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评价古华的《芙蓉镇》时,常常以“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来概括这部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的艺术特色,其实周立波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画页之中的首创者。正是上世纪50-60年代他的这种独特的艺术实践,为湖南的中青年作家提供了如何将政治风云寓于民俗风情画页之中的书写范式。但是长期以来,周立波这种极具艺术创新性的探索,没有得到文学研究界的充分认识。今天,我们反观20世纪新中国文学发展的50-60年代,周立波的这种探索和实践,不仅对于当时的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对于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的智慧选择
周立波创作生命力旺盛的时代正是中国新政治建设的时代。20世纪中国的50年代与20-40年代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时代紧紧相连。解放以后,国家的社会生活虽然已经从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解脱了出来,但政治运行的强大惯性和为了巩固新政权而密切注视政治思想斗争的敏感思维,并未随着国内政治环境和国家新生活主流的转变而迅速转变。一方面国内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主要的,但毕竟还存在;另一方面国际上正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势不两立的冷战时期;再加上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与斗争的日趋激烈,新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台湾当局鼓吹反攻大陆)政治环境的恶劣,是今天不能相比的。因此,上世纪50-60年代初期,国内政治氛围的浓烈,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这样的政治环境必然要求新中国的文学具有强烈鲜明的政治性。要求新中国的文学创作如何像40年代解放区的主流文学那样紧贴时代政治,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这不仅成为当时许多作家不会轻易变更的自觉,也是党在当时的文艺政策中反复强调的。只有这样的分析问题,才是真正历史而科学地解释为什么新中国文学会与当时的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但是,文学毕竟是文学,新中国的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浓郁的政治因索,又要如何不成为纯粹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也正是当时的文学家不得不苦苦思索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周立波虽然没有更多的理论阐释,他却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做出了自己的智慧选择。这种智慧选择就是将时代的政治风云,寓于民俗风情的画页之中来加以表现。他的这种创造虽然长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或者人们总是从其它视角去解读和阐释周立波创作的特点,但从民俗风情之变中透出时代的政治因素,将时代精神寓于民俗风情的画页之中,确实是周立波创作的最大特色。他的这种智慧选择,既兼顾了当时载道文学的使命,又较好地保持了文学本体的自性与艺术品格,从而使他的作品成为当时极具独特魅力的艺术品。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是继承了延安文艺发展的传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十分强调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政治性,强调作品的社会作用,尤其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推动作用。在党当时文艺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总是把政治标准的评价放在第一位。是不是一个好作品,政治标准是第一的。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1} 在那样一个政治氛围极浓,政治敏感极强的时代,作家们当然首先注意的就是文学创作一定要紧跟时代政治,绝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虽然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2} 尽管毛泽东这里提出了两个“反对”,但历次文学批评与批判的经验告诉人们,这两个“反对”的性质与力度都是大不相同的。一个作品艺术上无论多么拙劣,也不过是作者的艺术水平问题,谁也不会因为作者的艺术水平低而对他进行过火的批判;但是如果一个作品在当时被认为有了政治错误,那就不仅仅是关乎作品本身的前途命运,而会关系到这个作家,甚至与这个作品有关的许多人一生的前途与命运。这样,哪个作家又能不首先注重在他的作品中突出符合当时政治的主题呢?也正是在当时政治标准的严格要求下,所有作家的作品不得不产生思想主题与矛盾设置及冲突构成的相当的一致性。虽然作家们所处生活环境地分南北,个性、修养大不相同,具体题材各有差别,描写对象也不一样;但是由于时代主题的要求与描写工、农、兵生活的高度一致性,所以20世纪50-60年代的作家在诸多敏感制约中再要有多少大的个人作为已属非常不易。何况当时描写知识分子或爱情都可能有涉敏感区域的危险性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产生就不难理解了。这大致也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文学难以形成作家个性风格与文学流派的基本原因。周立波却能在上述诸多制约之中,凭着自己独到的智慧选择,较好地解决了反映时代政治与保持文学自性的问题,也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3} 的问题,我们不能不佩服周立波的睿智。
二、时代风情画页的成功尝试
文学创作中民俗风情画页的呈现,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古已有之,不仅《红楼梦》中有多次“过除夕”“庆元宵” “庆寿诞”“办丧事”“逛寺庙”“烧香拜佛”“驱妖逐怪”等等描写,《西游记》、《镜花缘》中更有许多他乡奇俗、异域风情的摹绘。但是,这些民风习俗的描写,仅仅只是为故事提供一种轻淡的背景,或是为了表现一种生活的场景,与时代政治生活,社会现实中的矛盾纠葛并无什么联系。这种民俗风情的画页缺乏与时代风云的血脉联系,时代的政治因素并不能从这些风俗画中寻绎到明显的表征。而周立波20世纪50-60年代所构画的南国风情画页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是风俗画图的政治化,也是时代政治的风俗化。周立波所构画的民俗风情画页的特殊美学价值及其对前代民俗风情画页呈现的超越正表现在这里。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4}。如何真正把文学对于社会复杂生活的反映性,作家受时代影响产生的思想性,同文学所必然要求的艺术形象性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每一个作家都要面对,都要努力解决,而又难以解决好的问题。周立波是一个具有深厚古典文学修养的作家。胡光凡先生在他的《周立波评传》中说过,周立波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学遗产的学习范围十分广泛。他不仅读了大量古代的经史子集,对于古典文学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和《西厢记》等各种内容的小说、戏曲名著,他更是爱不释手。为了加深对一些古籍内容的理解,他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在书叶上写下各种注释,对一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和散文名篇,他都反复背诵,直到连《红楼梦》里黛玉的《葬花词》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5} 可见周立波对我国古代文学名著的谙熟是不言而喻的。《红楼梦》既被誉为清代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也被称为封建社会形象的没落史,其社会政治的深刻批判性与近乎完美的艺术性,不能不给周立波的小说创作产生极深的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周立波同时也具有较深的外国文学修养,尤其是对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创作非常了解。我们可以想象,肖洛霍夫对顿河流域自然风光与民风习俗的描写,也必然对周立波形成深刻影响。再一方面周立波也是较早进入延安,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家,他不可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和受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这些较为独特的思想与艺术修养,使周立波成为当代把时代精神融入民俗风情画页中的最先探索者,并进行了不倦的艺术实践。建国前夕他的《暴风骤雨》中关于东北黑土地上民俗风情的反映,东北地域风光的描画,就已经开始显示出了这种独特的艺术指向,只是当时这种指向还大大不如《山乡巨变》和他同时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那样达到艺术的精湛和风格的成熟罢了。周立波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创作的以他的家乡益阳农村为背景的长篇、短篇小说中都无不极鲜明地显示出时代风情画页的特点。他在《山乡巨变》中描写的亭面糊岳母去世之前关于“会活口”(即将死之人与送终者的最后谈话)的描写;亭面糊婆婆(老婆)的“哭丧”(对死者生前好处的叙述,哭丧者对自己的自责都是当时当地哭丧中必有的两大内容);还有由于当时强调破旧立新,服从田里功夫紧的生产大局,省去常规情形下一定要作的“道场”(即和尚或道士为死者所做的“法事”),尽快让死者“还山”(即出殡下葬)的情节;丧事办完后谈到亭面糊老婆起码要过了“头七”甚至“五七”才能回来的议论,亭面糊的反应,等等,都无不表现出民俗风情因社会政治因素影响发生的某些变化。又如作品中刘雨生的婚礼,也充分地表现出新风旧俗掺杂在一起的时代风貌。
湖湘自古就是一个巫鬼文化的生存之地,神仙鬼怪妖精的故事最有广泛的流布空间。湖南最著名的传统戏曲剧目《刘海砍樵》就是最典型的人与狐狸精相爱的故事。《山乡巨变》上卷第25节的“捉怪”,写刘雨生为探究竟,回家与他母亲之间的叙谈,家人的议论,更表现出当时湖湘巫鬼文化中关于狐狸精的传说在人们中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人对于妖精鬼怪迷信思想的否定批评,表现出新风旧俗相持的时代特点。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中的婚礼仪程中新旧参半的种种表现,《林冀生》中对于女方婚嫁中路上送亲场面的描写与具有不同思想的人物对这一送亲场面的议论等等,都无不显现出周立波寓时代政治于民俗风情画页中的艺术营构。所以周立波笔下的民俗风情画页就迥然不同于古代或现代文学时期作家们笔下的民俗风情画页,因为他笔下的民俗风情画页中所显示的强烈的时代精神是很明显的。这些画页之中时时都在透出时代政治对乡风民俗更易的影响。周立波20世纪 50-60年代所构画的具有时代政治色彩的风情画页,确实是他的艺术独创与成功尝试。
正是上述种种特点使周立波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而这种创作特色形成的原初动力,正是在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产生的自然结果。
三、新探索的开拓价值与启示意义
周立波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的成功探索及创作特色的形成,不仅充分表现了他创作风格的成熟,同时也为湖湘作家做出了成功的表率。他的这种创新与开拓不仅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具有极大的创新意义,影响了好几代湖南的文学新人,同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不平凡的开拓价值和启示意义。
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世纪中,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等发生重大而迅速变化的历史时期。一个世纪中各种政治势力、经济势力,文化思潮激烈碰撞与冲突,大潮汹涌,风云激荡。文学社会作用的强大力量,使每一个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无不极其重视其作用。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开篇便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6} 所以,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文学被各种政治、经济势力所重视,所利用成为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学艺术的重视是任何其它的政党和派别难以相提并论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7}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完全是继承了列宁的观点。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8} 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中国20世纪的现实需要,使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必须也应当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与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密切关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究竟如何既保持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联,而又不失文学应有的自性,就成为一个真正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这种历史现实的环境,正是一个世纪中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这样的时代环境,必然铸就文学的时代品性。如何把握好文学的这种时代品性又确非易事。所以我国有许多作家在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时期,都有过或轻或重的迷失。现代文学时期所出现的那么多的文学论争,解放以后所出现的不少曾经活跃的作家搁笔,许多曾在国统区长期生活的作家在解放以后面对新生活的无措,就正是这种迷失的表征。
周立波却凭借他独特的思想艺术修养,在较短的时间另辟蹊径,自有作为。可惜的是周立波当时这种极有创新性的智慧选择与探索,并未得到文学评论界的及时评介与推广,其创新及其影响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或者说周立波的这种类于“福斯泰夫式背景”和“社会风俗史”似的艺术建构,或因时代局限而未能形成更大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周立波的这种尝试与探索,却在湖南文学的发展中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周健明的小说创作明显具有周立波那种通过描写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表现时代波涛的特点。“孙健忠总是透过田园生活的风波,描摹时代的风云”{9},彭见明的小说也是在“富于民族的、地域的民情风俗图画”中“巧妙地表现了‘时代的生活和情绪”。{10} 陶少鸿的《梦土》中就将“‘梦与‘土,幻想与现实,飘灵与沉重,直觉与理性,政治与生活在人们心灵宇宙里交叉叠合,向我们展开了一幅近百年的乡村立体画卷”{11}。《湖南文学史》中指出:“80年代湖南文学辉煌时期活跃的作家们……他们初学写作时遵循摹仿的,大多是周立波风情画卷中显露时代政治特色的文学方法。”{12} 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期湖南的乡土小说,在总体上都表现出时代政治气息和乡风民俗融合的鲜明特色。
周立波在20世纪50-60年代做出的这种艺术探索,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发展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政治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因素,完全绕开政治去描写和反映生活,本身就不是真实客观地描写和反映生活。既然文学艺术在反映社会生活中政治不可避免,那么如何艺术地、形象地、自然而然地,而不是政治图解似的来反映时代政治,就成为现在和将来很长历史时期内文学必须面对和必须科学解决的问题。处理不好这二者的关系,文学创作要么就会脱离时代,反映不出社会历史的真实状貌;要么就会成为纯粹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党的文艺指导方针在今天依然号召作家们的文艺创作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当然就与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密切的关系。周立波在20世纪50-60年代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画页的构画,确实为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既极有创新性又有很高美学价值的艺术书写范式。这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如何正确解决好时代主旋律与文学独立的艺术品格和自性保持的关系问题,确实具有非常深刻的启示意义!
注释
{1}{2}{3}{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869页、第870页、第869-870页、第848页。
{4}《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4页。
{5}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6}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转引自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60页。
{8}列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7页。
{9}{10}{11}{12}胡良桂、龙长吟、刘起林:《湖南文学史》(当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第202页、第221页、第201页。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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