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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丁玲创作意识的双重性——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的交结

时间:2023/11/9 作者: 小说月刊 热度: 33061
刘春萌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1 序言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丁玲及其作品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及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接近丁玲,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和再创造,从而使丁玲研究呈现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

  在学者众多研究丁玲过程中,两种思路受到评论者的偏爱其一是从政治层面把握丁玲创作,重点肯定其对无产阶级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其二是从近年来颇流行的女性意识入手解读丁玲。丁玲擅长表现女性,从早期的莎菲系列形象到晚年的杜晚香,丁玲孜孜不倦地在表现中国女性的精神世界,身心体验方面做着大胆地尝试,可谓开中国女性文学之先河。80年代以来的很多评论者恰是把握住了丁玲作品的女性意识层面,为我们揭开了政治外衣下的另一个丁玲的全新面貌。

  除以上两种流行且得到认可的解读视角外,近期越来越多的年轻研究者抛弃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批评观,尝试采用心理学、人格分析的研究方法,更多地关注作家深隐的精神和心理素质,赋予丁玲作品以新的生命力。研究者们试图从各个视角去参照和透视她,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却发现仍无法解开困惑于人们心中很久的谜团。分歧也许还将延伸,但这些冲突性成果并不是一般文学研究中见仁见智的通常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一个问题,即丁玲创作本身的复杂性。

  深邃的思想,复杂的情感,独特的创作个性贯穿了丁玲曲折坎坷的一生。她站在我们面前,不是一乱清澈见底的小溪,而是一座层峦叠嶂的山峰,可望而望不透,深远而又神秘。在丁玲一生年的创作生涯中,她的小说绝不是只有一个模式,而是不断创新。她既有《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题材与表现手法完全不同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既可以创造感伤、忧郁,苦苦拷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莎菲系列形象,也可以写出有着坚定革命信仰,热情积极的革命者。读者从她的作品中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化,人物的精神体验,作家作为女性的生命主体性与时代、社会的深刻纠结。所以,单从政治意识层面或女性意识层面解读,都是单向的思维角度。政治意识和女性意识是贯穿丁玲思想及其作品中的。本文围绕丁玲政治意识与女性意识的两重性,展开对丁玲小说的分析和探讨。

2 丁玲女性意识的深化

丁玲于1904年在湖南临澧一个没落的豪门望族出生,从小对封建大家庭中女人所受的封建礼教之苦有深刻的了解。她有一个勇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母亲,其作品《曼贞》就是以其母亲为原型而创作的。母亲的影响使丁玲从小有了叛逆的个性。1927年12月丁玲发表了她的第一个作品《梦珂》,创作中带有浓厚的女性意识。作品从一个现代女性的角度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个性解放和崇高爱情的追求,也写了女性性的苦闷和渴望。此后她的女性意识在作品中日益浓烈,《在黑暗中》、《自杀日记》等作品集中的短篇都是其女性意识达到顶峰之作。

  正如丁玲的曾说的,我是女人,我比别人更了解女人,了解她们的缺点,了解她们的痛苦,了解她们的希望。①她是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因此,她始终关注妇女的命运,强调妇女解放。她的作品如《梦珂》、《志清》、《小菡》、《在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大多都是在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和农村女子,关注她们的情感和个性的表现。投身于革命文学后,尤其是延安时期,她以工农阶级女性为主人公,表达她们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对妇女解放和命运的关注。《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中作者借美琳表达了女性不能局限于狭隘的个人主义,社会解放了才是女性真正解放的主题。《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女主人公玛丽,更是作家女性意识的表现,她对男权直白的批判,对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的尴尬境地有着清醒的认识,表现了作家对女性真正解放的渴望,浓烈的女性意识和现代意识使作品大放异彩。丁玲笔下的女人们大都性格倔强、热烈、叛逆,也大都是受伤害者。例如莎菲不喜欢苇弟的懦弱无能,对凌吉士无法爱又无法舍弃,最后选择了出走;又如阿毛姑娘对现实极度不满,她否定和背叛人们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并最终以自杀来表达自己的不屈服。丁玲创作中女性意识有时还以对男性的否定来体现,《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日记体形式构成了一幅女性心理活动的解剖图。丁玲以其女性主题的优势把莎菲的心态品质表现的淋漓尽致。细致到了每个念头产生的原因,每种思想情绪矛盾较量的过程,但丁玲不仅是在言说,更是在大胆的言说。大胆体现在她将女性最隐私幽暗的领地都毫无保留地展现,体现在以女性的话语讲述女人的故事。这是女性存在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丁玲女性意识的倾诉。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意识。大胆的对性和爱的渴求和描绘,对男权的蔑视和挑战,这些都使得丁玲的创作明显不同于同时代的专心于写淑女型新女性的冰心、庐隐等“五四”女作家。

3 丁玲与政治意识的羁绊

丁玲一生与政治有不解之缘。从早期的文学革命时期的作品到后来的革命文学作品都可以看出,她始终在关注社会和政治。早年读书时,丁玲就与杨开慧同学,并结识了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这些人的结识使她对共产主义,对政治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接受。1925年她与胡也频结合,两人一起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参加进步活动,由此对共产党、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一阶段,她写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现实主义作品,表达女性对封建礼教的反叛,对自由爱情的向往,以及被社会逼上绝路的经过。这一阶段的作品大都起到了倡导理解人、尊重人的思想启蒙的作用。1930年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主编其机关刊物《北斗》。1931年胡也频遇害。之后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后来冯达的叛变和自己的被出卖,被囚禁,使她从此与政治、与意识形态有了不解之缘。此时正值民族解放关键之秋,文学界也由关注个性解放转而提倡民族解放,纯粹的女人味十足的文学作品也远离了时代的要求。所以丁玲创作中政治关怀渐强,而女性意识渐弱就不言而喻了。

  丁玲是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无产阶级女性作家。她曾说,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怎么能不为人民写东西,不为共产主义写东西呢?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②。1936年被党组织营救并顺利抵达延安后的第二天,她就奉命主持了中国文艺工作协会筹备委员会,并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和对苏区生活的美好憧憬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这期间她写了大量的通讯和散文,例如《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子弹》等,其中的《田家霖》一文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是丁玲人生及事业最辉煌的时期。这之后她文思泉涌,陆续写了一系列作品,例如《田家冲》、《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表达对革命的热爱,对领袖的敬仰,也包括自己对解放区存在问题的反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文学创作生涯中的顶峰,曾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并被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海外。她曾多次说,1948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为了响应领袖的号召,报答领袖的恩情的。作品描绘了四十年代河北农村土地革命的壮阔场景,展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创作方向和实绩。

4 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的交结

丁玲的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分割开来。丁玲是一个敏感而率真的女子,同时她又是一个有着革命信仰和立场的革命作家。作家试图以女性视角切入社会变革的时代大潮中去,解读社会,表达出对革命,对党,对人民的信仰和歌颂,指出一条妇女解放和民族、阶级解放相结合之路。她于1928年发表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但该作品也成功地反映了时代青年的精神诉说和审美要求,表达了当时反封建礼教,要求民主、自由的社会需求,是其早期交结了女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成功著作。莎菲形象是当时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典型代表,表现了激进青年在革命低潮时期的迷惘和痛苦。茅盾先生曾评价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③。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抵达延安后,丁玲的创作显示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其女性意识逐渐弱化,写了《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文艺在苏区》、《彭德怀速写》、《袁广发》、《二十把板斧》、《成队长》》等大量作品,表达了她对国家、民族生存、前途的关注,对革命,对党无比忠诚的信念,但其作品特有的审美个性也一并被弱化了。政治意识的强化并没有完全湮没作家的女性意识,她仍不时以探讨民族、阶级解放的方式表达对女性解放的关注。延安时期丁玲仍有《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及《三八节有感》、《夜》等兼具女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好作品。面对革命队伍中的不良现象,作为从“五四”时代走来的有责任感和现代意识的作家,她无法一味的歌颂和服从,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再次以其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的视角,关注妇女的命运,反思革命队伍,反思苏区仍然存在的封建思想和恶习。《在医院中》一文中,陆萍踏实工作,热情革命,有思想、有觉悟,却与广大出身工农的革命同志格格不入,揭露了解放区依然存在的狭隘的小生产意识和腐朽、落后思想。但在其笔下,女性在投身革命,实现社会解放的过程中其性别意识不断弱化,乃至丧失了性别身份。丁玲的作品还是多以女性为主人公,作者也试图把她对女性的关怀和对政治的关怀结合起来写,但造成的客观结果是,大多数女主人公性别意识淡薄,不过是以女性外壳出现的革命者形象,除了思想认识价值,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家的创作个性大打折扣。

5 女性意识的回归及与政治意识的调和

作为身负革命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作家,丁玲依然关注女性在社会革命中如何找到一条新的出路的问题。以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政治意识和女性意识的结合,使作品即反映了政治、时代的需要,也体现了作家的艺术个性,有了独具一格的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代表了丁玲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文中塑造了董桂花、周月英、黑昵等妇女形象,在用大手笔写土地革命的同时,也探索了妇女解放问题。董桂花身为妇联主任,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发动妇女识字读书,但她却经常自渐形秽,而且时常出现革命信仰的动摇。黑妮出身地主却饱受地主钱文贵的精神折磨,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焦虑,但她并不消沉。在土改中,当她所爱的程仁越来越疏远他,黑妮仍高傲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决不乞求同情和爱情。作者通过这些女性主人公,展示了妇女主体意识和人格意识的真正觉醒,指出女性要求得解放必须首先摆脱自身的依赖、自卑等消极意识和性格,也显示了作家女性意识的回归及与政治意识的调和。④

  经历了无数的批斗和冤屈后,1980年丁玲终于沉冤得雪。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阔别了二十余载的文坛中,写出了《杜晚香》、《牛棚小品》等著作。不可否定,这些作品中固然会有证明自己对革命,对党,对人民表衷心的成分在,政治意识浓厚,但她在一定程度上以《杜晚香》等作品,表现她女性意识的回归。杜晚香幼年经历了丧母之痛,十三岁便被后母许配到李家。她以自己的勤劳、贤慧赢得了夫家的信任。在土地革命中,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员。在党的教育下,她支持丈夫参加抗美援朝,后来主动随夫君来到北大荒。她又不安于家属生活,投入到火热的开发北大荒的战斗中去。她的行为起初得不到大家的重视,尤其是丈夫的理解,但她主动接近他们,说服他们,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尽其所能为广大开拓者服务。她在劳动中得到自身价值的肯定和满足,并最终成为队上、农场、全垦区的标兵。作者通过杜晚香,塑造了一个普通却叫人震憾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工农女性的光辉形象,她是中国妇女的典型。通过她,作者表达了妇女解放不但要与阶级解放连在一起,还要她们自觉地争当时代和生活的主人。也有人说,杜晚香不过是个以女人身份出现的社会主义劳模的形象,丁玲是再一次地图解政治。但本文以为,在历经了那么多政治磨难后,她还能保持如此清醒的现代意识,把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人性的解放看得至高无上,是难能可贵的。尽管政治意识在她脑海中已是根深蒂固,但女性意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早已经被融进了血液。中共中央曾这样评价过丁玲:在其近来60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其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可以说,丁玲是一个有着极强的党性,自觉地遵从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的作家;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心胸宽广,个性独特,具有自身审美个性的女作家。《杜晚香》发表时,文艺界已经风行伤痕文学了,因此这篇小说在当时显得尤为扎眼,但也正是它的“生不逢时”,使其有别于当时以血泪的控诉和揭露为主的文坛的其他作品,为人们带来一片温馨和亮色。也正因为她历经风雨,矢志不渝的独特人格魅力和才气,使得她与她的作品一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注释:

  ① 丁玲.丁玲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② 丁玲.丁玲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③ 茅盾.女作家丁玲[J].文艺月报:1933,1(2).

  ④ 丁玲.丁玲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 丁玲.丁玲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2] 茅盾.女作家丁玲[J].文艺月报:1933,1(2).

  [3] 丁玲.丁玲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4] 许传宏.析丁玲晚年的文学价值取向.当代作家评论,2001,4.

  [5] 张瑛.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妇女解放之路的探索[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08):24-26.

  [6] 王明丽.女性、革命、政治——论丁玲女性意识和超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7] 杜霞.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齐鲁学刊,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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