是说这八张画，只有最后一张是真的？”这下钱总要哭了，想到自己为这册页付出的代价，“那可是一块整料，”他在心里哀悼着那张海南黄花梨大床。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看这有收藏印，还有……还有专家早就公认的，你一个人说了可不算。”钱总坚决反对欧阳教授的独断。

　　说是不信，钱总还是很沮丧，告辞的时候，嘴比石头狮子还要瘪。当然他不忘递过来一个红包，说是感谢欧阳教授的。欧阳教授推了，说我就是来看画的，不是给你鉴定的。

　　钱总突然想起，上次答应帮忙给余先生出全集，后来有事忘了，做人还是要有信用，现在马上叫人去办。欧阳教授迈出的脚收了回来，走过去特意跟钱总握握手，“这前面几张虽然是仿品，但这是张大千仿的，所以还是很有价值的。”

　　余先生全集的事有了着落，欧阳教授看着远山，觉得像先生的一幅云山图，整个画面皆是空荡的雾气，深处仅有小山一痕，落款是“愚翁”。要说愚，先生倒真有点愚。也许是一辈子未婚，老来脾气就有些古怪。每天清早，他准点起身，顺着小路往西北角走，那里有个小院，院里种了一株芭蕉树。这芭蕉树是个怪物，别人都这么说。北方这么冷的天，居然不会冻死。冬天，主人在它身上缠些稻草麻绳。到了春天，又新发蕉叶，绿荫如故。余先生围着小院踱步，不急不徐。人们说，他是想着芭蕉树下的佳人，好像仿照另一个民国的老故事。早些年，院子里的人都还在。院里那位男士听着余先生的脚步声起床，并在先生到达窗边的一刻，准时向太太请安，附上一句，“还是我最爱你”，与院外的脚步声暗自较量。等到院里的两位都已不在，院外的脚步声还执意响起。那天，芭蕉树也死了。余先生站在那里，路人听到余先生说，“还是我最爱你”。那以后，余先生经常画水墨芭蕉，寥寥几片残叶。

　　回来后，欧阳教授打开电脑，继续修改书序。有些资料要查找，他站起身，从书柜翻出一本旧书，里面夹着个信封。他想起来，这是余先生留给自己的《勤礼碑》拓片，可他早就不记得放在哪里了，跟架上很多书一样，只在放置时得到他手指的眷顾。他忘了关电脑，展开拓片仔细玩赏，以前他一直以为印刷的图片跟这差不多，今天他看出来了，拓片保留着原有的一种感觉，一种很模糊却又真切的神采。就像他对着余先生的照片，时间久了，会觉得陌生。而他想起先生时，对着头脑里的那个影像说话，倒感觉更加亲切了。可这亲切有那么真实吗，每次他要定下来努力捕捉那影像时，一切却消失了。

　　第一次到先生书房，他给镇住了，是那块丑石镇纸吗，摆在桌上，几块麻点，像个佝偻的老人，还是那满柜泛黄的书，在看不见的深渊里给他搭出一条软藤。有的人就像生活在故事里，故事外的人张望着，那是一种让人无所适从的浪漫，他愿意停留。

　　有时，先生会教他磨墨，看似简单却不易做好，指掌与墨条的力量很微妙，否则就听不到那极富节奏的款款声。中秋节，月色极好，人与物都泛着青瓷的釉光。家里晒的豆腐干，欧阳蒸了一碗，还带了一壶黄酒。两人在大枫树下赏月。余教授难道兴致好，用手拿豆腐干吃，喝了半壶酒，说起了国外的求学生活，还有那爱了一辈子的美人。“学问很好，性格要强，生气时，她能用无锡话夹英语骂人”，先生看看自己的手，还有指甲，一切都很清楚。

　　“你们到底是……”

　　“那时约定，谁先毕业就先娶她。”

　　“那你比他慢了。”

　　“不是我慢，是他狡猾，玩了个花招。”

　　先生换了个话题，说起平生见过最美的月亮，在一处峡谷，两谷之间生起一轮澄圆，“古人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想起来，人生倒不一定是梦。梦总会忘记，而人生的一些记忆却越来越清晰。”

　　“糟糕的是，我的记忆却越来越不清晰了。”欧阳教授想起黄酒的味道，还有先生的面容，好像月亮落进水里的影子，水波荡起来，一切混淆起来，成为模糊却依然美丽的影像。只有一处，那白色，过于清晰。欧阳教授慌忙跳格，书序还应该加上两点，论述一下余先生的理论创新。

　　妻子来了，带了一包杂粮粉，还有核桃和红枣，嘱咐欧阳教授早上用开水冲泡。

　　“可不能再吃方便面了。”

　　欧阳教授被看穿了秘密，露出青年学生才有的腼腆笑容来，“就吃过一两回。”前年，儿子生了小孩，妻子搬过去帮着带孩子。他不愿跟过去，走进儿子租的那间两居室，他总觉得有点不安。

　　“儿子让你搬过去，反正你也要退休了，听说这些老院子都要拆了。”

　　“等拆的时候再说吧。”

　　他想起儿子辰昊的话，“爸，你不能只活在一个概念中。”

　　“概念？这是个什么概念，自以为活在古代，模仿着高人逸士的言行，其实是妄想症，是不合时宜？”欧阳教授可不认为自己是老古董。虽然平时写书法，但他早就用电脑写文章了，微信朋友圈上比较活跃，时常发些感悟心得。学生们那些新鲜玩意，他也感兴趣，书桌上的荧光笔、立式书夹都是学生帮着网购的。那天学生还送了一包新加坡的方便面，包装袋十分诱人，摆着几只带咖喱酱的大虾，画风浓郁，逗惹起嘴里无数味蕾。欧阳教授迫不及待把姜黄与奶白两种颜色挤入面汤，随手拿起一本书，压住面碗，让面饼充分受热。这时，辰昊来了，看着他那碗古怪的方便面。而他们的谈话绝不会从这碗方便面开始，他们经常沉默，交待一些必要的事情，或者展开一些不那么激烈的争执。争执的时候，他看着辰昊的眼睛，里面是一个生了绿毛的古董，还只是一个古董盒子。

　　辰昊五岁，欧阳教授给他一只毛笔，让他在报纸上涂抹，渐渐儿子能在描红格上写出像样的横竖了。先背诵《声律启蒙》《幼学琼林》这些，再慢慢进入到四书，他想象着那份宏大的书单，可以在儿子这里完成了。但辰昊开始心不在焉了，“云对雨，雪对风，什么时候让我学武功”。儿子嘴里的“学武功”就是玩游戏机，每个孩子都着迷，游戏机可以连接到电视，还有一个操作手柄，控制着屏幕上的英雄拳脚生风。儿子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游戏机，欧阳教授分明记得，他以前回来是写毛笔字的。现在，儿子正紧张地扳动手柄，“侧踢，侧踢，连环脚加旋风腿，过关！”欧阳教授看到一个未来的武功高手，一个插着裤袋在街头游荡的影子。他恐惧，后悔应该答应儿子，用一个月不吃零食的承诺，买来那台游戏机。儿子回来，发现电视机旁的宝贝不见了，换成了一摞厚厚的字帖，像是一座纪念碑。可惜，这是代表欧阳先生失败的纪念碑。儿子在找遍家里每个角落后，把那座纪念碑打翻了。欧阳教授的火气上来，扬着手要打，可这张脸，他吓了一跳，这分明是自己的脸，那有些高低不对称的眉毛，现在扭成了愤怒的“一”字，像康有为的碑体书法。

　　辰昊不再拿毛笔，后来改学素描，大学选了建筑设计。欧阳教授曾试图跟儿子拉近距离，他知道儿子喜欢德国建筑师密斯的风格，看儿子做设计图的时候，他凑上来说，那位建筑师的理念其实跟中国传统哲学很接近。辰昊干咳了几声，好像被欧阳教授的陈年气息呛住了，又好像努力在咳走讪笑，称那是“一种懒惰的附会”。儿子跟自己对话时，总带着些讥讽的语气。欧阳教授不甘心，提起毛笔，演示了一下黑白的简洁优雅。

　　“可这与生活无关了。以前的人用毛笔写文章，你现在是用电脑写文章。你现在用毛笔不过是个空洞的概念。”欧阳教授脑中那么多圣贤之语，竟然卡住了。“你以前老跟我说什么书法之道，我也不反对他们的优美，但那是属于过去的优美了。现在真要有道，那也是打字之道、开车之道，不是你那些虚无缥缈的道。难道我们就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道吗？你看我现在打字，都要打出韵律了，再打打就气韵生动了。开车嘛，开得熟练了，开出文化了，说不定就像你们这些人说的，身心俱忘了。”辰昊带着胜利者的姿态。

　　父子的沉默让房间的阳光格外刺眼，欧阳教授这才注意到压面碗的那本书，是一本《周礼正义》，上面溅了滴面汤，晕开一小块难看的黄渍。“这才是我的生活场景吗？”欧阳教授体会到一种真实的不堪，自己就是一本被虫蛀坏的书。

　　欧阳教授心里也愿意听儿子的数落，有时他也会觉得是自己错了。前几年，儿子结婚买房，首付款还差四十万，欧阳教授和妻子清点了全部存款，还不到二十万。儿子低着头领来一位朋友，带着一幅画，“能不能给个鉴定意见，你是权威，说了就算。”儿子的眼神里有无奈、恳求，为另一种自尊降低自尊。欧阳教授突然明白了，余先生为什么会说自己“一无是处”。谁都想要理想地活，但那想法是从手握就散的沙土生出来的。如果存款上的数字多一些，就不会面对这种场景，如果面对这种场景，没有那些无形的原则桎梏，他就会平静地完成这一切，至少在现世里的完美。手在发抖，拿不起笔，他尽量低头，不敢看儿子的脸。他知道这固执是跟余先生学的，在个人世界里这当然是高雅的姿态，可现在，真像儿子说的，这只是多么空洞无力的概念。儿子没有再说话，转身走了。欧阳教授看向照片里的余先生，很想埋怨他两句。心里又觉得痛，如果余先生为现实留一点余地，那么他不会过早逝去，而这意味着他可以完成毕生的心愿，写完那三大卷的五代艺术史。而他在确诊胃癌后，根本无力承担巨额手术费用，只能保守治疗。其实也就是开些止痛药，那并不能缓解多少痛苦。在后人的阅读中，这个生命最多留下一个简介，最后一句“患胃癌去世”，这几个字，读者轻轻掠过，叹息一句走得太早，而故事里那个人要用多少个痛苦的夜晚去完成记叙。

　　学生们想办法帮余先生凑钱，有学生介绍了一位藏家，专门来买余先生的画。先生有些为难，说自己只懂点水墨，怕是过于简陋。藏家也不介意，请他画一支墨梅就好。余先生下笔利落，也不晕染，单用笔勾勒，一支梅花就清清落落出来了。藏家品评了很久，说着清雅妙绝的话，眼神却在犹豫。藏家自认也是懂文人画的，围着书桌转了几圈，指着一处小枝，请先生再添上几朵，当然，文人那种疏淡是要的，但不能太过稀疏，否则就有瘦瘠之感了。先生不动，搁了笔端水吃药。藏家劝说了很久，得不到回应，脸上的笑容有点僵了，手伸过来捉住先生的手，往毛笔那里挪。一排墨汁溅上了藏家的脸，“你自己画吧”。

　　余教授离开的那个冬天，那是个最冷的冬天。即使走在泥土里，也能隔着鞋感觉土地的坚硬。树木冷作一团暗褐色，野猫也不知缩进哪处缝隙。

　　欧阳教授和余先生的侄儿轮流在医院守着。余先生醒了一次，抓着学生的手，“那芭蕉树还在吗”？

　　“他已经糊涂了。”旁边的侄儿小声说。

　　“我要回家。”余先生又醒了。

　　一股劲风迎面推过来，欧阳教授裹紧了围巾，顶着风向前跑。他要去找一辆车，把先生接回去。先生的侄儿也同意，已经那样了，让老人回家也许更好。

　　后勤处长坐在办公台后面，没有抬眼，沉思着某个重大的问题，“哦……先打个报告吧”。

　　“来不及了？你这情况是什么呀。”处长站起身来，抽出支烟，用食指和中指间滑动着，好像很努力在想办法，忘了点烟。

　　“他孤身一人，是不容易啊。”他把烟又放回了烟盒，走出去问了几句。回来时，他告诉欧阳教授，副校长开会，那台小车已经出去了。全校就两台车，一台老拉达，另一台大货车。

　　欧阳教授不能放弃，哀求，“人都不行了，为什么不能接一下。”

　　“本来就不符合规定，你也知道的。余先生就是个讲师，也不是教授，我已经破例想办法了，你怎么就说不听了。”

　　他知道是自己不讲理，现在他能讲什么理，他只有一腔无力的愤懑。处长的话把这无力变成了有力，他生平第一次拍了桌子，扔了处长桌上的文件，并扯掉了处长别在胸口上的钢笔。他稍微清醒了一点，看着处长发红的脸，他的脸应该更红，像有烙铁贴在上面，热得让他想撕下来。他开始跑起来，在下楼梯时被绊了一下。他转过身朝那楼梯踢了一脚，嗓子里干哑地冒出一句，“我才不会死在你这楼梯上。”

　　他想起了表弟，这几年改革开放，表弟开早餐店卖包子，现在买了一辆小货车跑运输。

　　“你让我运个快死的人，哥，万一死在我车上，我可怎么办？你可别求我，我求你了，我给你下跪了，好不好。”

　　风更大了，一根树枝经受不住，断裂下来，砸在欧阳教授脚边。他失魂落魄地走着，围巾散了下来。回到余先生院子，他想把先生桌上的照片带过去。他的手扶着篱笆，没有往前推，只是紧紧地攥着。竹片嵌进肉里，好像这种痛能减轻他的痛苦。

　　远远他看见余先生的侄儿，前倾身体，拉着一架板车。他感到慌乱，慌得要逃走。周围突然变得寂静，心脏跳到了耳边，咚咚地起伏。他走近，板车上一片白，没有下雪，那不是雪。心脏的鼓动加快，他用手抓住头发，盖在眼睛上，又拨开一条缝，好像这样才能固定视线。再走近，他看清了，那是一块白布，覆盖着什么。这时候，风掀开一角，露出一簇白发。这一小簇白发，雪白了整个天地，让世界回到未始有意识的那刻。在开始之前，一切都没有形状，而一根稻草在燃尽的瞬间也不会改变形状。先生回来了，可惜是闭着眼睛回来的。风太冷，那簇白发微微颤抖了一下，每个生命就是这一点点的颤抖。

　　欧阳教授全身冰凉，膝盖如折断般，跪了下去，头磕到地上，他听到大地的抽噎声。这是个最冷的冬天。

　　从发现第一根白发，欧阳教授就开始拔，他害怕白色，看到就想起白布下的那簇头发。年纪大了，这记忆反而更深刻。他在枫树下坐一整天，看一片叶子如何掉落。走路的时候，他怀疑自己不是在前进，只不过是面朝着前方，后退着步子。在南方一个小院，他见到一株芭蕉树，叶子黄了，全部垂落下来，样子很难看。“这芭蕉好像专为了展示生命有多脆弱，”主人抱怨着，这树特别好生长，但也容易死。

　　欧阳教授答应帮一位名画家写画评。第一眼看到画面，他的眼珠马上沉到脚底，不忍再看第二眼，他看不懂这后现代的水墨画，但人家的画值钱，刚从欧洲展览回来，据说一平尺在十万以上。就这一平尺，刚刚能够盖上余先生的脸。还有，这一平尺上，摆着一叠钱，他想给儿子买套房子。他开始参加一些画家的研讨会，努力找出一些好话，以理论的堂皇形式表达出来。对于批评，他比较谨慎，最后这些都变成一些温和的希望。“我并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至少不会把假画说成是真的。”欧阳教授自语，似乎要对余先生有所交代。第一次参加研讨会，工作人员递上信封。其他几位熟练地放进裤袋。欧阳教授也学着他们往裤袋放，但偏偏今天这条裤子口袋浅，只放进去一半，留了一截在外面。这无疑让大家都感到尴尬。欧阳教授走到角落，把信封拿出来，捏小一点，再塞进去。这下裤袋又鼓出来，像长在外面的一个肿瘤。无奈，他只好再次拿出来，缩进了西装袖管里。在朋友的劝说下，他还买了一种高额的投资型保险。“可以留一笔给你儿子”，听到这样的话，他感到安定了很多。

　　他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变化，自己并不是个贪恋物质的人，一碗方便面配豆腐干就很有滋味，日用品也是简单为好。想到钱总那堆积如山的物品，那倒是一种受难，把人消耗进物品中。欧阳教授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些什么，仅仅需要给儿子买一套房子吗？余教授的白发又染白了他的视线，他在心上发现一处过不了的关，“我需要点尊严，至少要尊严地死。”

　　高中同学大鹏夹着书法集来了，头发留长了一些，穿着褐色对襟布衫。

　　“你从前不是卖保险的吗？”

　　“我现在是书法家了。知不知道现在艺术才是最火的。”

　　欧阳教授这才知道，从前的很多朋友都成了书法家。大鹏倒是苦练了几年，又结交了不少圈内朋友，顺理成章地上了几次展览。据他自己说，也算是小有名气了。有个老板看上了他的字，觉得大气周正，摆在家里聚财，便和他签了协议，每年给三十万，全部书法作品归那位老板。大鹏开玩笑说，“有点像被包养了，可不能给别人写字了。”“书法是什么，不过是心迹的震颤，是学养的流溢。”余先生的话老是冒出来。他觉得这固然不错，可总要先让自己站立，有一只自由的手可以握笔，欧阳教授希望自己不要那么迂腐。

　　大鹏带欧阳先生去参加古琴雅集。欧阳先生发现，好古之风果然盛行，听众里有不少汉服美女，盘高头发，插了几根金钗。他想起前几天参加一位书法大师的雅集，几位道袍美女开道，各执一个花篮，向天空洒着花瓣，雅乐奏起，大师这才缓缓出场。相较下，琴师倒是清素，跪坐席上，凝神聚气，正与古琴对视。大家期待了很久，他才悠然抬起双手，轻放弦上。谁知人群中响起一阵手机铃声，坏了这清净气氛。琴师修养好，只当作听不见，再次起势，右手挑抹了几下，左手正要走弦，另一部手机响了，这次是唱歌，“可是，张士超你这个混蛋，你带着姑娘，去了闵行，你到底把我们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你到底把我们家钥匙放哪里了……”歌曲声势庞大，八音齐奏，八个声部共鸣，还有人群中捂嘴的笑声。琴师的指甲在弦上扣出一句愠怒，停了下来，竭力保持脸部清冷的表情，“琴为知音人，还是请你出去吧”。弹了两曲，散了不少人，他们找到那位被驱逐者，“你这歌太牛了，什么歌，最近的那个神曲吗？我也要下载来当铃声。”

　　上午听琴喝茶，下午听琴喝茶，傍晚，欧阳教授碰到熟人买菜回来。对方很羡慕，说你这生活多好啊，天天听琴喝茶，多雅致。

　　“差点给雅死。”欧阳教授忍不住说了实话。

　　余先生的全集终于出版了，一共三本，包括他的论文集、诗文集，还有未完成的五代艺术史。研讨会那天，正好是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欧阳教授特意选了这个日子。

　　小会议厅坐得很满，圈内的专家几乎都来了。“这比先生追悼会来的人多太多了。”本来应该高兴，欧阳教授却感到有点扭曲的失落。

　　发言自然也是热烈的。有位老先生拿着话筒不愿放下，从庄子的艺术思想谈起，结合“二王”书法精神脉络，还有苏轼的文人画传统，沿着千年的历史数下来，一直传承到余先生身上，最后还站起来即兴咏了一首七绝。像喝完一壶好酒，他带点醉醺醺的得意，摆摆衣襟，才挺着胸坐下来。快到午餐时间，还有一大半专家没有发言，欧阳教授让学生拿个钟摆在桌上，到十分钟就轻敲一下桌面。为节约时间，吃完盒饭，大家继续研讨。有的人撑不住，半张着嘴，悄悄靠在椅角睡着了。听着他们或从容或激昂、或严谨或散漫的赞美，欧阳先生越发感觉羞耻，就像自己参加的无数个研讨会一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有的人，连先生的书都没有翻过”。他知道这想法有些刻薄。但他分明记得，自己是感觉良好的，尤其会后，总有些人簇拥他，夸赞他的发言“精妙”“在古典底子里陶蒸出自己的气象”。他的笑容不自觉冒出来，很想学着年轻人的样子，伸出手来跟人家“give me five”。现在，他苦笑了一下，原来最可笑的是自己。发言快要结束了，他掏出一张纸，前天写好的总结发言稿，密密麻麻像爬着一群蚂蚁，他念不出一个字。他把稿子折好，重新放回包里。

　　他站起来，举起先生的一本书，封面有一半是白色的，“你们知道余先生死的时候什么样吗？就这样……”他弓着身体，艰难地走了两步，“就这样，用一架板车拉回来的呀。”他走着，仿佛那架沉重的板车就在他肩上。

　　高铁上，欧阳先生抱着那株芭蕉，也是这样弓着身，像护卫一个新生儿柔软的躯体。

　　去年他在无锡相中一棵大芭蕉，朋友从树上分了种苗，培育到半米高。小蕉叶搭在欧阳教授脸上，有一股清凉。对座那位穿褐色皮衣的男人，怀里也抱着一瓶酒，与欧阳教授对视，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老兄，你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对面的男人终于说话了。

　　“不是。”

　　旁边的人开始议论，有人说像棵芭蕉，马上被旁边见多识广的人否定了，看那小心的样子，不可能是那种不值钱的东西。皮衣男人也加入讨论，根据他周游世界的经历，这应该是南美一种铁皮芭蕉，样子跟中国芭蕉差不多，价值可就不一样了，那东西金贵，据说能治疗癌症。

　　大家露出敬佩的眼神，看向他怀里的酒瓶。

　　“这可是我的命呀。1811年的伊甘，法国波尔多产区的伟大年份。”他轻轻抚摸了瓶身。为了这瓶酒，他专门飞去法国，拍卖场上竞争激烈，丝毫无损他的决心。为确保安全，他开了证明，专门为这瓶酒买了个头等舱座位。后来还是舍不得放下，在飞机上抱了十几个小时，“手都抱得抽筋，但想想和几位老友品评这好酒，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欧阳教授没有看他们，低头数着蕉叶上的脉络。

　　欧阳教授把小芭蕉种在屋前，培上些肥料，5月的天气开始暖和，草丛里开了些白色的绣线菊。

　　初冬第一次降温，芭蕉叶就全蔫了，过了几天，只剩一个光杆。“也许它过不了这个冬天。”欧阳教授还是用稻草小心包好，进屋继续收拾东西，他要离开了。

　　第二年春天，这里变成了工地，老房子都准备拆了，到处是挖掘机和工人。

　　欧阳教授回来的时候，正是夏天，芭蕉叶在他额头上摸了一下。他想起一句诗，“芭蕉心尽展新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