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明

　　自198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一直盛况不衰。其中，因应文化语境变迁而风貌出新者，则如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等。此类上承《三国演义》(罗贯中著)、下接《李自成》(姚雪垠著)的作品作为“历史小说”之共性，往往在于其基于史实，辅以虚构，艺术化叙述“历史”的文本特征。正如凌力所言：“历史小说的骨架经络应当是史实，血肉自然由虚构来填充丰满。”此种观点也为当代多数历史小说作家所认同。

　　上述虚实观正是本文讨论的起点——既然允许虚、实并存，那么，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自然会有不同的史实被引入叙事(或被排除在叙事之外)，同一史实会遭致不同的解说，虚构的细节也会体现不同的文化与艺术匠心，等等。由此，本文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日趋强大的历史情境中，作家对于特定的史实持有何种叙述与评价的态度?何种虚构的历史内容被引入叙事?此种虚构体现了叙事主体何种文化用心?

　　二月河曾经“虔诚”地诉说自己立足于“读者”的创作主旨，“我想，我是一直想买通您，买通我的上帝，这当然不能用钱，这只能是剖开自己的心，连血呈给您。”在写作中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需求以扩大作品的接受范围自然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作家对于读者乃至对于文学的责任所在。可是，若只为销量计，不惜迎合大众阅读意识中恰恰有待革除或改变的陈旧、粗鄙的文化和审美趣味，便往往会造成作品思想与艺术的硬伤。遗憾的是，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中，这却是屡见不鲜的情况。

　　一、“圣君”崇拜

　　基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专制政治在中国存在数千年之久，处于此种社会政治结构之中，芸芸众生往往将社会公义实现的希望寄托于圣君明主，积习既久，便沉淀为社会成员稳定的心理意识方式，虽经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现代转型的剥蚀打磨，却仍复遗存于个体意识之中。当代历史小说往往刻意调动阅读个体这一心理机制以营造阅读快感，可是，此种快感却不免强化着社会个体意识对于前现代性政治运作的认同心理。

　　讴歌“圣君”最为习见的模式是对于皇帝“微服私访”的叙述，这一关目因与民间传统心理结构符节切合而格外值得提起。在专制主义社会政治结构中，民众并无足以制约官场的法制化途径，含冤受屈的百姓往往只能盼望有道“圣君”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以皇权之威实现社会正义。当然，与其说这是前现代政治运作的一种实践性模式，倒不如说这是戏文、评书等等“大众文化”产品为接受者所提供的虚幻性满足、想象性抚慰，而此种满足与抚慰又转而强化了个体对于专制政治的认同意识。既然如此，身处“现代社会”的历史叙事便应当审慎地对待内在于读者意识的此种文化渴望，而不能简单地以顺应甚至强化这一心理逻辑的方式谋求接受成功。然而，在当前涉及皇帝的叙事中，“微服私访”模式却获致反复运用，其维护社会正义的政治功能也得到充分信任，例如完颜海瑞的《天子娇客》叙述朱元璋微服私访了解民间对于驸马走私一事的议论；凌力的《少年天子》描绘顺治皇帝素服民间，查访废除“圈地法”政令的推行情况；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中，康熙微服私访处置大同知府周云龙，等等。这一模式往往会在贪官污吏凶相毕露之际安排皇帝出马，从而创造出极富戏剧色彩的情境，令读者积蓄满满的怒气获得痛快淋漓地释放，并使读者因为感觉自己和至高无上的皇权站在一边而心醉神迷。由此，正义便在叙事中得到了充分地实现，可是其意义却如阿多诺对大众文化产业所做的批评：“当它宣称引导着陷入困惑的人们的时候，它是在用虚假的冲突蛊惑他们，他们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冲突交换这些虚假的冲突。它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他们的冲突，其解决之道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若说“微服私访”模式虽然暗暗强化了读者潜意识层面对于皇权的迷恋，但是，就惩治贪官污吏，实现社会公义这一显意识层面的内容而言，依然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向度的话，那么，叙事因为过度沉溺于对于“圣君”的热爱，而一股脑认同以君权为核心的前现代性政治运作中种种狰狞黑暗的内容，从而是非不分、善恶莫辩，则必须遭到严厉地批判。

　　凌力的《暮鼓晨钟》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均述及康熙冲龄即位、大权旁落而设计斩杀辅政大臣鳌拜之事，这一事件本身其实蕴含着值得批判的向度。尽管史料倾向于证实康熙比鳌拜更适合于担任皇帝这一角色，但是，这并不能表明谋划、实施此种血腥的杀戮是值得无保留称颂的行为，这是专制政治结构特有的权力交接模式，这一实践本身具有鲜明的暴力认同的价值内涵。然而，恰恰是这一夺权环节获致叙事的热情讴歌。两部作品所采用的共同叙事套路是着力刻画小皇帝的聪明机智、灵秀可爱，从而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对于擅权者鳌拜的愤怒，直至以康熙的愤怒为自己的愤怒：“我是皇上!我是天子!我的江山，我的天下，偏不许我问!”在文本内外激情互动之际，此种极权主义的悍然吼叫已经绝然不会引发阅读意识的厌恶和审视，相反，会在读者的意识之中激起必欲杀鳌拜而后快的血腥冲动，并为皇帝的舍命一搏而情怀激荡，从而达到真正的审美体验高潮。不过，在此过程中，读者对于专制权力及其运作的无意识认同必然遭到强化。

　　进而，在“圣君”颂歌声中，顺、康、雍、乾之世杀人累万极其酷烈、阻绝公共言说领域形成、钳制文化思想发展、压制民主价值萌芽的文字狱却失去了它的历史重量。在凌力的笔下，株连极广的“明史案”主要是满族保守派贵族们的历史罪孽，而顺治却始终在推动江南冤案的平反。此种描绘方式其实遮蔽了皇权专制才是这一特殊刑狱之根源的事实，从而大大减轻了其罪恶的分量。而在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中，忠臣刘墨林正因为借着“皇上正在大兴文字狱”的历史机遇，方才将奸污了自己心爱之人的相国之子、奸邪小人徐骏送上断头台——因为这位徐公子诗集“明日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被刘墨林密奏皇帝。在叙事营造的上下文语境中，读者唯恐文字狱株连不广、执行不力，否则必难实现人间正义，必难抒发由刘墨林的爱情悲剧所积蕴于阅读意识中的郁闷之气，以此笔调叙述文字狱，岂能包含批判态度?

　　凌力说过：“纵观历史，对照前后，不能不赞叹清初这一批善于学习、勇于开拓的皇帝。”然而，若不能建立现代性价值判断标准，仅仅在封建时代的帝王系列中比来比去，岂能得出合乎历史理性的结论?无怪乎作家主体精神亦于叙事之中迷失方向而山呼吾皇万岁。只是，当叙事沉溺于“圣君”崇拜之际，可曾记取与顺治、康熙大体同时期的黄宗羲发出的历史强音：“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二、武侠、灵异之事

　　武侠传奇以及种种难以解说的灵异古怪之事，往往也被当代历史小说引入叙事，其目的首先自然在于迎合大众趣味，增强作品的通俗性和可读性。然而，这些添加剂对于作品的思想艺术性而言，往往增益之处甚少，而损毁之处良多。

　　从唐代的剑仙传奇到近世的侠义公案小说，中国自来便不乏关于武林侠客的文学叙述。自1980年代以来，功夫影视、武侠小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阅读接受心理，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作家书写历史的心态。所以。尽管当代历史小说作家常常以依托史实而自矜，但是在他们的笔下，武侠之士往往或深或浅地参与历史进程，并使得其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戏说色彩。

　　在唐浩明《曾国藩》第一章中，回乡奔丧的曾国藩在洞庭湖畔遇到武功超群的杨载福并邀其共酌晤谈，杨载福的自我介绍完全是侠义小说江湖人物出场的口吻。与杨载福分手后，曾国藩又遇到另一位武功高超的江湖侠士康福，曾国藩不巧落入太平军之手，幸得康福夤夜相救方才脱险。小说第一章因为集中了过多的刀光剑影、奇人侠士而充满了江湖气。但是唐浩明显然不准备写一部武侠小说，此后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武与侠便逐渐退出叙事。当纯正的历史叙事已经足够强大，并且能够牢牢地抓住读者之时，作者似乎仍然为自己不得不在开头部分以武侠叙述吸引注意力的笔墨而感到懊恼，所以，作者恨恨地写道：“曾国藩最不喜欢那些走江湖的剑侠……”值得指出的是，即便杨载福天生神力，也不过挽绳索将一个木排筏从水中拖出，而康福武艺精熟，也只是几个大汉不能近身，在唐浩明的笔下。“武功”并未超越人体能力限度而至于荒诞离奇，因而尚不会遭致败笔之评。然而，在二月河的叙事之中，对于武功的描述则无论如何不能称作“正史之笔”了。

　　在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中，魏东亭率领一帮从江湖好汉中召来的侍卫奉康熙之命擒杀鳌拜，这一场打斗完全是金庸笔法。辅政大臣鳌拜身负“沾衣十八跌”的精湛内功，而魏东亭也是“柔云八卦掌”的顶尖高手，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剧斗之后，侍卫们方才擒住鳌拜。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则叙述大侠甘凤池催动内力将掌中匕首熔为铁水。铁的熔点在一千五百摄氏度以上，不知修炼何种内功可以让人体达到如此高的温度?二月河的武功描写早已远远超出人体可能达到的极限，掺有此种质素的历史无法免于戏说之讥。不过，无论如何，在叙事中，武功、侠客之于叙事的重要性尚未上升到结构主体情节的高度，与此相较，完颜海瑞的《天子娇客》干脆以侠客为主角，武功成为叙事推进的基本动力，便使作品戏说历史的色彩更为浓厚。

　　在这部小说中，武、侠已经成为叙事的核心构件，正因为负有一身过人武艺，郑公炎这个九品微吏方才能够具有踏山蹈海的胆气和刚正不阿的品性，以致于在山西官场上下缄口之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指斥驸马欧阳伦贩卖私茶，蚀蛀朝纲，并且不远万里赴京城告御状。进而，若非郑公炎武功高强，只怕早已死在告状的路上了。再进一步而言，九品关吏并非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官职，因此郑公炎更是半官半侠的人物，这一身份的边缘性也颇似这部小说的特质：介乎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之间。

　　从唐浩明《曾国藩》以武功为叙事点缀到完颜海瑞《天子娇客》以武侠人物结构情节，这一描述便基本勾勒出当代历史小说在叙事中引入武侠的大致区间。从总体上看，当代历史小说中的武侠描写，往往使作品打上特定时代大众文化的印记，强化有违现代法制原则的暴力认同意识和嗜血心理，往往成为作品触目可及的硬伤。鬼神灵异、扶乩算卦之事作为“封建迷信”在建国后遭到基于“无神论”的文学和社会话语的清除，但是，对于种种灵异现象的深信不疑、将信将疑或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其实依然广泛存在，当代历史小说对于种种灵异之事的描述自然不免于迎合大众心理之意。具体看来，此类描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杰出人物出世时“天降异兆”的描述。民间传说往往叙述杰出人物的母亲梦见龙、蛇入怀后产下龙胎麟子，此种套路也为当代历史小说所袭用。杨立平的《皇太极》描写塔克世的妻子梦见“雪羽金爪神鹰”入怀而孕，生下了努尔哈赤。潘传学、潘传孝所著《张献忠》则叙述张献忠的母亲张孙氏梦见关帝将黄斑蛇变化而成的后生推入她的怀中，当夜生下“奉天帝之命下界投此妇人家为子的煞星”张献忠，等等。

　　2、测字看相抽签，预知人生未来。在二月河的《乾隆皇帝》中，刘墉阅读《字触》之后，测字算命，应验如神，而叙事对此亦持认可态度，并以刘墉为大才子袁枚测字而且精准无比之事以为佐证。唐浩明的《曾国藩》则多次言及曾国藩相面之准，他初见杨载福便在心中暗自推测：“见他双眼乌黑发亮，正应相书上所言‘黑如点漆、灼然有光者，富贵之相”，此后，杨载福果然官至提督之显。而在刘斯奋的《白门柳》中，董小宛偶入关帝庙为自己与冒襄的未来抽签预卜，签文最后两句是：“痴心指望成连理，到底谁知事不谐”，董小宛虽则死乞活赖地缠住了冒襄，嫁为小妾，可她二十七岁时便死于热病，果然到底事不谐，云云。

　　3、法术通灵不可索解之事。二月河《雍正皇帝》中的贾士芳道长法术通神，他能在十月二十六月朔之晚，用道术唤来一轮明月；他能应雍正之请瞬间乞得祥雨，一解旱情；他在皇帝寝宫内作法，桃木剑遥遥劈死了欲入宫作祟而刚刚窜至金水河的番僧头陀等等。在熊召政的《张居正》中，魏学曾与王希烈正在酒楼谋划对付张居正之策时，前首辅大臣高拱派来联络的信使、江湖奇人胡狲进人两人的雅间，在一个花钵内撒下瓜种后浇水、施肥，一时三刻间，种子发芽、开花并结出一个黄灿灿的香瓜，魏、王二人当场分食此瓜，“又香又脆”，岂不怪哉?

　　这些灵异之事难道能相信吗?这些作家难道真的相信这些灵异之事吗?尽管历史小说家往往认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可是以将信将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甚至干脆就是相信的态度，将此类灵异荒诞之事写人历史，还能是“大事不虚”吗?

　　三、情、欲奇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展开并实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大规模重组，建基于需求之上的市场交换逻辑对于社会个体欲望的召唤与开发日益深刻，情与欲的满足之于人生在世的巨大意义，获致消费时代社会话语的全面建构，因而成为大众文化心理渴望的关键内容，正是这一宏观文化态势，导致各种类型的文学书写均或多或少的从情、欲话语中索取活力，其意义已经不能从艺术创新和文化反叛的角度理解，而只能被界定为迎合大众阅读趣味的叙事策略，历史小说的写作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当代历史小说中，“爱情至上”几乎成为叙事所塑历史人物的基本人生态度。唐浩明的《张之洞》描绘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张之洞曾与晋阳书院的士子们一起用餐，席间张之洞让士子们讲评历代诗人故事以助酒兴。刘森所述唐代欧阳詹与太原妓凄艳悲惨的爱情故事，令诸人唏嘘不已，张之洞感慨系之，提笔留墨：“人生难得最是情”，真可谓“爱情至上”的宣言。而在其《旷代逸才》中，自号八指头陀的和尚寄禅慧心自证、勘破世情。成为一代禅师，但是，他与慈悲庵净无师太之间不能告白于尘世的痴情，却始终是他内心深处无法以佛学妙理予以化解的隐痛，寄禅临终前将毕生诗稿托于杨度整理

　　之时，特地嘱托杨度将自己因思念净无师太而成的《三影集》转交净无，那些诗是其内心柔情突破佛性而铭刻于世间的话语印记。

　　除了对于爱情的描写之外，欲望话语也大规模进入历史小说所描绘的历史图景。若说欲望书写在特定的时刻具有文化解放的意义，那么，市场时代的历史小说对于欲望的细描并未纳入一个可以开启深邃文化思考的价值框架之中，其意义只在于以奇观展示的方式取悦读者，进而，此种奇观往往超出对于一般男女性事的描摹。乃至于堕入恶趣。

　　二月河的《乾隆皇帝》中性事场景极频、描摹极细，特别是乾隆夜驭小英、嫣红二女的一场，叙事以近千字的篇幅细描，远远超过刻画人物的需要，完全是色情小说笔调，随意撷取片断如下：“乾隆贪婪地看着她们……小英白馒头样的乳房，嫣红雪白的大腿间微绒绒的隐处……三个人三张口不说话，六只手胡摸乱抚，牛喘娇吁快极呻吟嘈杂肴乱……”若非描写皇宫内苑生活，岂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对此一男两女的淫乱场景大书特书?不过，换个角度看来，叙事者岂非正是借着皇宫内苑题材所提供的便利借口，而大书特书此种淫乱景观?

　　熊召政《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不惜笔墨细述太监吴和与“对食”宫女赵金凤的性活动。言及“赵金凤十二岁进宫，在大内已呆了九年。如今早已是站着阴门吸风躺下牝户吸土的怀春年龄”，完全是极度粗鄙的市井俚语，正体现了叙事本身之“性趣”勃勃。幽会见面后，叙事展现了太监古怪的性行为：“……吴和翻身爬起，把赵金凤身子往上抬了拾，自己跪在她两胯之间。俯下头去，对着那阴户伸出了舌头……。”

　　任光椿的《谭嗣同》则以颇为浓郁的赏玩情绪描绘了一些同性恋景观，此种笔调更加令人惊异。谭嗣同救了一个出身贫穷的十六岁男孩罗英，并将他收为书僮。罗英俊秀的面貌使张之洞的公子张立人对他存心不良，令他颇为苦恼。不过，罗英倒不讨厌此时年龄比他略小一点的蔡锷，有一次两人在山坡上依偎着说话，蔡锷一言触动罗英情愫，罗英居然“把蔡锷扳过来，抱在怀里，在他腋窝里嗅了一下”，即便是异性恋人，恐怕也未必有此嗅腋下汗味之嗜吧?最终，谭嗣同也克制不住对于罗英的爱意流露，“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拒绝逃亡，在被捕之前曾与罗英彻夜长谈，谈话结束时：“(谭嗣同)深情地在罗英眼睑上亲了一下，然后便放开了手。他叹息了一声，暗暗地对自己说道：‘好了!现在，我总算可以从容赴义了!”阅读此种叙述，真令人唯愿谭嗣同地下无知。

　　潘传学、潘传孝的《张献忠》则叙述了另一种别出心裁的古怪性事，张献忠的母亲张孙氏婚后连生七胎女儿，这一日来到关帝庙烧香求子。出了关帝庙后。她来到庙后山顶“一块耸立于茅草中的尖锐的石头”旁边，张孙氏在给这块被称作“神根”的石头敬香磕头后，便撩起长裙蹲坐在石头的尖锐处与之交配!还“连眼神都迷离了!”叙事者几近龌龊的想象力真令人忍俊不禁。张孙氏也的确因此孕有张献忠，所以叙事绝非意在揶揄乡间民妇愚痴，而是结结实实的在卖弄荒唐诡异色情想象。

　　皇帝与宠妃的群宿、太监与宫女的奇异性事、多人小团体之间的同性恋乃至于女性与石头交配等等，当代历史小说关于性场景的描写真是洋洋大观、异彩纷呈，此处摘录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但是，这些史无稽考全然出于叙事者虚构的想象性景观，恐怕均属颇欠斟酌，有的甚至极为粗鄙无文、粗俗无聊。指陈叙事以媚俗笔法迎合市场，必不能算过于严厉的批评。

　　综上所述，在当代所谓依托于史实的“历史小说”创作中，为迎合读者“圣君”崇拜的深层无意识心理，叙事往往夸大“微服私访”之于社会正义实现的普遍意义，甚至为皇权的种种血腥残暴辩解开脱，由此必然生成种种或扭曲历史、或全然虚构的叙事情境。此外，大量旨在迎合大众阅读期待，并且完全出于主观虚构的武侠灵异、情欲奇观等等内容浩浩荡荡进入叙事，也不免使作品戏说无度、硬伤累累，由此，当代“历史小说”所述历史终而失去其真实性，成为市场时代大众欲望投射的历史镜像，于此镜像的神光闪烁中，作为现代写作者的主体意识在不同程度上或惘然迷失、或主动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