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祥

　　（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1 引言

自17世纪译介中国文学以降，基于外译策略发展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的局势下，更加有必要总结中国文学译出策略的历时性规律，这不仅仅关系到中国文学外译的传播效果，更重要的是其触及到中国文学传播的根本内涵。为了便于探究，本研究将中国文学译出策略的历时性研究定位于三段历史时期：18-19世纪传教士时期的欧化策略、20世纪新中国成立后、21世纪以来。研究发现，在不同时期，外译策略展现出不同的倾向和程度，译者的文化态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18-19世纪传教士时期的欧化策略

18世纪明末清初的译介会士，给予中国文化一定的褒扬与赞誉。“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是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输入文学，以利玛窦为首的译介者采取了尊重中国文学和习俗的适应性策略。他们在翻译和评介儒经时着力寻找本国教义的共同之处，并以本国教义来诠释儒家思想，以求得东西方的会通”。［1］（P42）18世纪明末清初正值康乾盛世，国力强大，政治清明，来华传教士译介中国文学时，存有一种欣赏而积极的状态，对中国文学充满了渴望，当时的西方对中国持崇敬与学习的态度，总体上对待中国文学是持平等交流的态势。19世纪经历了欧洲国内的改革，西方译介者带着自信踏上中国的土地，一时间“欧洲中心观”促使这批译介者对中国持有强烈的负面看法。“来到距离遥远、文学性质迥异的中国，他们习惯性地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一切人和事。”［2］（P13）西方优越感带来的对东方的傲慢心理导致翻译所选择的文本与采取的翻译策略需要获得英语读者的认可，从而获得西方政府的赞助，翻译时出现不少挪用和附会现象。

3 20世纪新中国成立后

“建国‘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活动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发生，是新生的民族国家主动对外翻译介绍本国文学作品，以响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和召唤，意图在国际社会舞台上实现自我合法形象的塑造”。［3］（P25-26）这一时期领袖著作的译介独领风骚，翻译受到极左思潮的冲击和影响，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个别地方为求“信”而略显生硬，源语地发起的译介行为本着忠实全面推介民族文化的初衷，多倾向于原作意蕴和形式的保留。国家意图借文学翻译打破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向世界介绍一个崭新的中国，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和面貌。

　　译者与翻译机构身处非常时期，文学翻译带着明确的目的，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制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文革对翻译策略的操控比刚建国时要有形得多，以死译、硬译为主，译文佶屈聱牙，译者与机构身上的政治使命越发增强。文革期间，文艺思想式微，政治色彩强化，死译、硬译现象表现出当时翻译者和机构顺应领袖的趋向，为满足极端的政治化诉求和打造共产主义色彩的形象，过度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政治诉求的极端化使得译者必须顺应政治要求加大直译力度，将之前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策略调整为照抄照转的死译、硬译，如译经僧侣般‘惴惴然惟恐违背经旨’，以此彰显对国家利益的竭力维护，远离‘崇洋媚外’‘反动权威’的政治罪名”。［4］（P50）

　　直到1976年后，译者的地位有所提高，外部环境也更加开放和自由，此时超越阶级的策略选择具有了全新的学术的价值定位，中国的文学翻译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由文学话语本身所决定的翻译阶段。由于政治诉求的去极端化，死译、硬译策略被直译、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原则所取代。

4 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开放，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解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汉学家藉此契机登上翻译中国文学的舞台，掀起了西方汉学家群体翻译中国的热潮，他们既是中国文化的译者，又是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基于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见地，在对待“异”的问题上体现出较为辩证的平衡，从多维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的异域风情。翻译活动融合了当代汉学家与本土元素的综合策略。

5 结语

纵观翻译群体在不同时期的翻译策略，策略的选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态势对群体策略的影响较为突出，“海外的译介主要是用他者文本烛照本土观念，以印证本国的文学传统和价值观念，是在借‘他者’言说‘自我’。而中国是要通过对本土文化的译介，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5］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译策略的发展进行研究将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1］ 杨平.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J］.人文杂志，2008（2）.

　　［2］ 贺芳，邓联健.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活动的动机与选本［J］.外语与翻译，2016（1）.

　　［3］ 倪秀华.建国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考察［J］。中国翻译，2012，（5）：25-26.

　　［4］ 刘嘉.《中国文学》生存心态引导下的翻译策略调整［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6）：50.

　　［5］ 姜智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塑造［J］.小说评论，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