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茂椿

　　

　　湖南新晃人。曾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文学分会常务理事，省侗学研究会副会长。省作协会员。在《文艺报》《民族文学》《创作与评论》《湖南文学》《芙蓉》《湖南日报》《山东文学》等数十家报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放飞》和散文集《苍山血脉》。散文《来宝》入选中国作协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侗族卷》，散文《依稀凤凰》获省民族团结进步行动组委会“锦绣潇湘·民族情”征文一等奖，诗集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文学分会第二届风雨桥奖。

　　辛苦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在夜色降临前，从高山田坝收工归寨。挑着担子的，扁担扇动如翅，一闪一闪，咯吱咯吱地响起。耕作田土的，肩扛犁耙，跟在粗粗壮壮的黄牛水牛后面，迈着有点疲累的步履，在寨口不慌不忙地归来。牧归的少年儿童，打闹着驱赶牛羊，呼牛唤羊的声音细嫩、时快时慢。有的使劲地拉扯拴在牛鼻子上和套在羊脖子上的棕索，牛羊的腰部都饱胀着，很有成就感。妇女们行色匆匆，大多手挎大大小小的竹篮，里面装满了人吃的菜和煮猪潲的菜。

　　稍后，山寨弥漫开锅碗瓢盆的合奏和饭菜的香味。进而，畜禽沉寂。萤光闪闪。夜鸟轻吟。

　　我从少年到青年阶段，这幅山寨夜归图日日进入眼里。此中，我做过挑着谷子、红薯或木柴的挑担者，做过几只山羊的牧归者，也如妇女般提着个大竹篮，在溪畔田边打猪菜。归家后，也参与了家务事的劳作。

　　我喜欢当年的夏夜，那些乐趣令人回味。

　　皓月当空，吃过晚饭的小伙伴们溜出家门，相约在寨边“打仗”。模仿着看过的几个战争片，大家学着里面的人物躲躲藏藏，率先发现者手指对方，“叭”地一声，被“打死”的自觉走出。在月光下，被打到的人一个个出来，待一方将另一方“叭”完，才开始新的游戏。

　　男孩女孩玩在一起的，是个拉人的游戏。将人分成两边，以人数与力量大小几乎均衡相分。比赛开始，挑战的一方面向月亮，拖着长腔：

　　月亮光光

　　讨碗米汤

　　接着，挑战一方领头的站出来，向对方领头的煞有介事地发话：“满婆，你家的花狗崽打泼了我的米汤。”“你要囊个办？”“要你赔个花狗崽。”“你要哪个？”“我要某某。”说完，就去拉被点名的人，拉过来了才算数。拉不动，则换人挑战，将对方的人拉完，才胜。

　　拉人游戏还有一个玩法。挑战方手拉着手唱：

　　我们想捉一个人

　　我们想捉一个人

　　应战方也手拉着手，迎面向前唱道：

　　你们想捉什么人

　　你们想捉什么人

　　报出名字的与挑战方的一人相拉，接着由减少人的一方继续挑战。一方将另一方的人拉完，游戏毕。

　　有时，我们也喜欢去寨口洒溪的拱桥上歇凉。虽是盛夏，却凉风习习。大人们坐在桥栏上，谈天说地。不时，响起蒲扇啪啪的驱赶蚊子的声音。有的青壮年不愿闷在家里，卷个竹席哼哼唧唧而来，以桥下的水泥台阶为床，在潺潺的水边入眠。

　　早稻收割后，生产队的晒坝上堆满稻谷。谷未干，还不能送到粮站上交国家，也入不了粮仓。大人们将谷堆在场上，用石灰印上“生产队”几个字，就相當于贴上了封条。每个深夜，生产队都安排两个人在仓库守谷。我十三四岁时，也拿过守谷的工分。说实在的，这守谷，其实是去睡觉。因为当年，我们那里极少发生盗窃。夜深了，我与一同守谷的老农晒够了月亮，实在没有精神讲话了，才睡在几无遮拦的楼板上。我正是欠觉的年龄，在这地方却很难睡得踏实。睡意朦胧，偶尔清醒时，发现飞蛾蚊虫在头边飞舞，制造出一些噪音，忽远忽近，扰乱睡意。所幸的是，四周，飘荡着一阵阵带着我们汗味的谷香。丝丝晚风，抚在脸上，送来柔柔的清凉。20米外的洒溪，永不停息地来来去去。晒谷场仓库上的夜晚，充满着寨旁溪边给我营造的丰富想象。我发现这些晚上的时间走得很慢，有时毫无知觉地停在了某一时刻。楼后山坡上的林涛，像来自远处的老人的低语，苍茫幽邃，并时隐时现。

　　寒冷的冬夜，大多数人是呆在自家的屋里，但也有互相串门的。有的人家为人好，家里的火铺宽敞，柴火也舍得烧，便有左邻右舍或更远的人上门“向火”（烤火）。我在寒假的夜里，喜欢去几十米外的舅公家向火。舅公是我母亲那时年60多岁的舅舅，年少时出过远门见过世面。凭这点，他那常有人去向火。他的家非常简陋，孤独一人，几间黑屋。最好的一间是储物间，这间房有个对街双开的大门，但从不对外打开。他睡在楼上，一架便梯藏在一扇黑咕隆咚连通灶屋的门后。虽怀着极大的好奇，我也从未上过他的黑楼。在楼下推开他进屋的单门，便是灶房。一个老灶经年不用，灶前的地上挖了一个火塘，做饭吃饭，都在这个地方。向火也是在这里。有时，我去得比较早，舅公还在炒菜。热热的黑铁锅，在他放入极少的菜油后，腾起几丝青烟和油香。当带着些水滴的青菜唰地入锅时，刹时就有噼啪的爆声响起。极冷的天里，他蹲坐灶前，捧着个米饭杂粮满钵的大碗，在火塘青架上的锅里夹菜，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当然，装饭前他总要问我一声，再吃一点不？

　　在舅公的家里，我听他说得最多的是一些过去的事情。我很喜欢听他摆古。在我外出读书那几年的寒假，他也喜欢到我家去向火，但多数的夜晚是我去到他的黑屋。透过柴火的青烟，无论有无外人在场，他都喜欢一次次地向我发问。我们求学在外的吃、住、行以及学习、社交等等情况，都是他很感兴趣的话题。有时，他爱将自己当年闯山外的情况与之对比，不时发出些难以预见的感慨。有的想法，他曾用山歌的调子哼唱过，可惜我当时没有记录下来。

　　那些个夜晚，寨内的人吵场火（吵架）的情况极少。人们好像不太喜欢吵场火的人，并不管你有无道理。山寨的和谐，也没有受到哪家大人对做不好事情的小孩的责骂声的影响，即使声音很大，传得很远。对这些声音，邻居总是报之一笑。

　　当年，最影响山寨生活和人们思想的，是挂在公社旁边古树上的两个大大的喇叭。喇叭响时，几公里外都听得见。远一些的大队小队，还给牵去长长细细的广播线，在一些农家的堂屋里，安上功率不大的小小喇叭。我听得最多的，是本县广播站的新闻和转播上级联播的新闻。条件较好的大队，还备有扩音机，用于读读语录，发布集体劳动的通知。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电视逐步普及，大小喇叭才一步一步退出了山寨的历史舞台。

　　从那以后，迷蒙的月光下，又出现了千百年来山寨就存在的腊曼娜耶（男孩女孩）学歌谈情的景象。被禁了多年的民族传统玩山恋俗，得以恢复。山坳溪旁寨边，青年们以歌传情，找回了淳朴自然美好的感觉。

　　在人生的岁月里，许多夜晚，许多声音，不断地苍老在一些痴情的心空，马不停蹄地远去了。而有的声音，在一切都老去时，却依然新鲜如旧，恍如当初。我觉得，生命里有的声音，渗入了灵魂，不论人们步入何时、何地，都将伴随着他们的一生。

　　不知道在您的耳畔，是否还有着那些声音？

　　远 方 无 声

　　幼小的心中没有远方，盼望的，是早一天长大，像大人们一样生活。

　　大约在小学二三年级，我始学农家功课。每天除了上学，我养过步履沉稳的土鸭、洋鸭和白白的曲项向天歌的鹅，养过早上牵出栓在树丛、放学再喂饱拉回家的山羊，打过猪菜，圈养过好动的眼红红的小白兔。三四年级的夏秋时节，为了增加家里冬柴储备，我每天放学都去砍柴。

　　最初的劳动新鲜快乐。从窄小的街、简陋的学校，到田坝、溪沟、高山，拓展了生活的范围，特别是小小年纪能为家里做点事情，那种快意难以形容。我砍柴是跟外婆学的。妈妈在生产队不能请假，外婆就是我的直接老师。在岑美坡上，六十多岁的外婆告诉我，面对整座山林，如何挑选砍柴的最佳位置。然后，告诉我哪些柴最好烧，如麻栎、黄檀、青冈树，木质硬扎，有的还含有油。她还特别跟我说，杉树、枞树是万万砍不得的，砍了就等于偷了集体的东西。涨水时节，生产队会将砍在山中的杉木、枞木，从溪水上漂放下来，外卖换点收入。我在家煮饭时知道，杉木枞木好烧，但只能按外婆讲的，仅可削一点捡一点枝枝丫丫。砍柴难学的是用枝条做绳，木质太脆，往往绳未做好就断裂了。我最喜欢用麻栎树做绳，树干枝叶怎么拗、怎么绞都行。砍柴最累的恐怕是挑柴，好砍的时候，一阵子就是大大的一担。繩做差了会断在路上，捆得不好时短柴会鼓爆或掉下。路途遥远时，过沟、上坎、换肩，都让人不是脚酸就是肩痛。记得有一次，柴没砍好就狂风大作，我们匆匆忙忙捆柴挑上回家。在一个转弯的地方，一阵狂风吹来，把我连人带柴掀下土坎，在斜坡的红薯地上打了几个滚。爬起来，我顾不上出了血破了皮，用扦担插入未散开的柴捆，手足并用，一点点爬回路上。我没有流泪，反而为自己的坚强，兴奋了好久。

　　与同学一起砍柴，使我得到更多快乐。每天放学，我们相约前往。最远处到了洒溪里面的岗斤透，还有沛溪的沙子湾，去得最多的是岑美坡到麻栎山一带。如果放学较晚，我们肯定到岑美坡的山脚下去。这里没什么好柴，但近，路也好走。面对弯弯扭扭的枚秀械或夹杂着的羯鸡窠，柴刀也好，镰刀也行，一路砍去，天黑前总有一挑回家。有时，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几个同学没带斗篷。但大家总说，困难难不倒“英雄汉”，马上在较高较密的枚秀械与羯鸡窠中，砍出一个个藏身之处，像战争片中掩体里的战士，高一声低一声、你一句我一句地唱歌。乐不可支时，大家站出来淋雨，用侗语汉语的音节，发明创造谁也没听过、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当然，我们也有过害怕，高山上的毒蛇猛兽，夜色里的“妖魔鬼怪”，逼得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都快手快脚。夜幕快降临时，我们大声疾呼、奔逃般地向着有一点灯火的寨街奔去。如果黑暗的山上传来一点异响，我们的每一根汗毛，都会感到特别的凉。过后，这又成了我们私下的笑谈。

　　再大一些时，我不得不独自去做一些农活。生产队分的自留地，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有过几次小小的调整。父母一般没空做技能不高的活，那有宽有窄、离家有远有近的土地上，便时常留下我劳动的身影。挑东西上山时，每遇路陡的地方，我将气一憋冲上去，以练习身姿的矫健。在寨边的地里劳动，周边时有人们来往，没有半点悬念。在叫拱团的地方则有一点害怕，山头和对面的半坡露出大大小小的坟墓，云低天晚时阴森森的十分恐怖。幸亏不远处有个小小的邮电所，给我壮了不少的胆。在洒溪边、生产队仓库背后山上，我家那块最大的自留地，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做得最多的，是挖土、挑粪、挖洋芋、挖红薯。我最愿意在太阳光下去那儿挖土，藏上一本可读性不强却好不容易搞到的课外书，扛上锄头，连斗笠都不戴就去了。虽然不远处有一些坟，但我并不太怕，一是这儿的菜地里时常有人，再是对面坡上、下面坝上劳动的大人总在我的视野里。我挥舞铁锄，做几个想象的武术动作，一口气挖到某个地方，便把锄头架在稍高的土堆上，坐在锄头把上，拿书轻轻地翻有味地看。有时翻上一阵，就抬头朝远处眺望。对面岑美坡顶几个有规律的起伏，被我想象成宫殿的宝顶、神话传说中仙人的帽子，或远古的英雄好汉、武将文官的枪台、笔架。然后，山后的天空便成了难以想象的远方，遥不可测。

　　我向往上学，却不得不面对柴刀锄头的生活。每到田间地头，我总是对学校、对公社、甚至对从远处而来的每一声车鸣，都心存感念，但我们不能改变生活的安排。读初中时，我常因为在田间劳动时看书或者在家看书，被家人埋怨。连老师也曾让我无奈。也是在初中，实行半农半读的学校曾养过几头水牛。暑假，请来喂牛的人也放假回家，我作为校、班干部，被老师安排看过牛，这是本人的头一次也是独一次。我热爱劳动，但不愿被逼着，尽管不得不很乐意，却怀着不小的抵触。在学校、在街上、在家里，每一天都悄无声息，但一到山里，就总觉得远离了时代和社会，使人常放飞思绪，希望跟上轰轰烈烈的生活。其实我算什么呢，什么也不是。

　　往后，为挤过高考的独木桥，我渐渐减少了农活的参与。为考上好一点的学校，我想多看点书，可又有不少农活要做，而时间却不为我增加，便为此与父母怄过气。要填饱肚子，就得挣队上不值钱的工分。还要砍柴、打猪菜、砍猪菜。我砍猪菜达到一定的水平，特别是砍红薯藤，不管灯光如何昏暗，砧板响处，刀下净是细细匀称的藤叶。家里有每年上交国家一头肥猪的任务，我们都想尽量早点完成，然后才能喂养自家要管一年油和肉的年猪。现实的生活，像条瘦小的蚕，慢慢吞噬着我急在眉睫却质量不高的学习。我想早点长大，可以自我支配。我更希望，得到比眼前大人们更有意义的生活。16岁，我挤过了独木桥，上了一所名气不够响亮的高等学校，说不上满意，也绝没有埋怨。

　　我似乎有了自己的远方，其实道路更加茫远。变为成年人后，酸甜苦辣却有更多。不知为何，我每在心中翻阅少年旧事，回望当年的风景，就发现远方的迷茫，常笼罩着眼前的一切，悄无声息。

　　无风的寨街

　　我幼小时在外婆家，多次望着对门木楼板壁上的标语默默出神。因没文化，对那标语百思不解，差点闹出笑话。我当时刚上小学，除在书本学到一些简单的口号，没接触过几个汉字。不上学的白天，我去到寨街下头的外婆家。在那里，除了吃到些东西，还可以无所顾忌地玩。玩累了，不听招呼地坐在门槛上，望天看地，浏览行人，但更多是盯着对面的木楼。目光停留在窗户的下方，一行像杉树一样挺直的大字，紅漆的字迹苍劲有力，透出桐油的光亮。

　　我有时小跑几步，走近细看，用小手轻轻触摸，在一笔一划粗过大腿的字间，闻到一股浓浓的桐油香。我心里默念过那行字，还偶尔念出了声音。其中的两字让我印象很深，我念的是：灭鬼。这两个字，有点眼生。我不知怎么读，就像许多大人那样遵循大字读半边的传统，就肯定地读成了“灭鬼”。在鬼巫文化曾经盛行的山里，能灭鬼的，让我特别地敬畏。

　　外婆家是每一个地方小孩心中的充满温馨、魅力和诱惑的地方，有无数的传说和故事。我小时听过熊外婆的故事，耳边老在静静的夜里，响起熊外婆啃吃小孩手指的声音。但我眼前的外婆是真的好外婆，非常的慈祥可爱。在青壮年上山劳动后，小街成了一条弯弯的长长的黑黑的木楼隧道，有时静得让人害怕。我逃跑似的去到外婆家，在门外大喊一声：“嘎婆——”外婆答应后，我翻过门槛，听外婆和外公讲话，看外婆做家务事。既壮了胆，又可以看街头公路上有没有汽车单车经过，更多的是看外婆家对面的单位和干部，心中有些奇怪的感觉。

　　外婆家对门是税务所，只有一人上班。办公的木楼是典型的侗乡开口屋，不知是老街哪家留下的，一眼就能看到陈年的痕迹，明显地露出楼老房歪的窘态。税务干部的生活与农民们区别不大，一日两餐，少见荤腥。他不用砍柴种田喂猪，下雨出大太阳的天气，只是开着大门，在里面悠闲地抽烟。懵懵懂懂观察多了，我知道了他外出工作的一点规律，如不久会去一次李树，去一次新寨或者贡溪，但很少能回几十公里外不属本片区的农村家里。没人管，没人监督，我见过的干部都自觉工作。羡慕之余，寨街上的小孩模仿当干部，大家模仿最多的是公社武装部长和公安特派员，学着喊口令“齐步——走！”，并不时拨动腰间的“连枪”。对税务干部的工作，我们却不知怎么模仿。

　　全社党员干部开会学习时，分组讨论在公社容纳不下，有房的单位如税务所，寨上、寨街较宽敞的人家，将有幸成为人们开会、讨论和住宿的地方。有的人从几十里外家中背来粮、油、菜，还有木柴，借上住户的炊具，七手八脚，手忙脚乱地做饭，饭菜油水极少却很是香甜。那光景、那场面，非常感人，从那些表情简单的笑脸，我发现人们的灵魂像受到了洗礼。

　　在公社召开较大的会议期间，我多次在外婆家门口，听见对门木楼传出的读文件声和读报声。天气晴朗时，十多个人搬出高低长短不一的木凳，围成一圈，坐在屋檐下。男多女少，除了主持人，一两个女的非常惹眼。有时，他们教唱一些短音多长音少、高音多低音少的歌曲，显得朝气蓬勃很有力气。教的学的偶尔跑调，令人忍俊不禁。每当此日，小小的寨街非常热闹，弥漫着前无古人的神圣气息。

　　小学毕业，我隐约知道单位和开会是怎么回事了，感到眼前生活的亮堂，又给初学的作文加些远大得不可思议的理想。到了这时，汉字也认得更多了。某日，再在外婆家门外，记起打量对门板壁上的标语时，才顿觉往天的可笑。那一直敬畏的“灭鬼”，其实是明明白白的“灵魂”。

　　天麻麻黑，外婆对门屋檐下学习的圆圈已散，锅碗瓢盆的交响与人们的话语声，从木楼里阵阵传出。

　　我有时看见，一只小狗或几只小鸡从下街轻轻踱来，在人们开会、吃饭的“圆圈”旁，若有所思地这边闻闻、那边望望。在悠闲与追逐中，实在找不到好吃的了，才悻悻而去。那些小小的动物，好像也受到了文化的熏陶。

　　年 ?饭

　　从中午开始，寨子里就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气息，在大路上弥漫开来。我家的屋，显得无精打采，没有一点过年的喜悦。有的人家，早早贴上了大红的对联，只等一切准备妥帖，就进入大年三十夜的年饭习俗。

　　经过的人，凡往我家门前一望，就知道我家这年出了变故。木屋的门框、柱子上，贴上的对联与别人家的不一样，往年的红色春联换成了黄色，一点点红纸只在天头地脚轻轻地点缀。对联的内容不是常年的喜庆，而是“爆竹声里方知新年春节到，团年桌上又忆昨日慈母恩”。

　　我工作的第二年，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感到那个春节比往年寒冷，也不会如往常一样快乐地来到我们家里，它早已从我们的身边远去了。

　　妹妹在灶堂边烧火，爹一次次把一片比巴掌大的铁片烧红，再用它向一个大猪头和一块三四斤重的猪肉的皮上烙去。白色的细毛被一点点烧干净，“嗤嗤”的声音响过，烟子便飘了起来，一阵阵的香气四处乱飞。等把猪毛烧净，就把猪头猪肉放进装满水的大铁锅子，慢慢煮熟。

　　我一人在堂屋，在神龛下摆好木桌，用一块湿布在桌子上轻手轻脚地擦抹。桌子四脚四面早干净了，桌面也不知擦了多少次，总觉得还有往日的痕迹，还有往日留下的油印子，尤其是几个凹下去的地方，好像老是有什么东西抹不干净。这杉木桌用了七八年了，表面的桐油已经浸入里面，冬天放炉子架火锅的一团地方被炭火高温烫过，留有几个黑黑的疤痕。我用水抹湿，浅红的油漆显露出来，用布一擦干，一个个黑疤就非常醒目。

　　我睁大眼睛，上看，平看，侧看，觉得桌子摆正了，干净了，才从堂屋进到灶屋。

　　咯的一声响过，我从碗柜拿出六个“牛眼睛”酒杯，放进盆子里洗。这些牛眼睛大小的酒杯白中带灰，家里好久没用它们了，里外沾上了一些灰尘，还有油烟留下的滑腻。洗过第一盆水，水有点变黑。我又用第二盆水，感觉还不很干净。我再用第三盆水清过，才放心拿到堂屋。

　　爹将煮熟的猪头和方块的猪肉，还有一只煮熟的整鸡，一起端到堂屋。大妹小妹拿盘子和糍粑糖果，也来到堂屋。我和爹在供桌上摆好猪头、猪肉和鸡肉，再和妹妹摆好糍粑糖果。

　　我爹点燃两根红烛，然后烧香烧纸，在堂屋外放鞭炮。妹妹进了灶屋，我默默地往酒杯里倒了六小杯茶水。六是个常数，表示所有应该在场的或者能够来到的老人。我妈和祖上的一些老人从不喝酒，我先给他们摆的，是一些茶水。

　　香棍燃得很慢。白色的烟慢慢地从裹满香灰的竹棍子尖尖，一丝丝吐出来，扭动着上升，几下子就散开，不见了踪影。黄纸烧得飞快。红红的火与干燥的冥纸，一碰就腾起火焰，搅合在一起，燃烧过后，剩下白色的灰烬。蜡烛继续闪动着火苗。

　　我把茶水一杯杯轻轻洒在桌下，接着往杯子里斟上满满的米酒。过年了，也要为一些逝去的先辈敬上米酒。

　　火铺传来炒菜的声音。几盘荤菜，要炒好、摆好。餐桌上尽量摆上妈妈爱吃的东西。妈妈去世几个月了，即使是过年，我们还是茶饭不思、鱼肉不香。在这个家家团聚的日子，我们的心情很低落，要戒荤，再饿，面对热了又热的素菜，也不想碰一下筷子。

　　火铺只有炒菜的声音，谁也没有说话。我家的鞭炮放得最早，这时，寨子小街开始断断续续响起了炮声。远处的人家打开了刚买的收录机，软绵绵的时髦歌声一阵阵往家里跑来。

　　往年的这时候，我或妹妹会去下街喊各自居住的外婆和舅公，请他们一起吃个热闹的年饭。这年我们不像过年，不吃荤菜，还怕他们两位在儿女辈中最喜欢我妈的老姐弟，睹物思人，担心他们讲这样会哭，讲那样也会哭，就提前讲不请他们了，由他们去哪个舅舅家过年。

　　妈妈在时，她会在堂屋的桌子上摆肉摆粑，非常虔诚。烧纸的时候，她会念念有词，对“神灵”和一些死去的长辈说谢语说祝词，为家人子女说些来年的请求和吉语。过多的劳累、较多的病痛，早让妈妈的腰微微弯曲，在微白的头发下，额头眼角布满了皱纹。数年间，除了做山上的活田间的活，她还要照顾三个儿女，兼顾几位老人。除了不停地劳动，她没有什么闲暇，连话语也不多。

　　火铺上的饭菜早做好了，一些香气沿着黑黑的过道，轻轻飘来。我把堂屋门开到最大，让外面的风能够自由出入，也让烟火味饭菜香慢慢地回旋，轻轻地飘出去。

　　妹妹来喊了几次吃饭了，我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来路 ? 归途

　　虽是多梦的季节，一点也睡不着。时间就像家门口的洒溪，蹦跳着进入缓慢的平溪，不知道在哪一刻，又轻轻潜入了穿县城而过的舞水。在离舞水一两百米外那个唯一的小旅社的二楼，在又热又臭的硬板床上，我与同学你一句我一句地讲话。

　　下半晚的火车，什么时候到呵。

　　“咚咚咚！”终于，住隔壁的同学和他的哥哥用劲敲响我们的房门，也敲响了对门女同学的房门。“快起床！时间快到喽！”同学他哥从民办教师考起“中师”，正在县教师进修学校读书。

　　我们挑上行旅，深一脚浅一脚，磕东碰西，朝数百米外的小小火车站赶去。

　　从新晃到怀化，现在看很近，车费也不贵。但当年车少、没钱，我们几个一同考上学校的同学没别的选择，只能牺牲睡眠，坐这趟只停两三分钟的慢车。

　　九年寒窗跳出农门，我们幸运地走出大山。从山中艰难走出的路，连着我们酸甜苦辣的许多回忆。

　　我们是从破烂不堪的“晃凉公路”的扶罗车站，坐班车进县城的。

　　“晃凉公路”起于新晃县城，终于湘黔边界凳寨乡的界牌，继续往西，是贵州的三穗县。这是县内最长的公路，常常因暴雨垮塌，像一条不时梗塞的动脉。全县一半以上地方的大小花阶和泥巴路，和它密切相连。客车像一个喝醉酒的老人，慢吞吞走着，高一脚低一脚，左一下右一下，一路念念叨叨。我们随着路的曲折摇摆，随着路的起伏晃动。

　　一同出山的几个同学，这年高中毕业考上师专，比起那些当民办教师的、复读的和绝大多数当农民的，算是吃上了“天鹅肉”。在长达60多里到县城的路上，我们眼前不断出现几天内快乐的一幕一幕。卖粮，转粮食关系，转户口……一路绿灯，一路恭维，一路笑声。

　　车出扶罗的一段路很直。两行笔直的苦楝树在两旁微微晃动，它们伸出不太浓密的枝叶，尽力地遮挡炎热的阳光。汽车几分钟到了地钟寨，接着就看见了伞寨。

　　伞寨是姚姓人家的一个聚居地，我外出读书时没多少了解。回乡工作后，我接触了几个有心于民间故事搜集或文学创作的老师，接触过几本小小的内刊资料，知道了县内的几个传说故事。伞寨的传说流传较广，说是在开疆辟土的年代，居住境内的姚杨吴等几姓始祖冒雨经过这里，雾散雨停，遗忘雨伞。他们许久返回，那伞还在。该地便得名伞寨。我在扶罗中学教书时，观摩过伞寨的敬祖活动。农历某日方圆数里的人们来到伞寨，举行仪式敬奉先祖。口当口当的锣声，噼啪的鞭炮声，呜呜的牛角声，响彻平溪河岸。人们在祖先留下的稻田里，用长长的竹竿在“阳春”（农作物）上扫过。有时那些壮汉“呜嗬呜嗬”地喊着，朝小伙姑娘多的田坎扫去。站在田埂的人早有防备，一哄而散，把一片笑聲洒在干田的周边角落。竹竿扫过，意为扫除了灾难病痛和污秽，百业丰收，人丁兴旺。仪式完毕，响起邀客的歌声，来客朋友三三两两进寨，进屋喝酒吃饭。

　　公路沿着平溪下行，只要稍微留意，就可以在周边的山口溪边，发现一些沧桑古道的影子。我曾经久久地凝望那些断断续续的花阶，眼前也出现过早先的一些画面，揣摩着，先前极少数去过县城及县外的人，一定是从这些花阶或羊肠小道，一步一步地爬山涉水。我在与老一辈的交流中了解到，山里稍有点钱的人去求学看病买东西，山民去做必须的买卖，都靠双脚一点点丈量，即使是相对有钱的乡人，也舍不得乘滑杆坐轿子。

　　车过伞寨，李树乡的坪地寨就出现眼前。我每次经过这里，都喜欢隔着车窗远近地看。我这里有四五个男女同学，望车窗，却从没有见过一个。公路坎上的房子一栋一栋都很漂亮，外出工作的和在家务农的同学的家，到底是哪一栋？我心中全是雾水，满是猜想。我在某个同学的口中，第一次听到这寨子的另一个寨名：焦坪寨。很久后，我才从一些资料见到一些描叙。早前走在这出山的路上，兵荒马乱很使人害怕。1922年，县外一土匪头子带人抢劫，在坪地寨和伞寨一带烧毁木楼二百多栋，还残忍地杀害六十多人。吃穿都还过得去的坪地寨，残垣断壁，哀号遍野，连屋角地坪都被烧焦了。坪地寨恢复生机，靠时代的发展，也靠老老少少的艰苦努力。坪地寨还得到了大自然的一点青睐，连平溪也有所眷顾，给这里铺开了比较宽阔的水面。当年林业部门在公路边修了一个小砖房，让人们把上游顺水放下的杉树枞树堆在门外的坝子上，派人定期下来丈量结算，再由汽车将一座座“小山”搬走。

　　往下走，就到李树街上，再往下是禾滩乡。平溪到禾滩的街边纳入了一条较大的支流。

　　小时候随大人去县城，站在“油蚱蜢”似的手扶拖拉机的后厢，虽黑烟黄灰颠簸一路，但见到沿路的几栋崭新窨子屋，看到“晃凉公路”起点上的县城，宽阔的舞水、雄伟的大桥和隆隆的火车，我的心情为之一振。

　　从“晃凉公路”走出大山的人们，沿途留下许多故事和思索。最初，零零星星地出去参军、工作。我中学毕业那几年，前后的校友、同学，通过高考、招工、招干，一个接一个地出去了不少。近些年，是一群一群的打工者，往东、往南，被埋没在大小的城镇之中。

　　好日子总过得太快。一个一个的长辈变老了，有的长年留守山寨，有的成为了一堆黄土。我不时陷入思索，变得喜欢忆旧。家乡的山水一天天地变着，家乡的人们有的变得让我不敢相认。乡人们有的成为城市居民，有的四处漂泊，杳无音讯。在变宽变直的“晃凉公路”上，熟悉的面孔已经越来越少，离乡者的故事也揉进了不少的悲催，伤心的信息偶尔传来。

　　在各类的离乡者中，人们最牵肠挂肚的，是大大小小的打工者。有一年过年，我到一个寨做客，下火铺出堂屋去寨边呼吸新鲜空气。一个妇女在菜园砍白菜，露出一脸的伤心。她女儿打工几年没回家了，没征求老人意见嫁了很远，许久没联系，过年连电话也没一个，不知是死是活。刚成年的儿子在外省打工，要回家过年，老板不給工钱，他求了二次求三次，求不到，气得打了老板，结果被关，说是年后才能出来。这样的家庭故事，不时让那些小小的山寨伤心。

　　我左转右转，走到公路的坎上，在一片稀稀落落的油菜花前，看见了一棵小小的黄连树。油菜苔的甜味和黄连的苦味，一同涌上心头。山外，并不是甜酒糍粑香猪肉呵。不幸的青年，是笑呵呵坐上外出的汽车，带着一身的职业病回来。极个别的还不知所踪，死在了外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山里的生命被看得有点轻贱，人们满足于打工赚钱，成功的是变为了入流的城市人，次一点的是把山寨的旧楼建成新房。而早逝的生命，就像一阵轻风，在无边的山林间悄然消失。我为那些生命，心头难过。

　　突然，一辆熟悉的车在眼前闪过。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同学熟悉的声音立马响起，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失忆了一样，突然记不起回城的日子。

　　眼前是我们的胞衣地，是孕育我们的母地，我们剪断脐带之后就奔向了远方。归来，回去，常常让我在两个地方不时穿越，一阵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