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健

　　继《我爱桃花》、《莲花》之后，邹静之精心创作的第三部话剧《操场》今春搬上了首都剧场的舞台。该剧不仅是成立不久的民间剧社龙马社推出的第一部话剧，而且也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性与审美性的作品。由于实力派编剧的介入、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及作品强烈的人文关怀，该剧首轮演出就受到了媒体的热烈追捧和赞誉，成为今春京城戏剧演出市场上的一大亮点。在原创话剧创作精品缺失的当下，龙马社的诞生及《操场》的出现，的确是一次颇有价值的探索，它似乎又让我们看到了振兴话剧的一丝希望和转机。那么，《操场》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在它文学性、思辨性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怎样的“意义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所创造的价值与意义?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大学教授老迟是《操场》中的核心人物。现实生活里，他是学者、老师、丈夫，本应具有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沉稳，然而，他却沉溺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挣扎于永无休止的痛苦与焦虑中。为了躲避现实的喧嚣，他独自来到操场上，用三天的时间思考自己身上曾经发生的事。他首先与自己的童年进行对话。人生的发展偏离了儿时的梦想，寄存在心中的那份单纯与快乐在现实的击打下早已灰飞烟灭。童年对他当下的现状十分不满，但他却庆幸自己在“被人欺负、欺骗”的环境中“还活着”。他徒有学者的学识与清高，却根本无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妻子对生活的抱怨、不满与日俱增，而他的思想却对这个世俗的世界无能为力。自己的女研究生因为一些暧昧的传闻而没有通过论文答辩，他也无力改变这种结局。在女研究生性爱的表露面前，他的思考被贬斥得“一钱不值”。不敢爱、不敢恨的老迟，只能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思考着“拖鞋为什么会发出鸟叫的声音”这类琐碎的问题。沉重的思想同现实中激情与性爱的缺失，使他对生活感悟由幻灭变成恐惧。他只有选择疏远世俗人生的方式，将自己囚禁在想象、焦灼、敏感的精神状态中，寻求一种解脱。

　　孤独的情绪贯穿在老迟生活的始终。他本想在操场上找到痛苦的根源，寻找思考的真正价值。但是，操场的经历非但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反而愈加暴露出他性格的偏执与现实生存的荒谬。天亮了，崔傻子告诉他看台下的黑板后有一个死人，老迟以自我的痛苦为由，无动于衷。他“不想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对生命与人生的漠视与冷酷使他的思考变得乏味与冰冷。他固守思考的空间，困惑于自己是否“应该同流合污”，“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的问题。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他想独善其身时，却被西口洪充满温情、善意的故事所欺骗，成为协同作案的罪犯。文学的崇高、精英的思考轻而易举地被骗子的虚假、伪装所消解、迷惑，这使得老迟的痛苦更加扩大。他无法相信“善意”的举动会与“犯罪”联系在一起，更无法接受自己超脱思考痛苦的第一次努力竟然是一次被人利用了的滑稽表演。悖论的现实印证了崔傻子的话“高尚才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老迟全部痛苦需要世俗生活的介入才能缓解。而当他接近世俗，向野妓发出“伟大的生活学者”礼赞的时候，他又无意间害死了对生命失去信心的男人。这位被癌症的误诊所折磨的男人，正是为生活的冷漠所逼迫，而老迟“一钱不值”的思索和虚伪矫情的价值观念却将男人对生存的信念彻底打破。“你不单对死人无动于衷，其实对活人也无动于衷，你假装在痛苦地思索，你假装委屈着，假装坚持着。你让人觉得冰冷，你学者身份的无情，比假癌症的消息让我更加冰冷。你让一个死了的人又死了一次。”剧终，男人的话一语中的，它不仅戳穿了老迟痛苦心结背后的隐秘，解构了其身为知识分子的思考的全部价值，而且也推动了老迟对现世人生的反思，使其在朦胧中意识到麻木、孤独的思考背后潜藏着的荒诞与虚无。

　　老迟是新世纪以来话剧舞台上出现的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形象。邹静之希望借助这一形象，传递一种感同身受的生存体验，在自省的基础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进行反思与批判。“准确地说，是我对自己的批判，《操场》里所有的人都是我，《操场》里所有的事我都干过。唯一不一样的是我有痛苦，这痛苦代表一种光亮。知识分子最伟大的精神就是自我批判，而中国知识分子不爱自省，都以为是真理的代言人。”这样一种创作立场在以往的同类题材创作中是少见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形象曾经作为剧作家和时代的代言人而出现在话剧的舞台上。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告别了对人文精神的追寻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在金钱至上，充满诱惑的时代里，愈加变得迷茫和焦虑不安。他们急于寻求主体的价值和社会的承认，但又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和身份危机；他们不想步入世俗和商业化的大潮当中，丢失自己的尊严，但是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又迫使他们向世俗靠拢；他们是精神世界的强者，但是物质上的贫乏令他们的精神缺乏依托，话语权不断丧失，经历了由思想文化界的“弄潮儿”向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退潮儿”的身份的转变。剧作家以亲身的体验准确把握住了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心态，把自身面对现实时的疑惑和矛盾赋予剧中的人物，创作出了如杨利民的《危情夫妻》、王承刚的《热线电话》、代路的《我曾经爱过你》、张健钟的《生为男人》、郭启宏的《男人的自白》等优秀的剧作。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内容上，着重表现特定时代里知识分子的失意与迷茫，展示人格的尊严与物质的诱惑交织状态下，知识分子尴尬两难的处境；价值趋向上，不再注重对其理性、启蒙者的精神姿态的张扬，向现世生活回归，关注生存中的实际问题，展示人在情感与欲望、物质与精神抉择面前的失落、迷茫、痛苦，成为塑造这一群体形象时的普遍趋向。

　　邹静之笔下的老迟同样带有上述知识分子形象的影子，保持着与时代的“对话”关系，但他更为关注的是：面对一个纷乱嘈杂的物质世界，知识分子精神世界自我探求的艰难过程以及他们在社会价值认同上的困惑和不安。剧中，老迟为现实进行的痛苦思考，并非根源于物质世界的压力，而是来自内心的压抑和苦闷。身为知识分子，他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保留自己对学术和现实进行思考的权利。高贵的思考使他不愿妥协于现实的凌乱与真实。他不想知道外界的变化，他身上哈姆莱特式的孤独与延宕，使其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为此，他可以拒绝欲望的诱惑，认为思考能战胜一个人的欲望，然而“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欲望中，但很少有人透过别人的欲望看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日常实际”。在他躲避世俗欲望的同时，他的痛苦恰恰成为其自我压抑、欲望游移的一种现实反映。老迟的形象具有巨大的张力和思辨性，在他潜意识与深层心理活动背后，我们不仅可以窥探出一个封闭在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孤独、苦闷的心理动因，而且还能在其逃避自我和现实人生的处境中，看到知识分子在社会责任与干预精神方面的缺失。萨义德说过：“知识分子的道德和原则不该构成一种封闭的变速器，驱使思想和行动前往一个方向，而且提供动力的引擎只能使用单一的燃料。知识分子必须四处走动，必须有立足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