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妙清

　　（济南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发展中，诸子学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的古籍和古学，不得不从诸子入手。在论述先秦学术的文献里，《庄子·天下篇》、《论六家要旨》与《汉志·诸子略》是极富有代表性的。《庄子·天下篇》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一般认为是最早的准确而详细的论述先秦诸子的学术文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儒家独尊后的一篇学术文献，从儒学的角度对诸子百家做出评价。我们将三篇文章放在一起，可以知晓诸子百家由先秦至汉的大致转变。

1 发端：《庄子·天下篇》

“诸子”一词，源自于刘向刘歆父子撰写的《七略》，后世对于诸子的界定一直处于不断丰富的过程中，最终集中表现为“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子部”，在狭义上的“诸子”常被特指为先秦诸子。《庄子·天下篇》是迄今我们能看到的最在的先秦学术史著作，作者在文章中评论了天下的学术，并且涉及到墨翟、禽滑厘、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十多位学者，在开篇处，作者即表示：“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随即将天下道术分为六类。

　　第一类以墨翟和禽滑厘为代表，作者认为二者的意愿是好的，但方法却不可取，“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在作者看来，这种主张推行的太过激烈，所反对的也过于严苛。尽管这一思想也值得褒扬，但是这种道术却不是完美无缺的，在乱世中这未尝不是好的政策，但是在治世的角度而言，却仅为下策。

　　第二类则是宋鈃、尹文。他们对战争表示反对，把抑制个人的情感和欲望作为主旨，但这恰恰也是这一观点费力不讨好的原因，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不愿意遵从和响应。

　　第三类有彭蒙、田骈、慎到。他们把平等对待外在事物放在首要地位，“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作者对这类道术给予直白和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这三位并不真正明白什么是道，错误也是无法避免的。正因为对道的理解有错误，所以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类的道术始终无法得誉。

　　第四类包括关尹、老聃，对于这一类，作者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认为他们的学术思潮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宣扬建立常有、常无的学说，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宽容对待，不要侵犯他人，作者对于这种思想极大认同。

　　第五类则是庄周，在此，作者毫不吝惜褒奖之词，“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者矣。”可见在作者看来，这一道术已经到达最高境界。因此，在《天下篇》的评价中，庄子的地位远在其他诸子之上。

　　第六类是惠施及其他辩者，包括桓团、公孙龙，作者首先肯定了他的学问，学富五车，但是他的思想却显得十分杂乱，言辞表达也不足恰当，总之，对其评价不高。

　　在学术批评的角度而言，《庄子·天下篇》中，作者对诸家学派进行了客观评价，为后世提供了古代学术及其流传状况，完整、单一变得分裂、复杂。在行文中看得出作者十分痛心于此，但这正是学术的进步。

2 形成：《论六家要旨》

《论六家要旨》的突破性创造在于其打破前人诸子学的局限，讲先秦诸子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奠定了后世诸子学的基本脉络框架。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各家要旨并作出了全面的评述。对“诸子”称为“家”即开始于此。

　　在学术倾向上，司马谈对道家充满溢美之词，“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种观点与作者生活年代以及成长时所接受的思想有关。

　　司马谈认为此六家“务为治者也”，并且有着一致的治世目标，只是采取的手段不同：“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体现的是各家学派对于“治世”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答。可以看出，作者目的在于为统一的汉朝探索治理天下的办法，虽然司马谈对道家的黄老学说推崇备至，且专门与儒家坐了一番比较，但是仍旧得出结论：其他五家都有不可替代之处，建议各家之间不要局限于自家，应不拘一格为治世发挥作用，表现了学术上的融合趋势。

3 演变：《汉书·诸子略》

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早已亡佚失，索性仍有《汉书·艺文志》做参引。《汉书·艺文志》是根据《七略》简编而成，除了删除各书书录外，基本保存了《七略》的原貌。《汉书·艺文志》将天下书籍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其中《诸子略》列先秦诸子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合称“十教九流”。大序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各家的情况分别为：“儒学53家，836篇；道家37家，993篇；阴阳家21家，369篇；法家10家，217篇；名家7家，36篇；墨家6家，86篇；纵横家12家，107篇；杂家20家，403篇，农家9家，114篇；小说家15家，1380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先秦诸子学之流变情况。

　　从时代变迁的角度看诸子学说，可以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王权对思想的控制力衰退，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代表不同阶层的诸子各家纷纷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观点主张，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自己的学说寻找强有力的后盾，从而造就了那样一个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百家争鸣时代。各家学派在学术论战的环境下相互渗透，相互弥补因而做到了取长补短，共同创造了学术的辉煌时代。到两汉时期，随着政治的“大一统”的局面实现，思想学术也逐渐走向统一。西汉初年，先秦游说之风仍然保存，但社会毕竟安定下来，因此凌厉的表达在逐渐向温和转变，形成了从先秦时期诸子争鸣到汉代独尊儒术的形势。

　　在这种情形之下，儒家已经地位独尊，《汉书·艺文志》也表现出明显的尊儒崇儒的倾向。全篇来看，皆以儒家为尺度来评论各家。在学术批评上，《汉书·艺文志》对前代学术批评有所继承，可以说《庄子·天下》《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在学术上是一脉相承的。《汉书·艺文志》中指出，“诸子百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这一观点与《庄子·天下篇》“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基本一致。并且《汉书·艺文志》也看到了诸家是不可或缺的，认为“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并引用了和司马谈一样的话：“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这又反映出两人观念的相似之处。虽然班固之时代儒家为主流，司马谈时代黄老之学是主流，但两人都具有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学术共识。而《汉书·艺文志》认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则是《汉书·艺文志》的学术胸襟更在《论六家要旨》之上！至此，先秦诸子由分裂又达融合。

　　从《庄子·天下篇》到《论六家要旨》，再到《汉书·诸子略》，不同时代的学者总结并梳理了诸子百家的学术源流，详尽展示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和发展趋势。诸子之学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方面，当然不能忽略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的独尊儒术，诸子学说经历了分裂到一统的转变。

　　［1］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张丰乾.庄子天下篇著述四种［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3］ 孟子，等.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