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艳

　　海外华人女性，具备现实与文化身份的“三重性”：她们是东方男性世界中的女性、西方男性世界中的中国女性和西方世界中的中国人。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使她们在寻求自我、寻求女性在海外生存时候的自我意识、性別意识，更添艰难；而如何正视女性的性别构造和探索女性生命历程，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话语方式，她们要比中国国内的一些女性作家更多地面对一些难以解决的课题。虽说如此，多元整合的文化视角，也为她们以更为开阔的女性视阈和审美眼光来进行女性生命的文学书写，提供了可能。对于於梨华和严歌苓——这两位具有文学发展标示性意义的美华女性作家而言，她们的女性意识和对于女性生命存在的探讨，也是一个不断地进行译解和再译解的过程，其自身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但最终都从不同的层面指向了同一创作旨归——探索女性的生存境遇和女性的生命存在。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她们的创作，还给予我们另外一种启示，那就是在极端的女性主义主张之外、在女性欲望化叙事乃至身体写作之外、在那种留学生或移民文学常有范式——编写海外华人女性事业成功的“通俗故事”之外，依然可以构建探索女性生命存在的话语方式，并达至一定的思考深度，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於梨华对女性自我意识和女性生命存在的思考，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的，而且其中也蕴涵许多相互矛盾甚至是彼此纠结的因素。在於梨华最初的海外书写中，她小说中的女性，都是缺乏自己鲜明的女性意识的，於梨华写作也没有有意地去关注和探讨海外华人女性生存境遇的问题，尽管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她写作文笔的清新隽秀和女性气质，但是，她的写作对象并没有着重落笔在女性身上。譬如，《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当中的佳利，只是牟天磊在美国时候伴他度过一段难熬日子的有夫之妇；眉立则是因为他出国留学而改嫁他人的初恋女友；意珊与他通信谈起恋爱，也不过是想藉他出国。《傅家的儿女们》当中傅家的女儿媳妇们也是在普普通通的恋爱之后，就分别结婚，於梨华所着重描写的，只是她们在国外世俗的家庭生活。“迁移”的艰难和对台湾旧家的怀念，是作家所着力之处，但是，在《傅家的儿女们》当中已经隐约可见女性对家庭日常生活、对传统理念赋予自己的“母亲”与“妻子”角色的厌倦，女性生命存在与世俗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初见端倪。后来的创作中，她还对于海外华人女性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认同传统赋予自己的“母亲”、“妻子”角色做出思考，由此，依然回应并延续了“五四”以后鲁迅先生曾经提出的那个“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问题的思考，思考的结果仍然是一种近乎无奈的认同——当代海外生存的华人女性，依然落人张爱玲对中国式“娜拉戏”的设想：“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海外华人女性依然无法挣脱男性社会里面的“他者”命运。《屏风后的女人》所收的女性，多是这样的命运和尴尬状态。《寻》中的江巧玲到美国后，为了寻求物质的保障，迅疾做出嫁人的现实选择。《马二少》中的爱默利“身无一技之长，离了婚，怎么生活?”最终恐怕还得追寻丈夫而去。连《一个天使的沉沦》里的罗心玫，也因为经济的原因一度向“恶魔”姑爹屈服，充当其玩物。她们生活在女性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社会，骨子里却是旧式中国女性的意识和样貌——现代化的生活形式，剔除不了的是她们骨子里对男性的依赖与妥协，在对男性的既爱又恨、甚至是不爱不恨中徒然地生活着。至于那些处于四五十岁、青春不再老年未来这一尴尬年龄的女性，又常常沦为悲剧的主角，而她们恰恰是於梨华所关注的对象，“是我要用笔把她们的生活实况描述出来给读者的”信如果说华人在美国社会当中，曾经长期处于弱势被压迫的角色地位，那么华人女性，就要格外承受头脑中几千年积存而来的传统意识积淀的束缚、承受来自华人男性对于自己“贤妻良母”角色的现实需求，可以说，华人女性是弱势族群当中的弱势群体，比华人男性。承受更多重的压力和艰辛。在对于海外华人女性无奈处于“他者”命运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和表现当中，又夹杂了於梨华对女性主体自我解放和个性意识的思考，无奈当中，再做出走的“娜拉”或是寻求女性的独立与自主，又有何不可呢?在长篇小说《考验》当中，於梨华对女性被困囿于“贤妻良母”角色的思考，做出了最为认真和深重的文学书写。思羽，也曾是个有着自己个性追求的女留学生，嫁给钟乐平后，踏实做起了贤妻良母，为照看孩子和照顾家事累得身心俱疲。丈夫面临陂解聘的危难，她竭尽心力帮着筹办聚会令丈夫可以与美国同事们联络感情；她与朋友的正常交往，被丈夫疑为不忠贞还对她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检查。充分体现不尊重女人人格的男权意识。而她还不得不一力支撑，鼓励丈夫去寻求自己在学校的合法权益，“她已很久不能作画了，他的事毁了她惟一的灵性生活”。小说结尾，她决定离开家庭，离开丈夫和孩子、迈出了离家出走的重要一步。而《离去与道别之间》当中的“如真”是名在大学教授“半时”课程的女作家，她不接受丈夫李若愚对她的希望——放弃学校教职、回归家庭甘心做被丈夫养的全职太太，也是为了一份女性自我和个性的保存。由此，於梨华对华人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考，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构成对“五四”时期主张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和“个性”要求的启蒙叙事主题的遥相回应，但是，两者相隔时间要远远超过半个世纪，地域跨度更是横跨大洋彼岸，而且这回应里面还杂陈了作家自己思想和心绪的纷扰不清，而这一切又发生在讲究人的充分自由和女性主义思潮充分发展的当代美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足够引入沉思的事情。

　　有意味的是，曾经困扰於梨华的一个问题，就是女性的自我主体建构与“妻性”和“母性”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在严歌苓这里，达到了互溶和消弭的状态。对于於梨华而言，妻性、母性是传统积淀而成、女性被迫从华人男性那里接受过来的、是会令华人女性渐失灵性和个性的东西；严歌苓却赋予了“妻性”与“母性”另外的意义维度与书写向度，它在严歌苓这里，是与坚忍、博大、宽容和与近乎佛性相通的一种意义维度。当然在中国主流文学里面，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条文学书写和思考的流脉。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已经认识到：“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但是，新旧时代夹缝当中的张爱玲，为她笔下的女性所作的书写，更多是一种女性命运永恒悲凉的诉说，一个个女性，脚已经迈出了古旧的门槛。而那身子和心境，依然滞留在门槛之内，女性无以摆脱的，是一种宿命般悲凉的境地。而严歌苓却在她女性视阈的海外文学书写当中，让那虽经张爱玲早早意识到并已经提出、却无力去描摹的生命本相——“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在当代的时空背景之下。做出了她富于魅力的阐释，对于张爱玲文学主张与思考做出遥遥回应、并对其做了进一步深

　　化的严歌苓，是从至少是以下两个方面来完成她的思考的：无论是对于海外华人女性，还是对于家园记忆历史当中的女性，她都曾着意挖掘其身上所具有的、属于最原始本真人性的“妻性”和“母性”，表现她们近乎佛性的宽容与悲悯；中国主流文学里面，包括在於梨华那里，女性的感性经验、世俗人性、日常生活话语与女性自我主体建构往往处于紧张对峙关系，具体表现往往是——日常生活是阻滞女性自我价值完整实现的障碍，严歌苓却能够令这种种紧张与对峙关系达成互溶和消弭状态，建构一种女性成长叙事的新型模式。

　　发掘女性身上所拥有的近乎佛性的妻性和母性，在异域题材的小说中，表现在《少女小渔》、《扶桑》、《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篇章中。扶桑的生命形态里，尽管涵盖了太多移民历史独特和色彩浓烈的东西，但毋庸置疑，她的生命，简直就是近乎佛性的妻性与母性的完美演绎。小渔也具有扶桑的秉性：对男友江伟近乎母性的女性关爱，对多少有些无赖的意大利老人也善良而温厚。伊娃时时提醒自己靠出卖身体孕育生命来养活自己的事实，甚至是凭借西方的一些价值理念来筑成令自己可以由理性控制感情的防线，却总是不可救药地对买卖合同所诞生的女儿菲比表现出非理性的执着母爱。而在近年书写家园记忆历史的小说里面，譬如《金陵十三钗》、《第九位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对妻性与母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体现了佛性的女人性的思考，更趋深入和丰赡。《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实发生六七十年之后，通过女性的视阈和故事。成功复活了那段苦难与屈辱的民族的集体记忆。那民族的苦难是如何在严歌苓女性视阈的文学书写当中被叙述和赋形的呢?出乎读者意料的是，严歌苓借助的是原本低贱、肮脏和肉欲化的十三个妓女形象——“金陵十三钗”。赵玉墨等十几个南京的妓女，与“我”的姨妈书娟这样的一些在美国天主教堂里念书、出身清白的女孩子，本来是不搭界的，而日本人的侵华攻占南京却把她们聚拢到了一起——为避难妓女们一个个翻墙而入。妓女们与神父、女孩子们，在民族的危难时刻，泾渭分明地分处了伦理价值谱系的两极，女孩子们感到被妓女们亵渎和玷污，妓女们竟也对女孩子们、神父和教堂充满了嘲弄和亵渎的快慰。但十几个女子，风尘之中不乏质朴与纯真的人性，豆蔻的慘遭蹂躏、敌人的残暴，一步一步使得赵玉墨她们完成了“窑姐”到“刺客”身份的转换，完成了从沉沦的肉欲性身体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金陵十三钗”的转变，她们代替教会女孩子们去赴日本人的“鸿门宴”：十三个白衣黑裙的她们，尤其是赵玉墨，连日本人也“给她那纯真脸容弄得一晕。他们怎样也不会把她和一个刺客联系到一起了”。斯皮瓦克曾经指出，在种族冲突和战争中，女人成为了一个“概念一隐喻”，当发生冲突和战争时，双方争相糟蹋和强奸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乎社群的具体想象。这也就很好理解严歌苓在小说中所写到的，女孩子们对异族强暴者的暴行，感到了真正的恐怖：“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在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妓女们却以自己肉体的献祭，使得女孩子们的生命得到了救赎，严歌苓在此将在价值伦理体系里面原本低贱肮脏的肉体成功地予以灵魂赋形，完成女性生命由卑贱低俗向近乎佛性的女人性的诗学转换。《第九位寡妇》与《一个女人的史诗》当中，作家依然继续了她对于女陸当中的佛性、“母性和女儿性”交相融会的一种探讨。王葡萄，是个有着“地母”般品性的女子，“对她来说，世上没有愁人的事”，在保护公公的过程中体现了她的“母性”，由于她的保护，处于最弱势的公公孙怀清才能够在历经时代风云变幻之中活了下来，“在王葡萄身上，母性和女儿性是互相交融的，是很似是而非的”，严歌苓自己也把王葡萄身上的佛性和扶桑两相联系：“对于男性也好，对于强迫她的人也好，对于践踏她的人也好，她都用一种悲悯和宽容的态度来接受所有的这些所作所为，她允许这些恶的东西存在”。如果说，王葡萄还只是个乡间女子，是种边缘性的女性生命存在，那么，在田苏菲这个有着浓郁“革命”式女性成长背景的生命历程里面，最最引人瞩目和感人心怀的，恐怕还是她身上那女儿性和母性交融的一种东西。田苏菲整个“革命”和“成长”的生命历程，都是要死死的、“爱得太笨了”地去爱着欧阳萸，困难年代里，在她不可思议的生存智慧里面，欧阳萸和家人得以度过一段时有饥馑发生的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田苏菲，对于她自己的成长、对社会、对周遭、对人际，她都是懵懵懂懂的女儿性与踏实坚忍和母性互相交融的一种生命状态。按照“成长小说”的要求“表达一个人在内心的发展与外界的遭遇中所演化出来的历史”，《第九位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书写了两个与以往很不相同的女性的成长叙事，表明作家对于女性角色身份和生命存在的思考，都拥有了不同寻常的思考维度。而且，在王葡萄和田苏菲的成长叙事当中，一些在20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文学里面、包括在於梨华那里，一些原本紧张对峙的关系——即女性的感性经验、世俗人性或者日常生活话语与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之间，由紧张、互相对峙甚至是二元对立，已然呈现一种互溶和消弭的状态。

　　“五四”时期，在庐隐、凌叔华、冯沅君等女作家那里，女性人物的成长叙事，虽然有着对于日常生活的表现和人性书写的一些层面，但是，这些书写，都服膺于女性作家主张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和对抗封建礼教的启蒙叙事的目的。对于女性角色身份和性别差异的思考、带有女性表征的感性经验、世俗人性和日常生活话语，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放弃。50到70年代文学中女性人物的成长叙事，也以祛除女性独特的性別特征、祛除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为指征，对日常生活的拒绝和遗忘成为女性人物成长和道德完善的重要条件。对于历史趋势和革命理想实现的书写湮没了对女性差异性性别身份和命运的思考，小说文本中女性的成长叙事还会将个人命运与历史趋势巧妙置换。新时期以来的女性作家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成长叙事，尽管内质或有交叉互渗，但也基本都可以从前面找到母本模式。“新写实”小说中女性对“一地鸡毛”式日常性生活的守护，而再度成为阻碍男性主体实现精神超越的客体化存在，女性人生亦沦为庸俗琐碎日常生活的异质同构体，由此再度接续“五四”启蒙叙事的源流——女性因日常性生存而需要作为被男性超越的对象并由此面临唯免不被男性所摈弃的命运。90年代以来女性书写呈现日益复杂的样态，女性的成长，藉由私人空间的滞守，来对抗男权意识，私人化写作乃至发展到极端的身体写作、欲望化叙事，激进的态度与反抗的姿态之下，未尝不是走向了与建构自足、自然、自在的女性生命主体和女性生存空间的反面。可以说，这些女性的成长叙事中，女性的感性经验、世俗人性或者日常生活话语与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之间，往往有着一种对立、紧张和互峙的关系。而严歌苓的文学书写，尤

　　其是在“王葡萄”和“田苏菲”的成长叙事里面，我们却看到了这些紧张、对峙关系的互溶和消弭。正像小说中土改工作队的女兵们所不解的，王葡萄“读书认字也不笨。一到阶级呀、觉悟呀这些问题她就成了糨糊脑子”，“觉悟”怎么也提高不起来，王葡萄的成长，按一些论者的理解，被理解为一个“白毛女”故事的“反主题”叙述，以葡萄生命历程的感性生存、日常化生活、世俗经验，来“拆解掉我们在个人生存与历史图景这两者间被一个个白毛女所催生、想象、搭建起来的联系脉络”，来“揭示出个体生存方式的自由与独特”，“以及潜藏在‘历史地窖中的另一种可能性”。

　　与《第九位寡妇》相比，《一个女人的史诗》的结构模式，的确更接近“革命式”的女性成长叙事，它描写了田苏菲的离家、革命、革命成功后的工作与生活——田苏菲是一个有市民家庭背景的女学生，在离家出走之后，经历了个人的成长，最终自我意识和个性逐渐形成而走向了成人的世界。但在层层富有阐释魅力的文字背后，我们却感受到了不同于革命式女性成长叙事的很多东西。严歌苓继续表达了她对世俗人性和日常生活话语有着痴痴的迷恋。小说通篇的头一句话就是“田苏菲要去革命了”，但田苏菲革命的动机、革命的过程、革命成功后自我生活的建构，全都带有日常生活的鲜活和质感。作者采取了与以往宏大革命理想和宏大叙事完全不同的向度，浸润其中的是鲜明的女性意识及其感性经验。在《一个女人的史诗》当中，田苏菲革命的原因竟然是为了躲避母亲的臭揍，虽然在革命成功后母亲与他们一起生活过程中，田苏菲看似总是与母亲冲突不断，实际上田苏菲的内心深处，是对母亲的世俗生活原则和母亲所持的民间价值理念有着一种深在的认同。而母亲的价值理念，是隶属于民间的，有它自己的文化特质，历久而不会发生改变，具备恒定、坚实与自足的特性。

　　扶桑、少女小渔、伊娃与王葡萄、田苏菲们，无不表达了严歌苓一直以来对于女性生命存在的思考，无论是近乎佛性的女性的宽容、悲悯与坚忍，还是母性与女儿性的互相交融，都为貌似强大的男性提供了躲过时代艰虞或者现实困境的庇护，也都并非是对恪守男权文化为女性量身定制的“母性”与“妻性”角色的自觉认同，她们都以自己的强大、坚忍和安稳，为男性们撑起一片天空、甚至令男性的生命得到救赎，实现着作家对那不能被历史进化论全然辖制的、在民间大地长流不息地轮回的生命存在样式的女性书写。从於梨华到严歌苓，海外华人女性视阈的文学书写不断酝酿并表现出一些嬗变因素，个体文化心理和创作心态差异的缘由之外，美国、中国乃至全球的历史与现实文化语境流转变迁的背景因素，也同样可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