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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对立中的命运寓言

时间:2023/11/9 作者: 创作与评论 热度: 14413
朱叶熔

  20世纪80年代初以降,莫言日渐成为新时期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至今已创作了包括《红高粱家族》在内的上百篇作品。他曾表示在自己80年代的所有创作中,最偏爱的是小说《金发婴儿》,认为“它更像一篇小说,深入到人的隐秘世界里”①。很多评论家从传统文化、民间立场、儿童视角、语言特色、隐喻象征等角度出发对莫言的小说进行评价,而采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的却很少。文学作品的含义是多重的,视角和读法不同,结论就可能有所差异。这是笔者对《金发婴儿》进行结构主义分析的原因。

  广义的结构主义指20世纪人文学科领域中出现的一场运动。它强调认识一个现象必须首先明确这一现象的内在结构。这个内在结构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某一现象自身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二是与它形成更大结构的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狭义的结构主义指现代语言学、现代人类学、现代文艺批评方面的流派。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最早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得到启发,还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中受益。结构主义者们把阅读作品看成研究语言文学的手段,重视对阅读过程本身的研究;把文学当作一种符号系统,认为应该用语言学对待语言的方式来看待文学系统。

  《金发婴儿》讲述的是一个因爱情和婚姻矛盾而导致的家庭悲剧。在部队当指导员的孙天球常年远离农村老家,为了找个人照顾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他娶了年轻女子紫荆。婆婆感激紫荆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也看出了她独守空房的寂寞和苦闷。单身汉黄毛的闯入打破了婆媳两人死水般的生活,他热心地为婆婆治眼睛、为紫荆干农活。对于婆媳来说,黄毛俨然扮演着一个儿子和丈夫的角色。孙天球对紫荆原本没有感情。他因为禁止战士们和一尊裸体女像亲近而遭到众人的嘲笑,却由塑像的美而萌生对妻子的爱意。当他回家时却看到妻子和黄毛同睡一床。在黄毛因为勾引有夫之妇而被抓后不久,孙天球的母亲死了。孙天球原本打算用紫荆生的孩子来弥合夫妻之间的裂痕,然而紫荆生下的那个酷似黄毛的金发婴儿使他绝望。最终,他离开了紫荆,离开前掐死了孩子。孙天球和紫荆之间是没有爱情作为基础的婚姻,紫荆和黄毛之间是没有可能通向婚姻的爱情,两者性质截然相反,但最终都走向了可悲的结局。

  一、行动元模式中的人物关系

  二元对立分析方法是结构主义的基本方法。格雷马斯在总结索绪尔和雅各布森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在语言之前,存在着一个思维层次”②。在这个层次上,诸如上下、左右、明暗这些初级的对立被赋予拟人形态。“通过这种方式,纯粹逻辑的或概念的对立就变成了一个论争情景中的行为人(actants)。当这个情景被允许在时间中展开时,它就变成了故事。……在一个叙事系列中,行为人的基本数字是两个,基本的行为则是分离与连接,离别与聚合,斗争与和好。”③ 此处所说的“行为人”投射到小说中相当于小说的人物。他通过人物做什么来对其进行描写和分类,并将普罗普民间故事角色的七种行动范围简化为三组行动元对立结构:主体VS客体、发送者VS接受者、辅助者VS反对者;一个人物可以由好几个行动元来表现,而一个行动元也可以同时代表好几个人物。我们对这一理论稍作改造,便可将《金发婴儿》中的人物关系分解为图1:

  

  1. 主体和客体。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整个行动元模型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对立项。主客体的语义赋值是“欲望”,欲望衔接了两个对立的行动元。而欲望又有直接追求和间接追求这两种表征形式。《金发婴儿》中,紫荆是整个人物关系中的核心,她身上投射着其他人物的欲望和心理期待。相对于孙天球这个前程似锦的某市警备区七连指导员而言,黄毛不过是个相貌丑陋、安于种地的普通农民。紫荆之所以后来会背叛孙天球而投向黄毛的怀抱,最初的原因就是不满于无爱的婚姻使其遭受了无尽的寂寞和空虚。故事开端中的她是一个内心带着“伤口”的形象。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充满了二元对立矛盾的集合体,都有一种从矛盾对立的一方到另一方运动的趋势。作为黄毛和孙天球共同的客体,紫荆的命运与他们直接相关。

  (1)主体黄毛和客体紫荆。黄毛是紫荆的直接追求者,其在人物关系结构网络中的意义是清晰地窥察到了紫荆心中的“伤口”。紫荆毕竟是一个受传统妇道观念影响的人,对黄毛的殷勤产生了某种“排异反应”。然而“人自然会对一切有利于自身之物产生欲望。在这个基本命题下,人对那些生存、健康、力量、美、才华(parts)、勇气、决心的手段产生欲望”④ 。紫荆和黄毛在短暂的斗争之后,当紫荆掀掉身上沉重的道德外衣时,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心中潜藏的欲望。这种欲望和黄毛的没有本质差异,只不过前者是隐性的、潜伏的,需要某种条件的刺激和催化才能显示,而后者则是显性的、张扬的,不仅会自觉地向外展示,还会影响前者。

  (2)主体孙天球和客体紫荆。孙天球的主体地位是通过他回家探亲、试图挽救濒临破碎的婚姻体现出来的。他是紫荆的丈夫,已不需要有类似黄毛的那种煞费苦心的追求行为,他要做的仅是给予紫荆以妻子应有的幸福感。又因为他是受了一尊裸体女像的直接影响而对紫荆产生爱的欲望的,因此这种欲望带有白日梦的荒诞性和悲剧性。当他回家探亲,想要结束不完满的家庭状态、为紫荆“疗伤”时,紫荆已心有他人;当他靠近紫荆时,紫荆“往往厌恶得想呕吐”⑤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孙天球的追求行为达到的效果是夫妻两人趋向聚合但始终分离。

  2. 婆婆的双重身份:辅助者和反对者。辅助者和反对者“是两个状语性的‘参与者……主体在干一件事时会对自己的意愿有所表示,想干或不想干,对实现欲望是有利还是有害,辅助者就是这二者的投影”⑥ 。小说中,对黄毛和孙天球的定位很难仅凭他们自身为依据来实现,还要参照既是辅助者又是反对者的婆婆的活动。婆婆的设置起到了补充说明主体行动的作用,对主体黄毛和孙天球追求客体紫荆的过程和结果负有不可忽视的责任。

  (1)对于黄毛而言,婆婆是一个辅助者。她曾经也遭遇过悲惨的婚姻,曾经为了爱而叛逃过,所以能将心比心能理解紫荆的苦衷,也能跳出传统观念的牢笼,站在自然人性的立场上观察黄毛和紫荆之间的微妙关系。她不是没有意识到黄毛的闯入将会给这个家庭造成怎样的后果,不过“忧心忡忡”是暂时的。她很快就接受了黄毛,每天盼望着他用公鸡血治疗自己的眼睛,“强烈地感觉到以往那种昏沉倦怠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她的默认甚至支持,黄毛和紫荆之间的恋情才能顺利展开。

  (2)对于孙天球而言,婆婆则是一个反对者。当她看到儿子说结婚的目的时,“心里涌起对儿子的陌生感,她感到一阵阵冷气逼人”。她接受黄毛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就是反对儿子。当她觉察到紫荆和黄毛发生关系的时候,“竭力想回忆起儿子的模样,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儿子留给他的回忆是一团脏石灰一样的影子,就连这团影子,也总是和那黄头发的孩子重叠在一起”。她临死前告诉紫荆有关自己和别人私奔的故事,消解了紫荆的罪恶感,从而为孙天球企图拯救夫妻感情的目标设置了巨大障碍。

  3. 发送者和接受者。发送者和主体之间存在某种无形的合约,把追求客体的任务交给主体,是促成主体实现目标的一种力量,而接受者则是指客体的获得者。发送着和接受者的“中轴是‘客体,客体既是欲望的对象,也是交流的对象”⑦。肖连长和战士群像担当了发送者的角色,把追求紫荆的任务交给了孙天球。孙天球是受了肖连长和战士们的启示才对妻子产生从无爱到企望有爱的情感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肖连长和战士们投射出的是一个潜在的、拥有清醒自我意识的孙天球形象。黄毛是接受者。在黄毛和孙天球争夺紫荆的战争中,黄毛赢得了胜利。虽然他们的甜蜜时光很短暂,两人最后还被强行拆散,但紫荆痴心不改,“等着黄毛出来”。如果观照发送者肖连长、战士群像和接受者黄毛两个行动元所属行动域中某种共性的东西,那么这种共有性便是对人类情欲的正视和张扬。

  二、深层结构:痛苦语境中的享乐幻觉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者把对结构的研究看成目的。法国人罗兰?巴特在《结构主义运动》中说:“所有结构主义活动的目标,不管是反思的还是诗义的,都在于对于‘客体的重建。以这样一种方式,以致能通过这种重建显示这一‘客体作用(‘功能)的规律。因此,结构实际上是对客体的一种影像,但它是一个受支配的、有利害关系的影像,因为被模仿对象使一些自然现象中隐藏的、或被我们称之为不清晰的东西显现出来。”⑧ 前文中,我们运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对处于小说表层结构的人物关系作了分析。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不同,深层结构是共识平面的,受到静态逻辑关系的制约而不具备叙述的特征,因此需要透过表面现象的罗列和描述来重建一个新的客体也即深层结构或者普遍意义的结构原则。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结构人类学》一书中,通过将俄狄浦斯神话中包含的故事分解为11个神话素,并将它们分为两组对立的结构要素单元的方法,得出了俄狄浦斯神话的深层结构。为了得出《金发婴儿》的深层结构,我们不妨借鉴他的研究方法,从小说中提炼出若干核心事件,将其重新排列后得到图2:

  

  上表中的每一列都可以看作一个用于描写的语料库。观察第一列,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每一项语义信息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即“享乐”。紫荆的快乐是从和黄毛恋爱开始的,而在这之前,她的笑声“浸满了悲哀和忧愁”。黄毛的存在使她意识到了自我价值和人性中追求幸福的本能。孙天球原本因为对女子的忽视甚至轻蔑而成为一个没有同盟的孤独者。当他发现裸体女像的美并且由此联想到妻子的美时,他便融入了战士们和肖连长的阵营,也同时获得了一种幻想幸福的快乐。第四列中的各项可归在“痛苦”这一功能名下。孙天球捉奸承受的是背叛的痛苦,黄毛的被抓体现的是爱情不能圆满、生别离的痛苦,婆婆的病死是希望的灯火掐灭、堕入永恒黑暗的痛苦,孙天球最后离开紫荆前掐死酷似黄毛的婴儿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裂痕不可修复的痛苦。据此,第一列和第四列在语义的微观世界内形成了“享乐”和“痛苦”这一对具有矛盾关系的功能范畴。

  婚姻是一种契约。第二列中,紫荆服侍婆婆,体现了以履行“孝”这一义务来维护契约。孙天球原谅紫荆的出轨也是保全契约的表现。又因为契约含有使人履行某项义务、限制某种自由的作用,故该列的共同功能是“不自由”。在第三列中,婆婆默认紫荆和黄毛的恋情实际是对拘束人的自由意志的不合理婚约的否定,以及对两情相悦的爱情的宽容和认同,也就是扩展了人类在交流上的自由之境。“战士违令亲近裸体女像”、“肖连长嘲笑孙天球的命令”两项是对浸润着狭隘的传统妇女观色彩的契约的不满,说明了人类有意志和行动的自由。于是,我们能从第三列中提取出“自由”这一功能,第二列和第三列因此形成了“自由”与“不自由”这样一对具有矛盾关系的功能范畴。

  上述两组矛盾关系使我们联想到格雷马斯著名的语义方阵(参见图3)。这是一种建立在两组二元对立关系基础上的基本结构模式。这个模式包含对一个实体两个方面的确认和差异,即实体的对立面和否定面。也就是说,B是A的对立面,-B是-A的对立面;同时,-A是对A的否定,-B是对B的否定。我们用从小说中得出的上述两组功能范畴对语义方阵进行赋值后可得图4。

  

  小说探讨的似乎是一个寻找人生快乐的故事。小说为此给出了两种实现目标的可能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基于爱、自愿和无畏基础上的跋涉,第二条途径是运用某种特权、地位和制度。作者为黄毛、紫荆和年轻时为了爱情而叛逃的婆婆选择了前者。这三个人物曾短暂地达到了目的,然而以孙天球为代表的干涉自由的力量很快使“快乐”转向了它的对立面“痛苦”,“自由”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小说结尾处金发婴儿的死在说明一个生命终结的同时,也暗示了快乐永远不会复原。这样看来,“只要付出爱就能获得快乐”似乎是一个伪命题。作者用孙天球的命运来探索第二条途径。孙天球是一个家庭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不断运用自己的丈夫特权来施加对紫荆的控制力和威慑力,试图在一厢情愿的前提下获得美满的爱情婚姻。但是紫荆的红杏出墙和金发婴儿粉碎了他的梦想,无奈的他最后只能自尝苦果。因此,“只要运用特权就能获得快乐”似乎也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找到快乐,小说没有给出答案,而是陷入了一种痛苦迷茫的境地。

  在对深层结构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发现小说中某种程度上蕴含了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思想。他认为,人类的快乐幸福来自于意志和欲望的暂时满足,意志和欲望受到外部的阻碍则导致了痛苦。幸福转眼随逝,痛苦却绵长持久。“追求挣扎没有最后的目标,所以痛苦是无法衡量的,没有终止的。”⑨ 《金发婴儿》中,紫荆、黄毛、孙天球和婆婆都可以看作是欲望外化的表象世界的代表,他们凭借着意志挣扎求索着,似乎看起来已经抓住了幸福,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幻觉,痛苦会以不可阻挡之势卷土重来并永远占据宇宙的核心。

  三、交替衍进、时间倒错的叙事模式

  结构主义文艺理论注重研究叙事文本,小说是其主要研究对象。理论家们力图使小说艺术成为一门科学,从而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叙述学”。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现代思潮的传入,人们开始注意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意识到不同的讲述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价值。于是,不少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以小说的结构来体现作品的意义,有意错置事件在叙事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将情节碎片化,在不断转换人物视角的过程中揭示生活的多义性。《金发婴儿》便明显带有此类特征。

  《金发婴儿》的布局形式比较复杂,由最初的两条线索随着情节发展最终合二为一。在最初的两条线索中,一条可以概括为在某农村,黄毛追求孙天球的妻子紫荆,以及他在紫荆和婆婆心中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另一条为孙天球在部队由于一尊裸体女塑像的启示而内心燃起对妻子的爱意。为了便于描述,我们不妨称前者为线索A,后者为线索B。A、B两条线索各自引出的故事在文本中互相分割、交替着出现,形成一个个似断实连的故事段(分别记为An和Bn)。例如小说开头描述了一段紫荆送给瞎眼婆婆游龙戏凤的被面,婆婆听出了她独守空房的寂寞后劝她到部队找丈夫的情节(记为A1)。随后,作者插入了在部队的孙天球如何在禁止战士们和裸体女像合影甚至观看的过程中,渐渐受到裸体女像的暗示而发现妻子美的故事(记为B1)。然而这个故事还没讲完,就被一段黄毛用公鸡的血治疗婆婆瞎眼病的情节打断(记为A2)。黄毛的鸡血疗法一结束,叙述的视野再次重回到孙天球的一边:在一段预叙孙天球最终掐死紫荆生的金发婴儿之后,小说承接着B1的情节继续往前发展(记为B2)。AB两条线索就是这样互相交错着出现,大致形成了A1B1A2B2A3B3A4的叙述模式。

  然而上述分析仅是对由AB两条线索组成的小说前半部分在叙事方式上最粗糙的描述。如果深入到每一个故事段并且联系它们同类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还会发现故事段内部的叙述层也不是单一平面,而是立体、复杂的。位于线索B上的一个个故事段尤其如此。仍以B1故事段为例,叙述者首先预叙孙天球端详着被自己撕破又重新粘合过的妻子的照片,因为对远在家乡的她的思念而打算回家探亲。临走前,他收缴了战士们私藏的和裸体女像的合影照片(记为b1)。作者在此有一个伏笔,即孙天球看到班长们的眼睛时,他“浑身发冷”。至于“发冷”的原因,作者没有直说,而是将其埋藏于后面的叙述中。B1故事段的其余情节可简要概括为四个主要事件:①孙天球在裸体女像刚出现之时,禁止战士拍照;②孙天球监督去执勤的战士,不准他们看裸体女像;③肖连长嘲笑孙天球颁布的禁令;④孙天球在监视战士们偷窥裸体女像情况的同时,自己也被女像的美震慑。这四个事件构成的整体与b1形成因果关系。四个事件的整体是因,b1是果。作者在结构B1上采用了倒叙的手法,这样打破了小说常规写法中的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来组织叙事话语的惯例。

  从表面上看,小说中的A、B两条线索似乎是截然分开、平行而没有交点的。其实不然,B线索中的孙天球在这两条看似没有联系的线索中起着穿针引线的牵连作用。正因为他的回乡,导致了两条线索的最终交织,不妨称交织后的线索为C。线索C中的故事没有再被分裂,叙述者也似乎按照情节发展的顺序结构故事,可是实际上仍以时间倒错的形式来描述情节。有关线索C的叙述是从“后来,有一团橘黄色的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在无边无际的空中追赶着月亮”开始的。在最初的两段文字中,叙述者带着明显的回顾口吻。第三段中的一句“若干天后他曾写过一份很长的交代材料,在这份材料中的一节里,他写了这一天的经历”则明显将未来的时间点前置,这是倒叙的标志。

  由此可见,《金发婴儿》的叙述结构不是单一层面上的横向布局,而是多层面、多向度的关系构成的。这样的叙述结构不是被动地为内容服务,不是消极地反应内容,而是把现实的、历时的时空顺序打破,在构成叙事的功能链中把属于同一意义结构的因素内容拆分、再构造,从而把文本中的语符推入一个深邃的意象空间。小说在真实地模拟了家庭和爱情悲剧盘根错节的产生过程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人生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写的‘什么本身不是无穷无尽的矿藏,‘怎样写才决定那个‘什么不断地产生新的意义。因此,‘怎样写决定着被写的存在是个怎样的存在,‘写使存在获得了自己的丰富性。”⑩ 《金发婴儿》的情节意义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通过这种交替衍进、时间倒错的叙事模式,形象化地揭示了自由与约束、人性与反人性之间力量此消彼长的对抗态势,隐射了人类社会中一种错综复杂的基本状态。

  关于莫言小说的评价,有学者将其归为“新感觉派”,认为其精髓不在于故事情节精彩与否,而在于“从框架上生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感觉”{11} ;“把西方重表现的现代艺术与我国重再现的传统写实艺术结合起来,用最现代的叙述手法表现最中国化、最民族化的生活”{12} 。有学者将其归为“寻根派”,认为莫言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骁将”{13} 。还有的则归之于“先锋派”,认为其价值在于真正避开题材的缠绕,以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扩张的自我意识推翻了统治文坛多年的“题材决定论”{14} 。难以否认,作为方法论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固然存在很多缺点,例如忽视作者和社会环境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片面强调语言和符号的运用等等。然而,它也为解读作品提供了一种再释义的新视角。通过结构主义方法对《金发婴儿》的分析,我们发现散漫零碎的文本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由自由与不自由、痛苦与享乐、人性与反人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体构筑成的结构模式——人性的爱产生了自由和享乐,而象征着反人性的夫权和传统伦理观念则带来了痛苦和不自由,它们相互交缠和制约。然而又由于其中占优势的往往是反人性的一方,因此人类永远无法逃避痛苦的纠缠,人生的结局是一个无望的悲剧,这便是小说内蕴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莫言、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选自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②③罗伯特?休斯著,刘豫译:《文学结构主义》,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9页、第160页。

  ④亚当?弗格森著,孙飞宇、田耕译:《道德哲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

  ⑤莫言:《金发婴儿》,选自《莫言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本文中有关该作品的引文皆出于此,下文不再标注。

  ⑥⑦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5-256页、第254页。

  ⑧罗兰?巴特:《结构主义运动》,选自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272页。

  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4页。

  ⑩杨文忠:《结构的意义——论“结构主义小说”》,选自吴亮、章平、宗仁发编:《结构主义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第1页。

  {11}庞守英:《新时期小说文体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12}金汉总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43页。

  {13}“新时期小说流派研究”课题组:《新时期小说流派新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8页。

  {14}参见李洁非:《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史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7-99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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