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云南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急剧蜕变，被欲望鼓动着的竞争日益成为城市生活的基调。城市给中国社会生活带来了形形色色的躁动，城里人被不知不觉地分化为贫和富、强和弱、成功者和失意者、白领和蓝领、老板和工薪阶层。当市民消费的浪潮从大商场、专卖店到小市场开始对城市的每个人产生诱惑和激励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城市生活开始了。

　　一、城市与消费

　　城市作为一个物质形态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意味着所谓的“工业化”、“现代化”、“商业化”；城市作为一种“形象”，也是一种物质形态又是一种精神形态，它体现着一种文化，一种正在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着社会生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明显表征即是消费。消费目前已逐渐成为一种象征着个体社会身份的符号和新的意识形态，无形中控制着人们的主体想象。伴随着这种消费意识形态兴起的是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最终蔓延成流行的大众文化，确立它在城市中的话语霸权。关于消费主义文化，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有精辟的论述：“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性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丹尼尔·贝尔对消费主义的社会学描述表明，消费主义的发生与人们满足生存的基本要求没有直接关联性。人的欲望，亦即心理欲求，才是消费主义发生的逻辑起点和最终诉求。这样一来，消费主义文化意味着个人生活对市场化的迎合和献媚，对城市物质生活的认可：一方面，它直接指涉着日常生活文化的物质性满足，允诺一种享乐型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已经把消费对象塑造成一个整体性的符号象征体系。消费不仅是对商品价值的消费，而且成为人们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在此情景下，人们消费的只是一种欲望，即进入某种社会等级的象征符号。拥有名车和豪宅便意味着拥有了高等级的社会身份符号，而这种符号象征体系的制造者、传播者和倡导者正是跨国公司、商业广告和大众传媒，因此这样的符号象征具有标准的意识形态性质。所以，尽管目前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旧处于低级状态，但消费主义文化仍以强劲之势扩张和渗透到城市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种摒弃理想主义，放逐精神价值的实用主义的世俗哲学，便以消费主义的文化形态，完成了物欲对心灵的全面扫荡，建立起对大众日常生活实施控制的文化霸权。早在90年代初，有些文化学人便敏锐地意识到“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美而在追求舒适，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

　　随着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的社会消费生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人们生活方式新变潮流的引导者和驱动力，也逐渐成为整个社会话语的中心，随之中国城市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并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市民社会。而这时，以城市市民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城市文学应运而生。在城市大众文学中，个人价值的凸现，城市地位的上升，使得市民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得以彰显和蔓延，而小说创作和历史想象之间出现了微妙的疏离，日常生活出现在众多作家的笔端。消费主义文化共同完成了对当代城市文化的重铸与改造，并形成了新的占主流地位的以消费为表征的城市文化形态，与传统的城市文化构成了一种断裂关系。这种“断裂”不可能不对一个时期的文学风尚和艺术精神以及作家的文学写作观念发生影响。文学的生存根基不可能不发生转移和变化，且当今文学最重大的变化也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观念和叙事技巧方面的变化，而是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文学的美学要素、基本功能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切都预示着文学流变中一种新的转型。

　　二、文学与欲望

　　伴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的贩卖盛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强劲崛起，与此同时的城市性写作也拉开了帷幕，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特有的文化符码、场景充斥于各类文学。创作上，更有所谓的“新生代”、“美女作家”在积极地实践着城市文化的游戏规则，一个以现代城市为广阔空间、以开放的城市意识为审美视角、以特有的城市文化为底蕴，以反映城市^生存状态和精神价值追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城市文学大潮汹涌而来。与以往文学相比，这类文学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断裂感。这不仅仅表现在文本、作者、读者及其所构成的文学活动场景都刻上了鲜明的现代城市的烙印，更体现在文学已逝去了传统意义的神圣、崇高的光晕，文学不再是启蒙与批判的载体，作家也放弃了对形而上价值观念的不懈追求。

　　在消费主义和商业化浪潮的影响下，文学已远离了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更大程度上变成了大众消费的对象。于是书写自我、表达隐私、迎合世俗的欲望化、个人化叙事愈来愈凸显出来，并似乎表现为一种时髦。消解宏大叙事关注个人体验成为不少年轻作家的主要写作姿态。这是一种完全感性化的写作，文本中到处是混乱的城市生活碎片，是欲望、时尚、激情、绝望。随之而来的个体生命的经验在写作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生活的日常性在文学文本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曾经被忽略和被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现在成了文学想象的中心，城市生活的高消费和性成为了写作的主题，并且还得到了不厌其烦的细致描写。在卫慧笔下，生活的欲望首先表现在对标志着身份和品位的商品的占有欲，这些商品似乎成了欲望的酵素。而王安忆的文本中，金钱则成了消费社会里人们最大的渴望，“那种叫美元的东西，有着一张多么可爱的脸。满是让人神往的异国情调。”(《我爱美元》)主人公执着于幻想那种美元换成人民币以后从天空洒落下来的快乐。另外，在消费时代的城市文学作品中，身体也成了消费社会的一道景观，身体是消费社会的表征，对性的赤裸裸的欲望也毫无保留地浮在作品的表面。卫慧、棉棉的作品就很具代表性。在《上海宝贝》中，卫慧以上海白领的身份讲述着她的女主人公倪可的故事，表现她对爱情和情欲的追求与满足。卫慧认为“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和一个能给她性高潮的男人是私人生活最完美的格局”，这似乎也是卫慧小说的独特模式。棉棉在《糖》中，以激情洋溢却又焦虑苦痛的笔调展示了一位“问题少女”的生活历程和心理历程，反映出都市青年人的迷乱焦虑、放纵绝望的生存处境。还有在网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性爱日记《遗情书》的木子美更是以一种空前“另类”的反叛姿态对自己的私生活进行了纪实性描写。这种完全肉体化的极端写作姿态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在消费主义引导下以自我表演为特征的大众娱乐形式，一种众声喧哗的、充满了享乐欲望的文化。它把个人

　　生活从私人领域转化为公共领域，把真实的东西虚构化为故事，使其形象化和符号化，再借助商业炒作从而获得消费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城市中市场经济的消费逻辑引导着文学写作的潮流和方向，使文学的传统功能越来越边缘化。

　　可见，城市文学完全背离了传统的文学写作，极大地改变了经典文本的叙事方式和审美趣味，追求一种玩事不恭、狂放颓废的欲望表达，毫无顾忌地暴露性、欲望、吸毒、同性恋、自恋、自读、颓废、空虚、死亡、绝望等在80年代经典文本中的禁忌话题。这种具有文化断裂意味的拒绝或反叛姿态，使城市文学成功地实现了消费时代的写作突围。

　　三、城市空间与文学叙事

　　在市场化的消费时代里，作家和读者的角色发生了新变。过去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今天却成了为满足大众消费欲望的文学商品的生产者，读者似乎成了买主，而文学却又变成了商品。文学创作就这样被市场这只无形的大手所操纵，其价值追求和艺术追求就自然会被削弱甚至忽略。市场以其物质的包容性彻底地消解了文学独有的批判性，它犹如一把饱含欲望的锋利的双刃剑，在使一些作家有机会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他们丧失了对坚守人文精神的探索精神，也陷入了欲望的深渊之中。90年代独特的城市文化语境生成着独特的城市文学主题话语，如前文所述“性”、“身体”、“金钱”、“豪车别墅”等这些无法绕过的“欲望化”、“物质化”符号经由市场的消费逻辑编码后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学的殿堂，成为这个时代作家们日益明确的表现主题。譬如全力书写城市的邱华栋，在小说中大量应用城市代码，高频率地描写城市的外观：豪华的宾馆、写字楼；光怪陆离的卡拉OK歌舞厅、酒吧、夜总会、按摩院；混乱的人流、蛮横的立交桥、囚笼一样的公寓等等。邱华栋小说中人物的活动空间也大多是酒吧舞厅之类的场所，甚至他早期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那种环境里构思和写就的。他认为那里是最能感受到现代城市的气氛和情调的地方，他相信酒吧对心灵的慰藉作用，他曾说他去酒吧是缘于在孤寂、焦虑的心态中，酒吧能给人一种暂时的忘却。城市之于作家的重要性不仅仅标志着另一种外部生活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更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城市虽然有这些绚丽的城市外景，邱华栋也总是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不断地面对城市追问、质疑、拥抱、逃离。他对待城市的悖论态度真实地反映出当代城市人的生存处境与价值追求，正如他的《时装人》和《午夜狂欢》的主人公一样。

　　多重立体的城市空间于城市文学具有重要的叙事意义。正如西方学者史蒂文森指出的：“事件和它发生的场所之间，有一种适合性在里面。见了心爱的亭园便想坐下来；见了某个场所，便想工作；见了某个场所便想偷懒；又在某个场所，便想起在露中做长时间的散步。夜、流水、灯火辉丽的街市，日出、船、大洋等等给人以影响，在个人心中，能使人想起种种欲望和享乐。”刘勇强先生也指出：“对小说创作来说，地域性不只是它赖以产生的土壤，它深深地影响着小说的文化品格、叙事方式、形象塑造等各个方面。”城市的空间场景及其消费文化氛围为城市文学的人物活动与情节展开提供了舞台和空间，同时也为叙事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动力。因此，在消费文化的引导下，酒吧、咖啡馆、夜总会这些充斥着幻想与欲望的地方越来越成为当下作家热衷表现的生活场景。“写作者以‘另类的姿态出现，以现实的或虚拟的‘另类生活为描写对象，城市生活场景被简约为迪厅、咖吧、酒吧和狂乱的派对，对于物质和官能的欲望成为人这种动物的唯一驱动力，或是填补灵魂空虚的海洛因。”叶弥在《城市里的露珠》表现的对夜总会的依赖：“我”白天睡觉，夜里就跑到夜总会去喝一通；王安忆在《我爱比尔》中对咖啡馆的深刻体认；陈丹燕笔下的具有双重身份的酒吧女之隐喻；葛红兵《沙床》中表现的对酒吧的特殊感情：“我刚来上海，没什么朋友，只能整天泡在酒吧里”；卫慧和棉棉天然的酒吧情结等等都影摄或凸显了酒吧这类场所在当代城市时代的特殊功能。在这里，酒吧、咖啡馆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意义上的物质消费场所，而且是一个文化消费的场所，是一个最适合表达人类隐私与欲望的文学意象。当代城市人摆脱不了的孤独感、虚无感、压抑感及各种另类的、暧昧的、隐匿的情感和欲望都可以在此得到尽情地释放和肆意地滋生。在此意义上，酒吧既是小说的一个场景，又是叙事上的一种策略，并最终作为一个欲望化的经典场景指向了欲望化的叙事。而这种叙事较为真实地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城市经验和感受。

　　作为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既没有历史的痛苦记忆。也没有遭受物质上的困顿，他们不可能站在某一高度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给予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是不停地复述自己感兴趣的生活经验，描述自己浮泛的精神历程。因此，当代作家的城市情绪不同于以往，城市不再是指向现代化，而是指向了物质化。在他们的文本中除了奢靡的生活、夸张的欲望、错乱的情爱幻象、爵士乐、大麻、沙龙、派对、时尚杂志以外，还有著名品牌，描绘出一套全新的消费社会的符号象征体系，仿佛离开了这些象征符号就不能构成城市文学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