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尼·巴芬顿

　　公共艺术是世界各地组成社区的重要部分。公共艺术的用途很多，包括纪念重要的人物、历史事件、强化一个概念、为大众打造一个娱乐性的休闲聚集地等等。Levinson （1998） 认为在选择纪念哪个历史人物或是哪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会造成社区内部的争议。而且，由于制作公共艺术作品偏向使用持久性高的材料，它们的价值与寿命往往比当初决议设置或是创造作品的艺术家还要长。但是，我们的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变革而改变，对于现存公共艺术设置的适当性多少会引发争议。美国最近就针对南北战争有关的联盟纪念碑和纪念馆废存与否的相关的议题引发激烈争执。

　　许多学者认为，公共艺术的定义仰赖观众本身与艺术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艺术的意义在于众人对作品反应的心态而不是作品本身组合的元素要件（Knight， 2008； Miles， 1989； Cartiere & Willis， 2008） 。公共艺术的概念，不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的，或是显著的，我在这篇文章将从以下几点来探讨。首先，我对公共艺术作品的定义是，它是由人创造的，并公开免费地提供给该地区的居民观赏。公共艺术的艺术表现可以是传统的、也可以是非传统的；公共艺术可以由艺术家或由其他社区成员集体创作；公共艺术也可能具备与观众互动的机制。公共艺术的社会功能是透过与观众的互动来影响观众的看法与信念。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市（City of Richmond）中心竖立许多大型的公共艺术。最醒目的是一组以美国内战期间南方邦联联盟军领导为主题的五座雕像。这五座雕像在美国内战1865年结束之后才建立。当时的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些雕像，除了纪念这些领导的成就之外，也企图向未来的世世代代提醒战败的南方邦联政府所追崇的价值思想。这些大型的、宏伟的、庄严的纪念碑上的将军们，有的骑着马、或坐或站、有的挥手、有的沉思。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市在1861年至1865年间是南方邦联联盟国的首都。当时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的住所，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当地的史迹博物馆，受到特别的保存。（见图1）

　　一、当时的历史背景

　　我们得从美国历史的角度来检视才能真正理解这些雕像的意义。1776年美国以自由与平等为建国的宗旨。但是，事实上，在英国殖民的1607年到1865年间，奴隶制度在美国某些地方是合法的。19世纪美国积极扩展领土，南方的新腹地以种植棉花为主，仰赖引进大量的非洲黑奴来提高棉花的产量。邻近南方非棉花产业的地区也把奴役合法化。蓄养黑奴逐渐成为南方的生活模式。南方各州坚持奴役制度与北方各州持反对奴役的意见相左，对峙的情形越演越烈。1871年，南卡罗莱纳州首先宣布独立，脱离美国政府。这个消息一传出，同样地处于南方的十个州政府立刻跟进。与南卡罗来纳州共同宣布成立美利坚联盟国，又称为邦联（也叫同盟、联盟）。分裂初期，北方的联邦军极力坚守当时驻扎在南卡罗莱纳州的三个要塞。1861年4月12日，南方邦联联盟军领袖杰佛逊·戴维斯下令，派遣皮埃尔·博雷加德部队炮击桑特堡（Fort Sumter）。南北战争就此爆发，一直到1865年5月9日才结束。

　　内战期间，当时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1月1日颁布《解放宣言》，下令所有被奴役于南方邦联各州的人都可以重获自由，并承诺被释放的奴隶可以加入北方联邦军。此举激怒南方人，坚持与北军继续对抗。虽然大部分的内战发生在美国的南部，但在南北边境各州以及北部各州也有抗争。比如，最著名的是在1863年七月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战事。美国内战于1865年5月9日结束，联盟军（北方）胜利。战后立即修改美国宪法，严禁并取缔奴隶制度以保障非裔公民的身份，进一步授予非裔美国人公民投票的权利。

　　内战结束后，南北双方再次合并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建设国家。林肯总统特别指示允许战败的邦联战士返乡，并且免除他们被逮捕或监禁的罪责。南方各州由于战争的破坏，片片废墟需要很多的人力合作与决心才能重建。林肯希望藉着特赦邦联军队的举动来凝聚南北力量，重建南方。也因为这股“重建新家园”的信念，美国南方各州州政府更加重视公共空间的规划，精心地为新城市设计的发展投注心力。

　　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代”，许多城市进行重建，南部各州也各自有新的发展。也是在这个期间，以前拥护邦联（联盟）的人开始掀起一阵史学家称为“败局命定”（The Lost Cause）的风潮。这个起始于大文豪波拉德的1866年的同名著作《败局命定》（The Lost Cause）的运动，刻意透过文学的形式，散播对美国内战的目的与奴役事实不符的假版本。许多以‘败局命定为主题的书籍和文章在联盟社交圈里广为流传。从历史的经验得知，经常是战胜的一方负起撰写历史的责任。然而，南北战争之后却呈现不同的情况。战败的邦联军拥护者自己建构有利于南方、为南方脱罪的虚假历史。对导致南北战争的原因、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发生的事件的陈述十分偏颇，甚至与事实不符。虽然不同的作家学者，用不同的语境来描述，但“败局命定”的主题离不开两个原则：一是歪曲历史事实、二是厘清奴隶制度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奴役制度是提供被奴役者生活基本需求的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而且，被奴役者普遍满足他们的生活。南方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它会被北方军击溃是因为北方运用残酷的军事战略，南方军绅士派的战斗当然不敌北军的无情。他们也坚信内战的主因在于对国家权利南北分配不均的意见不合，而不是因为奴隶制度（加拉格尔，1995；麦弗逊，2007；诺兰，2000年）。事实上，“败局命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Jubal Early 中将早在1867年把南方奴隶们描述为：“……和其他世界各地的劳动阶级一样的快乐与满足，甚至犹有胜之”。

　　二、里士满的纪念碑

　　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社会环境氛围下，前联盟国的首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在战后刻意规划兴建联盟军领袖的雕像。从1890年建立罗伯特·李纪念碑。这个雕像建于李将军去世20周年，它的成立反映南部邦联军的理想以及对未来南方的憧憬。罗伯特·李纪念碑是市里最高、最雄伟的公共艺术。李将军出身于弗吉尼亚州，被公认为是一个坚强勇敢的联盟军领导者而倍受尊重。这个雕像造形庄严，描述他骑在马上，仿佛正在巡视他的部队，或是正在前往与其他将领会晤的途中的模样（见图2）。李将军是一个广受欢迎的邦联领袖，他在1870年去世后没几天，相关单位就有打算以公共艺术的模式为他设立纪念碑。但是因为这个项目由两个不同的团体主持，在过程当中增加许多协商的困难度，费时20年才筹到从私人捐赠、州政府、与地方税拨款募集的足够资金。负责的委员会特地聘用当时极为知名的法国雕塑家马吕斯，让安东尼梅西耶（Marius-Jean-Antonin Mercié）。他融合坊间无数李将军的塑像中找寻最栩栩如生的特质来呈现李将军生前的神态。雕塑完成之后曾在法国做短暂的公开展示，才漂洋过海运送到美国。这个公共艺术雕塑是里士满市第一个新开发地区的地标。1890年5月29日揭幕的时候，里士满市的人口大约是80，000人。但是据当时的报纸得知，那一天参加揭幕的人数估计是100，000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远远超过里士满市的人口。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同一个时期，美国南部许多地区和里士满市一样，也努力筹措经费新建其他联盟国领袖纪念碑。Loewen（2007）指出，绝大多数南北战争的纪念碑都是向那些战败的、失去荣誉的联盟军领袖致敬。而且，这些纪念碑的地点以美国南部为主，极少在北部各州设立。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其他联盟军领袖的纪念碑，在李将军纪念碑设置之后不久也陆续成立。1907年，相隔只有几天的时间，南方军骑兵指挥官 J.E.B. Stuart以及南部邦联的前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荣誉纪念碑陆续成立。1919年，联盟将军Stonewall Jackson的纪念碑建在纪念碑大道 （见图3）。最后一座联盟纪念碑完成于1929年，纪念联盟海军领导Matthew Fontaine Maury。

　　因为纪念碑大道的位居市中心，腹地很大，许多行动艺术家常常运用“艺术介入”的手段在这个十分显著的地段展示作品。虽然大部分的介入行为以涂鸦表现，然而，其他艺术家也以不同的媒材来“介入”。象是Knitorious M.E.G.以编织为主的作品。（摄影：梅兰尼.·巴芬顿博士）

　　三、纪念碑的影响

　　这些纪念碑的影响力到今天仍然非常大。因为，他们的存在加强了“败局命定”（The Lost Cause）的企图、延续并重燃内战前后南部各州伪造历史的集体记忆。此外，罗伯特·李纪念碑设立之后，里士满市把纪念碑大道临近的住宅区重新规划；沿着林荫大道，绿草茵茵的大豪宅比比皆是，在纪念碑大道两旁伸展开来。甚至在战后初期，里士满市特别制定法律，运用约定俗成的方法，限制只有特定的权贵人士才可以进住大道两旁的住宅区。这些权贵不受任何法令羁绊，可以随时随地在人行道上行走自如。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历史纪念碑代表的价值意义，它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对当代美国社会实践自由平等的建国宗旨的理念是一股让人困惑不安的暗流。雕像的屹立不倒代表奴役制度的正当性、违背21世纪人人平等的价值仍然存在。尽管雕像完成后，当地居民向有关单位质疑这些纪念碑以及它们继续宣扬南部邦联的理念的价值，完全违背美国建国的精神，里士满市有钱有势的白人团体却刻意忽略这些反对的声音。《星球日报》是南北战争之后里士满市非裔美国人的报纸。1890年，在李将军纪念碑揭幕仪式不久，《星球日报》有一篇文章发表声明，认为联盟旗是“...叛国军的旗子”，应该停止悬挂盟旗（佚名，1890A）。当时报纸也写道，李将军纪念碑流传给里士满市未来公民的只有是异化和叛国（佚名，1890b）。

　　四、最近的脉络

　　多年来，不光只是里士满市，甚至美国南部许多地方都竭尽所能努力纪念联盟领导人。除了大量地设置尊崇联盟军的公共艺术作品之外，那些反对人人平等的团体，更不择手段地以联盟军领袖或是反对废除种族隔离的活跃人士为新学校的校名。也许是对民权运动的极端反应，这种继续宣扬、纪念与联盟军有关人士以及它的理念的想法仍然十分活跃。这个情形在里士满市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其中，1971年成立的哈里.伯德中学（Harry F. Byrd Middle School）就是一个例子。哈里伯德是弗吉尼亚州的前参议员，他设计一套教学系统，积极反对、抵制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政策（WISE，2016年）。放眼望去，整个里士满市，许多街道、社区、甚至是餐馆都以联盟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坦白说，虽然它们代表的意义与当代的价值对立，这些随时可见的人名，无形中助长把这些将领们在南北战争时期的行为合理化的风气。

　　2015年6月17日，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一名年轻白人走进历史悠久的非裔美国人的伊曼纽尔非洲卫理教教堂。这个年轻人参加圣经班一小时之后，对读经班的同学开火，杀死了9个人。其中包括年长的资深牧师和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委员。被捕的次日，这位21岁的年轻人提出声明，他希望他的行动可以成为美国种族战争的开端。事件发生后，根据新闻媒体陆续提供相关的线索与图像显示，这个年轻男子经常在社交网站上拿着联盟标志，并积极参与“白人至上”种族优越的运动。

　　民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在即将发表的报告中显示，全美至少有1，170个与联盟符号有关的项目由公有税款支付（Blinder，2016）。查尔斯顿市发生的屠杀事件让大众重新思考联盟军标志在美国南部普遍存于纪念碑的代表意义。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年轻的行动家，布雷纽瑟姆（Bree Newsome）在2015年6月27日自己爬上旗杆取下联盟旗。这个事件也促使南部的其他市政府重新考虑当地既存的联盟纪念碑的适当性。比如，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议会投票决议移除四个大型联盟军的纪念碑（见图4）（Brumfield & Ellis， 2015）。新奥尔良市市长表示，这些普遍可见的联盟标志极可能是激励查尔斯顿屠杀事件的因素之一，因此，“新奥尔良的市民有纠正错误历史的力量，以及推动城市向前迈进的权利”。不过，也有反对者正在进行诉讼，防止纽奥良市移除这些纪念碑。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里维埃拉滩（Rivera Beach）决议老迪克西高速公路（Old Dixie Highway）的一部分改名为奥巴马公路。在讨论这个决定的时候，里维埃拉滩市长指出，“迪克西”这个名词，“长期以来是种族主义的象征、是三K党的象征、是焚烧十字架的象征，如今，我们正迈向新的一天，一个新的时代。”（Izadi，2015年）然而，近几个月来，许多州政府已经放慢、甚至停止他们想要改变现状的努力。相反地，一些州政府，包括弗吉尼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纷纷介绍保护联盟纪念古迹的法案，让日后想要改变它们的努力难上加难（布林德，2016年）。

　　根据我在文章一开始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纪念碑本身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它们所处的社会氛围。因此，美国南部的许多城市目前面临了与这些由仇恨和压迫组成的公共艺术抗衡的窘境。我注意到有三种主要处理方式：一、保留纪念碑，学校名称等现有的原貌；二、把它们搬迁到一个集中站；三、在现场设置标语牌解释纪念碑的缘由，并有增加更多纪念碑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要考量如何透过公共艺术来缅怀过去，还要创造对未来的愿景的话，我觉得，在三个选项里，第二个和第三个的可行性较高。因为整个里士满市以及美国南部各州对这些推崇联盟军的纪念碑的意义诠释十分狭窄，陈述着“败局命定”虚假的历史版本，它们必须重新梳理脉络、厘清问题。设置反映当代时事的纪念碑将有助于层层解析、透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同时，对于一些因为不当的图像、符号、标志而造成观者心理创伤的纪念碑，做出果断的决定，尽可能地把它们摈除在公众场合之中。

　　的确，建立符合时宜的共识与接受改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然而，里士满市的纪念碑大道对于美国内战前后的历史陈述，必须多元地囊括更多诠释的空间以及不同族群的经验才有意义。虽然，纪念碑大道在1996年增加了宣扬人道主义的网球明星阿瑟·艾许（Arthur Ashe ）的纪念碑（见图5）。对里士满市民而言，这个雕像对于南军领袖雕像系列独断呈现的“败局命定”的虚假历史，起不了任何醒思批判的作用。事实上，市政府当初设置艾许纪念碑的决议也遭遇许多当地居民反弹的激烈情绪。有个白人说：“艾许的纪念碑会破坏整个大道特殊的意义。大道上的雕像要凸显的信念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Hickey，1996）另一名非裔居民评论说：“如果（在纪念碑大道）可以看到一个黑人雕像，那么，对我而言，这个大道的意义这远远超过马匹与大炮。”（Hickey，1996）的确，我赞成里士满市应该广泛地研究妇女以及其他种族在南北战争时期的经验，让他们的事迹也在纪念碑大道上占有一席之位。比如，里士满市可以借镜纽约市设立Harriet Tubman的经验。纽约这件作品除了尊崇女性乐于助人的美德之外，也让人感受到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在南北战争的历史中，来自里士满市有名的女性包括Elizabeth van Lew and Mary Bowser。她们在内战时为北军的间谍，潜伏在里士满上流社会中。是一段值得宣扬的历史，也颇富教育意义。我认为，当前里士满市、弗吉尼亚州、以及其他美国南部各个城市，必须认真思考这些持续崇敬联盟标志、反对平权的公共艺术的恰当性，以及它们对大众传递的讯息可能带来的冲击。

　　（翻译： 陈怡倩）

　　（作者单位：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艺术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