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双双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0）

　　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从创作论、文学鉴赏与批评等多方面均提出独到见解，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兴”乃是中国诗歌的根本大法，朱自清称之为中国古代诗论的金科玉律之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1］。本文拟从《文心雕龙·比兴》篇入手，将历代讨论比兴的资料做初步整理，盼理清比兴说大体的流变轨迹，探讨其在比兴认识方面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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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兴的概念由来是从对《诗经》表现手法的归纳中总结而来。比兴首次出现于《周礼·春官》：“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2］（P795—796），这里只是说它们各是“六诗”之一，并未给出具体含义给予解释。个人认为，这里的比兴分别代表六诗之一，说的是诗歌的分类。

　　两汉时期经学家把比兴看作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诗经”教化作用联系在一起，强调诗歌的美刺谲谏功能。汉初的毛亨在《毛传》中，认为“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稍后的经师为《毛诗》作了一篇《诗大序》，文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与《周礼·春官·大师》相比，《诗大序》将“六诗”改称“六义”，说明汉儒对《诗经》的重视从《周礼》的重视音乐变为重在关注诗歌的内容。

　　汉代第一个为比兴下定义的是郑众。郑众在《周礼注疏·大师注》中云：一是郑众在《周礼·春官》注中所云：“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3］（P796）按照郑众的解释，“比”，就是通过打比方来解释说明事物，“兴”，就是把事情寄托在另一事物中，相当于现在比喻中的暗喻手法。个人郑众对比的解释是合理的，对兴的解释大概符合诗经中的用兴情况。郑玄在《周礼·春官》注中所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3］（P796）很明显，郑玄的说法是从诗教的角度来阐释比兴，强调《诗三百》的美刺谲谏作用，和《毛诗序》“主文而谲谏”十分相似。郑玄郑众二人都写出了比兴的表达要借助外在事物，但郑玄对诗经比兴观的解释带有很明显的政治说教色彩，后世学者从诗经的实际研究出发对此提出很大的反对意见。孔颖达《毛诗正义》批评说：“其实作文之体，理当自然，非有所`嫌’`惧’也。”［4］（P271）黄侃指出：“以善恶分比兴，不如先郑注谊之确。且墙茨之言，焉见以恶类恶，即为比乎。”［5］（P170）很明显郑玄的比兴观的错误在于：“不但在于以美刺释比兴，而且把作为表现手法的比兴牵强的同政治内容联系起来。”［6］（P68）但我们从郑玄生活的历史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来看待郑玄的比兴观，他的比兴观的解释也可以理解，具有时代性，从汉武帝开始，汉朝用儒学观治理天下，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百姓必须遵从“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用这个思想观点为掌权者的封建统治服务。作为汉代经学大师的郑玄，他这样解释比兴，同政治联系起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后来刘勰对比兴的解释吸收了郑玄的部分观点，在《比兴》篇中写道：“`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可见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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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辉煌时期，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进入文学自觉时代，更为重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对比兴的讨论由经学家的诠释向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对其理论学说创立的过渡。

　　西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释赋比兴道：“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7］（P480）挚虞在这里认为，人心受到外界事物，包括由草木禽鱼等等事物所触发而引起思想感慨，从而创作出表达这种思想感慨的文学作品，这个物感和创作过程就是“兴”。这里挚虞关于“兴”的解释有可能是受《礼记·乐记》“物感说”的影响。《乐记》云：“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8］（P1527）挚虞这里表现了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层意义的研究和思考，是很大的进步。

　　到了南朝齐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比兴》篇，对比兴作了全面深入的对比兴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9］（P601）刘勰继承前人的说法，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他认为“比显而兴隐”，“比”为明喻，“兴”为隐喻，“比者，附也”，解释“比”是比附事理；“兴者，起也”，指“兴”是发端、引起感情。加之，“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即“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9］（P601）刘勰还加了更多详细的内容：一、怎样具体比运用兴。比应“切类以指事”，即要按照喻体、被喻体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兴要“依微以拟议”，即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二、运用比兴的原因和社会功能，“比则畜愤以斥言”，运用比的方法可以宣泄感情，批判现实；“兴则环譬以记讽”，运用兴委婉曲折地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这一观点，承上近于《毛诗序》中“主文而谲谏”之说和郑玄比兴说，对后世来说又启发了陈子昂“兴寄”说和白居易“风雅比兴”说。三、比拟事物要摄取其精神实质的重要要求，“拟容取心”对后世影响很大。

　　再往后，梁代的钟嵘《诗品序》，对比兴的解释更加文学化。从审美的角度来理解比兴，《诗品序》曰：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质踬。可以看出，钟嵘第一次提出“诗有三义”的说法，并对“赋、比、兴”的排列顺序进行了调整，将“兴”放在了首位。突出了兴、比、赋作为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方面。解释“兴”为“文已尽而义有余也”，用有限的文字表达出文字以外令人回味无穷的审美效果。这是对诗人创作上的要求，追求含蓄蕴藉的风格，传达出深远无尽的情思；钟嵘释“比”为“因物喻志”，是诗人之志感性化、具体化于物。钟嵘的“比兴”观摆脱了政治性阐释的影响。

　　宋代众多文学家对《诗经》“比兴观”也进行了种种的阐释。其中朱《诗集传》对于“比兴”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里朱熹说的“比”“彼物比此物”是打比方、譬喻。“兴”即“触物以起情”，“他物”指外在于人的景物，这可以是眼所见、耳所闻之物，也可以是与己毫无相关之物。“所咏之词”即指诗中主题。“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不一定有意义上的联系。个人觉得朱熹的观点是相对来说非常具有文学意义的。我们纵观比兴演变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比兴在古代文论中是变化的概念，内涵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比兴代表着：诗歌的表现手法、含蓄美、讽喻内容，这反映出比兴的内涵由艺术形式到作品内容的演进过程。

　　［1］ 朱自清.诗言志辨.古籍出版社，1956.

　　［2］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贾公彦.周礼注疏［A］.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孔颖达.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 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M］.济南：齐鲁书社，1987.

　　［7］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8］ 孔颖达.礼记正义［A］.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

　　［9］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0］ 钟嵘.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