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婵（以下简称“孙”）：请您谈谈您的设计之道。
李少波（以下简称“李”）：我比较偏向简洁的设计，在传达信息意象的同时留给观者足够的遐想空间；几年前我整理作品，找出念培训班时第一张设计作业，那是以马为主题的一套火花设计，黑底画面中只出现了火焰般的马鬃和尾巴部分，马的头、身、脚等全部都省略掉了，非常简洁，你看从接触设计开始我的路子就已经很清晰了。
设计作品会体现设计师的审美取向及艺术趣味。我喜欢传统的设计智慧以及审美，喜欢我们的画、书、文、哲，这些某种层面上与设计相近互通。中国的设计哲学，基于深层次的人文关怀， 是一门既追求设计风格的整体性，又兼具微妙细节变化的注重设计作品与人文环境和谐关系的哲学，这是富有智慧的“度”在今天尤其珍贵。但我不沉迷于传统，我同样喜欢西方审美中凸现的理性精神，重视对象内在的逻辑秩序与科学。中西方文化不同，审美也有不同，虽然呈现的形态各异，但仍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我刚从丹麦回来时在北京花家地的“宜家”看到人挤人的热闹场景，觉得很震惊，看到一家老小在里面睡觉、吃饭、闲逛购物，可以感受到他们是真的喜欢这个品牌，不仅是产品、还有环境、服务，是真心的认同，甚至远远超过它在本国的认同程度。想想地球两端的文化居然那么轻易地就融汇在一起， 正说明了文化的相同性。文化的交汇需要相互以包容的态度来对待，作品要能够完美的结合中西艺术之长，在我看来，做“减法”比“加法”要高明，用朴素形式语言精准地传达美的信息，在简洁的画面之中包含丰富的内涵，形成巨大的张力，是我所追求的境地。
早期我的作品偏传统，随着对中国文化精神更深入地理解， 传统视觉符号不再是我设计时采用的主要表达形式。我不断打破自身旧的模式，后来则呈现出更加现代的面貌，追求设计语言的多元性，探索获取更大的设计自由。其中兼有东方与西方的意味，而这种变化，进一步强化了我作品简洁的语言风格，我认同密斯“少即是多”的现代主义思想，但更多是把它当成了一种方法和手段在使用，简单才是丰富，简单才能包容。
孙：请谈谈您的个人成长与学术历程。
李：我受家庭的影响很大，我爷爷和我外公都是学校的校长，家里很多老师和医生，父亲在政府里做事，很有才华，字写得很漂亮，母亲做医生，非常敬业严格。他们对我的影响一直都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影响越来越清晰。我设计的第一套字体，命名为“俊黑体”，就是取了父亲名字里的“俊”字，以此作为纪念。
在大学求学期间接触并喜欢上了设计，专业能力比较突出。每个暑假都在北京、深圳打工，平时也在公司兼职实习。临近毕业时除了留校还有去待遇优厚的国有广告单位的选择，我很犹豫，主要考虑做老师的话太单调，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几十年后退休的样子。也许是受家中的教师职业传统影响，最终还是成了一名老师。教了两年书之后，我意識到必须要有更多的实践才能当好一个设计老师，于是我作出了去当时设计的最前沿阵地深圳锻炼一段时间的决定。我像其他求职者一样，坐在人才市场的大屏幕前的地上盯着上面的岗位信息找单位，后来我去应聘时，他们不相信我是大学教师，后来还查看了工作证，他们问你跑出来干什么？我说只是想做点作品回去教书。一年后我积累了两大纸箱的设计成品，学校也催我回去，公司跟我谈条件要我留下来，我说我出来只是想做点作品回去教书用而已，现在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当时我的基本工资部分是每月一万元，在当时而言已经非常高了。但学校对我而言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深圳我收获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设计大奖——中国设计艺术大展全场大奖。回来几年后，设计界的对外交流越来越多，我有了出去留学的想法，但外语太差了，几乎从最简单的单词开始，慢慢捡起来，后来我来到丹麦设计学院做访问学者。很幸运碰到了很多好老师，我的第一个导师在看了我的作品集后，直接带我去见了系主任，系主任说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你可以在这里教书。后来的老师还有的帮我引荐杂志社访问，最终我被介绍给了当时担任国际平面设计协会主席的麦文·科兰斯基（Mervyn Kurlansky）当助手。麦文先生是著名的五角形设计公司创始人之一，我每天都要坐快两个小时的火车去他在海边的工作室，每天就要花掉四个小时在路上。期间，我两次在国际项目的成功竞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得意于西化的表现语言，但麦文说：“本土文化对你更加重要。”麦文是英国人，但他来到丹麦后，致力于推广丹麦设计的本土化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麦文所倡导的态度，树立了我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回国后我有机会去中央美术学院教学，但期间正好看到王敏老师招收博士的信息，他在回国前担任Adobe的设计总监，任教于耶鲁大学。可以说是学术与实践两方面都很厉害的人物，王老师从美国回来，与我所了解的欧洲设计正好形成互补，对我帮助很大，所以跟随王老师学习，当时他担任学院院长、主持奥运设计、世界设计大会等工作，我都有机会参与其中，这几年求学艰辛但对我帮助很大。在我的专业道路上，我还要特别提到另一位中国的大师级人物——王序，他很早就鼓励我推荐我，对我非常信任，我这些年有幸参与了他的很多项目，得到他的指导，并通过创作合作的方式与他交流学习，跟他一起工作其实是很有压力的，但对我的专业非常有帮助，老师们的专业精神、思想、品格是我的一辈子宝贵的精神财富。
孙：您为什么选择了当时还是冷门的字体设计研究？
李：在我读博士期间，信息设计是刚刚引进国内的新兴专业，发展前景可观，当时老师想让我来搞这门课程。如果我此时介入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但我却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而是选择了专业发展前景并不为人看好的字体设计与研究。
汉字的字体设计耗时费力，研究难度大，生存压力大。就字符数量而言，一个汉字的基本字库至少需要6000多字。多则以万数计，还有汉字字形也异常复杂，需要一笔一笔的设计，既要考虑风格特色，还要考虑规范统一，设计难度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字体版权很不受重视，这让字库难以凭设计生存，这些因素导致字体设计和研究变成了一个鲜有人问津的领域。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是因为没人做但需要人做，我在国外看到“typography”在设计课程体系中是十分重要的，既是基础课，又是核心课。西方很多设计都是用字体作为主体元素。而中国的设计中却缺失这块，从教育、设计实践到社会产品层面都做得非常差。没有字体，仅有图像就少了一条腿。何况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字王国啊，汉字对于社会、文化、经济都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必须要有人来做，我也自信自己可以做出成绩。
另外也是因为喜欢，我第一个专业奖是中学时获得的书法奖，与字体有关，因为喜欢所以从未考虑过未来的生存问题，这些年来，我一直探求字体设计的深度和广度，主持了方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项目《新黑体字库研发》，以及《中国汉字字体设计演进研究》《中国教科书专用字体研究与设计》《字之城——中国城市文字字体研究》等项目，策划并主持了多次最重要的字体设计论坛、研讨、竞赛。为推动汉字设计走到今天的遍地开花的繁荣局面做了一些工作。不过，字体只是我设计的一部分，我的领域还涵盖了品牌形象、包装、空间设计等，这几年也做了一点当代艺术领域的东西。
孙：您如何感受与理解字体设计？
李：一沙一世界，一字一乾坤，字体设计就是在字里行间做学问。汉字艺术成就很高，影响也非常深远。字体是文字表现的语言形式，每一种字体都蕴含着生命力，无论是书写抑或印刷，背后都包含着书写者、使用者的情绪表达，所以选择字体是有学问的，不同的字体在应用时也有相应比较合适的范围，比如标题可能选择笔画端口方直的黑体，正文适合用宋体，而写轻盈的文章或诗歌，仿宋体以其娟秀之美更合适文字内容情景。这些有时候又会随时代、技术、潮流的变化发生变化，比如黑体现在也变为通行的文本字体，尤其在屏幕上几乎一统天下，美术字在商业设计领域再度复兴。从字体本身的功能来看，最好的字体自如地承载内容，它不需要说话，也不要跳出来，只是静悄悄地在那儿，传达了文字里的内容，这就是最好的字体。
孙：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设计教育体系现状？
李：缺乏科学的方法、内容老化、理念落后、管理僵化是我国设计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设计是一个与时尚与应用十分紧密的学科，知识更新快、对接社会紧密、跨学科特征明显，而我们的设计教育起步晚、干扰多、包袱重。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在美术设计教育中应该做重点突破。
浮躁的社会环境、功利化的人才标准对学校冲击很大，鲍尔先生在对美国的大学进行反省时说道：“如果它是以培养对精神生活淡漠的人才为目标，它将很快就失去大学的本真意义。”对国内的设计、美术教育来说树立艺术家的独立思辨、社会责任、价值理想非常重要。学校是个象牙塔，要靠生产先进的知识引领社会，不能太过社会化、江湖化；更不能被世俗、权势所左右。在面向市场的同时，应该清楚自己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有损学术的尊严，那就不是教育体系要有的姿态。
教育质量其实最关键的地方还是在于老师和学生。教育就是有关人的教育，教育活动的主体是老师和学生，所以老师和学生的质量决定了教育的质量，把好这个关，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传统的工艺教学向现代设计教学的转型。但体制层面的约束影响了教师队伍、生源质量的提升的速度。
我们最早是学包豪斯，学的主要是内容，但方法理念没学到。现在我们应该反过来，多学点内在的，这也是“鱼”和“渔”的选择，但也不是说就不要“鱼”了，因为我们缺的太多，所以既要理念、也要内容，一边吃，一边钓。才能长远发展。在这一点上无需刻意强化中式或西式教育体系，有用就学。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带动了设计的快速发展，设计教育以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和不断地向前，倒逼设计的改革，任何的观望者都只会被潮流淘汰。
孙：作为新一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您怎么看美术学院的功能？
李：一个学院担负着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知识创新以及文化传承等使命。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是湖南美术界的学术标杆，多年来引领了湖南美术与设计的创作和研究、美术教育发展，培养的学子遍布全球。我们的师资力量雄厚，有一批在湖南省乃至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和学者：如聂南溪、朱辉、钟以勤、殷保康、曾晓浒、颜家龙、苏宇、朱训德、曾正明、王金石、陈和西、曲湘建、郑林生、谢芳、莫高翔、孙泉、段江华、刘永健、吴荣光等，这批专家学者构建了我们学院的社会影响力，也为美术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自信。
要发挥好学院的作用，首先要建设好学院，现在美术学院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要重新定位未来的方向，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搞发展做学术不能局限于湖南的视野，而是结合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趋势来思考学院的发展。搞艺术不能做井底之蛙，办教育更要视野开阔，湖南的美术学院应该在全国产生更重要的影响力。我们要有与专业美院比肩的目标，所谓“取法乎上者，得乎其中”，这不是不可能，在某些专业方向上我们已经具备一较高下的基础，我们虽然是综合大学里面的美术学院，相比专业美院，综合大学里的美术学院是有先天的限制，但也有先天的優势，国外最强的美术学院很多就是我们类型的学院。教育发展变化远比我们想得要快，很多层面的改革不是按既有模式进行，我们看美术学院的发展如果还是经验主义的那套就落后了。
我们要清醒认识自己，发挥已有优势，弥补缺项。对内首先要建设好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一支兼具艺术家和教育家素质的师资队伍。这支队伍决定了学院的水平，教师是国内一流，学院就是国内一流，其次是学生生源质量，扩招之后，精英化的培养已经更多变成了社会教育，但提升生源品质是一个必须的方向。在教学体系中，我们要完善学科，改革模式，发挥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能动性。营造有利于老师和学生最大程度发挥创造力的教育氛围。
对外我想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专业资源，尤其要加强教学的国际化程度，这两年我们已经与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美国视觉艺术学院、德国奥芬巴赫美术学院、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悉尼大学美术学院等院校达成了合作协议，开始推进和探索国际合作办学，现在每年学院有大量的国外艺术家来讲学交流展览。我们也有很多学生出去学习。我们自己也要走出去，作品、科研都要往外走。中国有伟大的思想和艺术，应该让世界学习。米开朗基罗84岁还在讲“Ancora Imparo”，意思是“我仍然在学习中”搞艺术就该这样，要学习首先就要虚心开放，我不喜欢一天到晚的之乎者也，我是实用主义，别人好的地方就学习，但也不崇洋媚外，对于我们的文化与智慧，我甚至比那些之乎者也们更自信。自信到了不需要挂在嘴上天天念的程度。
“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设计之物承载了设计者的精神。设计就是在“道”与“器”之间遨游。李少波的设计作品，凝结了他的人生理解与艺术经验。他根植传统，深具匠人精神，又放眼世界，从容不迫，厚积薄发。一个优秀的设计者在本质上也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因而，从器物的营造到对教育与社会的关怀，也成为李少波不可或缺的思维阵地。作为一个美术学院的院长，他不仅在思考，也正在努力去开拓，这是他新的设计任务，我们拭目以待。“法乎其上”是设计师需要恪守的准则，只有毫不懈怠、不畏挑战的强者，才能时刻保持否定自我、更新自我的积极状态，才能迎来一次又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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