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000)
阿瑟·米勒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萨勒姆的女巫》是他的重要代表作。这部戏剧于1953年首演,取材于1692年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的逐巫案。本剧中,米勒成功塑造了“悲剧的普通人”即男主角普罗克托,使他成为了评论的焦点,其女性角色却少有人重视。本文借用他者概念,论述《萨勒姆的女巫》中的主要女性形象是作为他者出现的,被男性自我所投射和塑造。她们是被动的、消极的,是实现男性目的的工具,而非具有自我权力的人。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同时也是米勒本人男权中心意识的体现。
他者与自我是一对相对概念,他者对主体的自我意识形成有重要作用。1949年,西蒙波伏娃将他者概念运用在女性身上,引发了对女性附属地位的广泛讨论。波伏娃提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是作为他者存在的。女性的角色与形象由男性定义。男性是主体是自我,女性是附属是他者。这种他者地位是后天形成的,是与女性的总体处境息息相关的。[1]在《萨勒姆的女巫》中,阿碧格和伊丽莎白就是这样的他者。她们是普罗克托的情人与妻子。普罗克托最终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死去,他的过错被归咎于阿碧格和伊丽莎白。这两个女性完全成为普罗克英雄形象的衬托。她们是满足男权社会要求的典型女性形象。
1 阿碧格的他者化形象
阿碧格在本剧中是危险的、诱惑的。戏剧的开头,米勒便暗示阿碧格勾引了普罗克托,却并没有说明阿碧格为何会这样。普罗克托宣称这是因为阿碧格本性放荡,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女性的身体与灵魂是邪恶的最好栖息地。[2]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一幕中,阿碧格提到了他们两个的私情,“我知道每次我在你那所房子后面走近你,你就怎样抓住我的后背,像一匹种马那样汗水淋淋,我一直在等待着过去从梦中把我唤醒、叫我心中开了窍的约翰·普罗克托”。[3]普罗克托才是这场私情的主导者,阿碧格则是他欲望的受害者。在这场私情中,阿碧格是为满足他男性需要存在的。在剧情最终,普罗克托将这些都归咎于阿碧格,怪阿碧格引诱了他。他作为英雄死去,阿碧格沦为了妓女。这是不顺服的阿碧格在男权社会中惟一的归宿。阿碧格的另一罪行是主导了这场逐巫案。然而,逐巫案并不都是因为阿碧格。它的根源还在于男性对权力的追逐。牧师巴里斯对他的地位不稳倍感焦虑,因此他在发现自己女儿也参与了少女们的跳舞仪式后一口咬定她们是受了魔鬼的引诱。普特南也趁此机会抢夺他垂涎已久的土地。丹弗斯法官为维持自己的判决在法庭上威胁作证的玛丽。这都是男权的体现,并非都是阿碧格的过错。阿碧格是男权的牺牲品。相比男性的主体地位,她是附属的他者。
2 伊丽莎白的他者化形象
与阿碧格不同,伊丽莎白几乎是个完美的清教徒妻子。她诚实又顺服,足以满足男性的要求。但她所有的美德都是为了加剧普罗克托最终死亡的悲剧效果。毕竟,这是一个关乎男人生死抉择的戏剧。[4]在他们的夫妻关系中,伊丽莎白是一个冷冰冰的妻子,揪着普罗克托的错误不放,不能体会丈夫的爱意与苦心。在丈夫的婚外情中,伊丽莎白的痛苦被忽视,甚至反被普罗克托指责。伊丽莎白成为了相对男性主体的他者。最终,在法庭之上,伊丽莎白承认了她的过错,“不论你怎么做,都是一个好男人该做的。一个冰冷的妻子才会导致丈夫有婚外情。约翰,我只计较自己的质朴,自己的孱弱……以致没有一份真实的爱能靠近我。连吻你,我都会迟疑。我不懂怎么表达自己的爱,我让整个家里的气氛冷冰冰,我的爱,我的爱,原谅我,我从不了解真正的仁慈是什么。约翰,原谅我。我的爱,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5]她真正成了一名好妻子,为丈夫的出轨责怪自己,全心全意准备抚育将要出生的孩子。她没有死在绞刑架上,却完全抹灭了自己的意识,满足了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要求,成为了男性意识主导下的他者。3 结语
在固化阿碧格与伊丽莎白的形象过程中,米勒将本戏剧的女性形象他者化。她们二者的形象都是男性主体意识的体现。评判她们二人的标准都为男性所制定。阿碧格是引诱普罗克托的罪人,却也是普罗克托欲望的受害者,是男性追逐权力的帮凶。她最终只能作为妓女在男权社会中生存。伊丽莎白承认了自己作为妻子的不称职,屈从了男权社会的要求。二人的他者化形象是经过男性自我塑造的,是对男权主义的拥抱。[1]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 Archterberg,Jeanne.Women as Healer.Boston,MA:Shambhala,1991.
[3] [5]Arthur Miller.The Crucible.The Viking Press,Inc.
[4] Schissel,Wendy.“Re(dis)covering the witches in Arthur Miller’s The Crucible:A Feministic Reading”.Modern Drama,37.3(1994):4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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