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桂林

　　一、评传的意义

　　这是湖南文艺界和社科界联合起来为湖南作家做的一件大好事。

　　当代作家要不要写评传，学术界有不同声音，我的意见是应该写。原因有二：一是传主健在，资料工作容易做。二是对评传的认识要定好位，评传不是组织鉴定，也不是文学史的定评，评传只是一项学术行为。因而评传写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个人性，容许个人对传主的真诚的解读，二是发展性，对于优秀的作家来说，不应该只有一部评传，随着新的资料的发掘，随着人们对他的创作的解读的深入，将会有不断的评传写作。优秀的作家应该有这样一份自信。

　　二、关于评传传主

　　我认为主编选择这几位作家作为传主，是很有眼光的。因为这几个作家确实能够代表在湘工作的两代作家的成就。

　　关于彭燕郊先生，我曾经在一次图书论证会上谈过自己的三点认识，在这里我仍然还要强调这三点：一是建国后近60年，彭先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献给了湖南的文学和教育事业。对湖湘文化而言，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是当代湖湘文化的一个品牌，但他是以异乡人的身份参与湖湘文化的建设。无论是以湖湘文化来阐释他的创作，还是以他的创作来阐释湖湘文化，都将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话题。二是他是一个真正热爱诗歌的人，我很赞同刚才唐浩明主席所说的，彭先生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一生都在写诗，他不仅热爱诗，而且敬畏诗，他从不拿诗玩票，更不拿诗来当做谋取世俗利益的工具。他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诗，也像捍卫自己的生命一样捍卫诗。三是他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诗人，他的诗越写境界越宽阔，以乡土、爱情进而到生存的追问，对宇宙的探索。八十多岁了，还能写出那么大气磅礴、激情洋溢的诗歌，这在中国当代文坛乃是一个奇迹。中国现当代文坛不缺乏诗人，但缺乏像彭先生这样以诗为生命的纯粹诗人，所以，像彭先生这样的诗人不仅应该为之写评传，而且还应该写第二部，第三部。

　　一个优秀的作家尽管写过很多的作品，但读者与他的精神联系也许只是其中最感动过自己的一部作品。确实，提到谭谈，很自然的我就会想起《山道弯弯》。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归来者写伤痕，知青写下乡，老干部写反右，知识者写反思，都在咀嚼着自我曾经的痛苦。但《山道弯弯》写的是草根民众的生活，是最底层民众的困苦挣扎。可以说，谭谈的《山道弯弯》是那个时代最早写草根生活的艰辛困苦的，而这正是这部小说最能感动我们的地方。关心草民，这是谭谈一贯的风格，显示着一个作家的正义与良知。后来，谭谈做了作协领导，他不仅继续以写作关心草民，而且以另一种形式如建立爱心书屋等等来为基层民众做一些有关的文化工作，他的许多的文化活动受到了各方的赞扬。用评传的方式，记录下他的创作和工作的足迹，弘扬他这种关心草民的精神，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孙健忠是继沈从文以后又一位杰出的湘西作家，80年代我曾读过他所有的著作，也曾写过评论，有一篇评论的题目就是《守住土地，也守住那份浪漫与真情》。记得沈从文曾经说过，他愿意做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者。从孙健忠的作品中，我深切地感觉到，由于民族的血性、楚巫文化的传承和地理环境的孕育，湘西作家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浪漫和坚守，都对那块土地充满着自豪与悲悯，欢乐与哀愁的复杂情绪。当然孙健忠作为80年代湘西作家的代表，他的创作较沈从文一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孙健忠曾经换了一副眼光来看倾斜的湘西，边城变成了窝坨街，混沌和退化是他的湘西文学的两个主题，其实这是孙健忠在用悲悯的笔调叙说湘西这块土地所患上的老龄病症。我认为写《死街》和写《甜甜的刺莓》一样，作者都是出自一份对湘西这块土地的真诚的爱。一种是青春勃发的爱，一种是智慧悲悯的爱，尤其是后者，才真正昭示了在湘西文化从半原始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进程中，这一代人必须独自承受文化裂变和整合所带来的所有欣悦与痛苦，亢奋与失落这样一份历史的宿命。沈从文是湘西文学的一个重要品牌，凌宇先生曾给沈从文写传，那本传记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沈从文和湘西文学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话题，给沈从文立传，就是给湘西立传，给湘西文学立传。孙健忠是新一代湘西文学的代表，为他写传记，无疑能够为湘西、为湘西文学的历史传承翻开瑰丽的一章。

　　残雪是当今湖南最具世界性的作家之一，这种世界性并不是指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而是指她的创作主题、最具个性化的书写方式以及她的思想资源。我认为，残雪小说的主题是最具世界性和人类性的，她不太关注民族性，更不关注地域性，而是不厌其烦地在自己的创作中表述一个具有警示性的人类寓言：人类在文明的发展中退化。我在80年代曾发表过两篇论文专门谈到残雪的这个主题，我认为这是残雪创作的特色，也是残雪以文学寓言给人类反思自身所作的一个贡献。残雪的书写方式也是独特的，她并不善于讲故事，但她却有天才式的幻想力，她的作品充斥着无穷无尽的梦幻，无休无止的呓语，还有那些随处可见的私设象征，这些东西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残雪作品一个又一个的意义迷宫，构成了残雪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不可重复，不可仿制的这一个。而越是不可仿制的东西就越具有人类性，世界性。

　　残雪的影响就目前来看，主要是在文化界、知识界，但她的影响的悠久性是无可质疑的，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人类在物质迅猛发展，科学日益精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不断物化，将越来越显示出残雪作品中的人类退化寓言的超前性和启示性。为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性、超前性的作家写评传，这应该体现着让湖南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种努力。

　　三、关于评传作者

　　一部传记作品如果找到了一个好的作者，一个合适的作者，它就成功了一半。我的总体感觉是这套评传的作者相对于他的传主而言都是很合适的，而且他们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些特点成就了这套评传的学术质量和成功运作。

　　余三定、朱平珍性格忠厚朴实，为人谦逊平易，为学严谨实在，由这对伉俪来写谭谈评传，当真是相得益彰。不仅能够深切地感悟到谭谈那种特别具有亲和力，表里如一的人格力量，而且对谭谈所坚守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对谭谈在创作中、在各种行政工作和从事各种文化事业行动所经历的辛酸苦辣以及成功后的欣悦甘甜都有很精彩的把握与描绘。

　　卓今写残雪评传也有她的独到之处，这不仅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女性，能更好更为深切细致的感受残雪十分纤敏和动荡不安的精神世界，而且因为她是一个作家，她是以一个作家的思维、视野和优美的文字在描画构筑残雪的文学世界。最初我听说卓今女士是刚刚进入社科研究领域不久，由她来担当评传写作确实不无担心，但现在交付的成果无疑让我们大喜过望。传记里斐然的文采，细腻的描绘，婉转的讲叙，充满情感的评价，都使这部传记有声有色。其实，作家评传应该有多种写法，有学术型的，也有文学型的，只要用心血去感受，用

　　激情去书写，各种评传类型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方式走进传主的世界。

　　吴正锋和毛炳汉写的孙健忠传记也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这里很有意义的是，传主和传记作者之一都是湘西人，当年凌宇写沈从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湘西学者写湘西作家评传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现在吴正锋来写孙健忠评传，这应该是一次接力，它的成功当然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民族血性、地缘文化、地理环境等的相似性最容易在传主和作者之间搭起一座相知相识的桥梁，而这正是一部传记作品成功的保证。关于这部作品的质量我不必多说，只举一个实例，吴正锋所写的评传中的一章发表在我国当代文学评论最权威的刊物《文学评论》上。我们知道，孙健忠的创作本来是一个老话题，上个世纪80年代起《文学评论》等权威刊物就不断发表过有关孙健忠的评论，而吴正锋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作者，稿子能够从编辑手上过关刊发出来，其学术质量是不言而喻的了。

　　刘长华在这套丛书作者中是最年青的一位，在师大读本科的时候他就热爱诗歌，敬仰彭先生。我记得他在黑蚂蚁诗社当社长时曾请彭先生到院里讲座，当时就是我去做的主持。后来读硕士博士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对诗歌的爱好和对彭先生的研究。由他来写彭先生评传应该说是很合适的，交出来的成果也能说明这一点。我觉得刘长华的评传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他在传的基础上极力深化了对彭燕郊一生诗歌创作的评析。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是靠自己的创作作品而不是靠自己的文学活动而留名的，所以一部评传如果没有对作品的深入理解、精到评析那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尤其是彭先生晚年诗作诘问生命，探究宇宙，境界越来越宏阔，内容越来越复调化，晦涩化，同时也是自我心灵的象征化，因而重视对彭先生作品的解读，引导读者进入彭先生的文学世界是尤其重要的。刘长华的这种侧重我是赞同的，我也认为做得比较成功。当然诗无达诂，他的解读也许会存在不同的意见，但这些解读充分显示出了一个青年学者的敏捷的艺术感知力和对问题进行洞察与表达的才华，这也是令人欣慰的。

　　其实，这套评传丛书的作者卓今、吴正锋、刘长华都是青年作者，通过这套评传丛书的写作，为湖南学界锻炼了一批年青学者，让他们崭露头角，这也是这套丛书出版的一个意义所在。

　　四、关于丛书的组织

　　这套评传的出版当然是一次各方合作的成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和支持，社科院、文联、作协的指导和扶助，出版社的精心编辑和运作，都是丛书得以成功出版的重要条件。我作为一个曾经参与过这套丛书的策划和审稿活动的专家，感受最深的是丛书主编胡良桂研究员为这套丛书的呕心沥血。正如刚才有专家说到的，在文学界做这样一件事本来就是费力不讨好的，选谁不选谁，写什么不写什么，都不可能有统一的意见。但胡良桂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无非是想为湖南文学事业留下一点钱让人称赞、让后人得益的业绩。在立项之后和运作的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超乎预想之外的困难，仅彭燕郊评传一书，良桂兄就曾三番五次到我处和我商量。面对种种困难，他表现得真是一种大将风度，从不气馁，从不言弃，最终凭着他对事业的执著，丛书协调工作的经验与能力以及他的坚韧和热情，感动了所有参与这套评传工作的人员，终于使这套评传得到高质量高水平的出版。所以这套丛书的出版，良桂兄于其中居功至伟，这是不可质疑的。

　　当然，这套评传丛书不能说也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了，它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可喜可庆的是，有这套丛书就标志着湖南学者撰写湖南作家的评传这一工作迈出了新的一步，这对湖南文学，也对湖南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大好事。希望以后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我本人以及湖南师大文学院都极其乐意为这新步伐的迈出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