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2)
方方的小说以其冷嘲和尖刻的笔调,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人生思考,创作了一批展现当代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现实主义力作,而被人们广泛接受和喜爱。2013年5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经发表就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其故事内容十分简单:主人公涂自强出身贫寒,成为了村里鲜有的大学生,带着村里人“当大官”的愿望来到武汉求学。大学四年勤工俭学、自立自强,却在毕业后陷入失业的危机。在讲究人脉、财富,“拼爹”的现实社会中,涂自强终于在出租屋中渐渐走向了死亡。无疑,作品中所传达的贫寒子弟立足于社会难,不公正社会给予乡村子女机会少的残酷现实醒目而刺眼。人们对于涂自强悲剧命运的探讨,以及对小说所反映的时代征候的剖析中不乏深刻的见解。诚然,方方通过这部小说表现了她对时事关注的巨大热忱和社会责任感。但笔者认为,相较于同为“乡下人进城”体裁的小说路遥的《人生》,《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涂自强这一人物塑造的缺陷限制了这部作品走向深刻。本文拟从人物心理活动的缺少、性格丰富性的欠缺、身份认同焦虑的缺失三个角度,对比高加林对作品的局限性进行分析。
1 心理活动的缺少
无论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还是《人生》都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事视角,但是有所不同的是路遥的《人生》并没有以完全冷静客观的态度呈现高加林的奋斗故事,而是倾入了高加林大量的心理描写。原为人民教师的高加林被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去集市上卖馍这一情节路遥给予了他心理极大的矛盾,“他,一个曾经是潇潇洒洒的教师,现在却像一个农村老太婆一样,上集卖蒸馍去了!他的心难受得像无数虫子在咬着。”其中充满了不甘、纠结、羞怯、惭愧的复杂心理。此外,当处于巧珍与黄亚平的爱情困境中时,高加林一面对巧珍充满内疚,一面又迷恋于黄亚平的魅力;他一面谴责自己:“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一面又暗示自己“为了远大前程,必须做出牺牲。”其中自我与自我的独白、对话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农村青年在面对命运的选择时的矛盾心理。这些心理刻画将人性的复杂性展现出来了,也增添了小说的深度。不仅如此,小说对于高加林的叙述不是停留在简单的心理活动上,还有潜意识与显意识的呈现,甚至会有叙述者从文本中跳出来直接做一番评价,使得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从内外两方面都丰满起来,也使他在城乡二元对立中的复杂心理更具真实性。然而,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则更注重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漠叙述涂自强的个人奋斗史,而较少心理刻画。作品中的涂自强似乎是一个被作者推着走的人物,去完成他的打工、上大学、考研、回家接母亲、求职以至死亡。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却有匆匆忙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作品中较少展现涂自强在面对环境变化、家庭事故时的心理活动。当然,说作品中完全没有心理描写也是不公平的,作品中的确有两次涂自强的心理刻画,但是方方却让心理活动刚要蔓延的时候就及时制止了。第一次是考研前夕因父亲重病涂自强返乡后的思考:“我3年不回家难道是因为钱?或许就是我根本不想回来?不想面对这个地方?难道我对这个地方全无热爱也无眷恋之心?……”这一连串的自我拷问在一贯与世无争的涂自强中增加了自私的成分,但是方方并没有让这种成分继续走下去,而是刹住了脚步,继续让涂自强做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乐观主义者。第二次心理活动同样发生在涂自强返回家乡后,房屋坍塌母亲受了伤,他再一次进行了自我思考“这世界于自己是哪里不对呢?是哪里扭着了呢?莫不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有原罪?这本就是我的原始创痛?”此时的涂自强受到了城乡差距带来的又一次强烈冲击,他开始怀疑先前的乐天精神,甚至开始怀疑社会的不公正,但是方方又一次及时制止了涂自强的思考,并以涂自强惯有的方式自我安慰了一番:“古人说过,这是因景伤情哩。”
由此可见,涂自强相比于高加林虽然都是以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叙述出来的,但高加林因为有了内心的温度而更鲜活的多。方方则以强硬的方式推动着涂自强迅速完成人生进程,甚至不容得他有过多的思考,似乎是想告诉读者涂自强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涂自强这个个人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无疑,这也成为了作品的缺陷所在,一个不善于思考的人如何与读者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因而也就阻碍了人们进一步去反思他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
2 性格丰富性的欠缺
高加林与涂自强生活的时代虽然相差三十年,但他们的出身都是同样的贫困,他们身上又都有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与勇气。但是他们二人的性格是不同的,高加林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他虽然生在农村但是却从来没想过安于农村生活,城市的诱惑激发出他巨大的野心,他在城市里崭露头角、碰壁、再一次激发斗志、奋斗,是一个一直在追求中的积极奋斗者。同时,他又不乏小农生产者自身的缺陷,高加林也会虚荣、懦弱、自私、迷茫、矛盾、愤怒。高加林既有农民儿子的草莽英雄气又有青年人的血气方刚,是一个复杂又丰满的人物。对比之下,涂自强的性格特征则较为单一。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了“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的理论。如果说高加林称的上是“圆形人物”的话,那么涂自强的性格则较为“扁平”。扁平人物有两大长处:一是容易辨认,二是容易记忆。纵观小说不难发现,涂自强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乐天。即使是处在被压迫被损害的状态下,依然不自知,表现出对生活的极大满足与顺从。小说多个地方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一次寝室谈话时,大家讨论到去图书馆打工好优于在食堂打工,因为“精神食粮永远比物质食粮重要”,而涂自强却坚持认为“一个人吃饱了心情会有多么愉快”,相较于其他同学,他需要的就是一份踏实。对于他人的不理解,涂自强也是一笑而过“我想以后我儿子也会像你一样,不理解他的来自乡下的同学”,此时的涂自强取得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他不仅不因为贫困而自卑反而表现出极大的乐观与满足,这是让人很难理解的。
此外,毕业聚会上,当同学们为了城市孩子和农民孩子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争的吐沫横飞时,并没有激发起涂自强的一丝愤怒和反抗心理,反而又是以他惯常的乐天姿态安慰自己“这世上何曾有过平等的时候,该认的,你自己都得认,然后自己下气力改变就是了,老是抱怨反倒是折损自己的硬气。”这种宿命论的想法显然已经深入涂自强的骨髓,无论他人吵的如何热火朝天,在涂自强心中都激不起一丝波澜。他依然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的残酷。类似的场景还有涂自强在餐厅打工时,能够“兴高采烈”地吃客人的剩菜从而得到极大的满足。涂自强的乐天心态使他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中而渐渐丧失了反抗的能力,甘于被不公正的现实支配着,顺从于属于有钱人的世界。
可见,遭受现实剥削的涂自强没有失落,没有怨言,默默地以乐观姿态承受着生活的打压。他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出身,甚至把贫苦看做一种理所当然,面对外部世界的波澜,涂自强凭着乐天精神竟能“我自岿然不动”。他完全沉浸于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而渐渐丧失了自我,丧失了对社会的认识,任犬儒思想占据上峰却依然不自知。
如此性格单一的涂自强为何与同为出身贫困的高加林不同?是社会环境改变造成的还是时代变迁的影响,方方并没有给出答案。甚至我们不能说涂自强就可以代表当今选择由乡下进城的“涂自强们”,如果如此乐天的涂自强不再具有了普遍性,那么又谈何普遍的社会意义呢?从这个角度分析,涂自强的悲伤只能是个人悲伤,他的性格单一性是他无法在城市生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3 身份认同的焦虑的缺失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仰望城市”成为乡下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姿态,由此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乡下人进城。然而文化的冲撞并不能缓和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事实证明,乡下人在身份重塑后很难在城市中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也就是个体对于新的文化体系的归属感。《人生》中的高加林对城市有着强烈的眷恋之情,他深切地认同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他要摆脱高家村摆脱农民的身份,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实现人生价值。然而,从农村来的他并不能被城市所接受,而成为了“他者”。尽管他喜欢干净整洁的白衬衫,喜欢泡图书馆,又能在通讯员的岗位上崭露头角,但是内心深处依然透露出深深的自卑。在面对气质有加聪明的黄亚萍时高加林表现出了局促,他衡量其二人的家庭出身和经济条件时自卑之情油然而生。每当看见骑自行车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们,从河对面公路奔驰而过,雪白的的确凉衬衫,被风吹得飘飘忽忽的身影时,他的心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惆怅,苦涩。高加林的农民出身使他试图从乡村文化困境中突围出来步入城市文明时,不自觉地感到自卑而产生身份认同过程中的焦虑感。在这种焦虑中,高加林选择了自私。即使最终依然以“他者”的身份被踢出了城市,但路遥将这一复杂过程真实再现在读者面前,恰恰可以把人们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再看涂自强,涂自强进城后缺乏了乡下人进城后身份认同时应有的焦虑。他从贫困愚昧的农村来到现代化气息浓重的城市,除了新奇以外没有任何不适应,仿佛在涂自强身上城乡的隔阂取消了。他可以平淡地接受与周围人的差异,不会愤怒、没有不平,也从不眼红别人的优越。当他因为不会使用淋浴而被老同学嘲笑时也能因为自己不懂淋浴而“很自然”地“立即释然”,没有丝毫自卑感。涂自强并不试图去扫除身上乡土记忆的障碍,而是将乡村的愚昧带到城市。他与城市社会似乎是两条平行线,他不需要社会认可更不在意自我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质问和审视生存状况的存在物。”[1]可见,涂自强的心理状态是不符合一般人对于“乡下人进城”的认知的。方方只顾及揭露现代金钱社会的症结,而忽略了人性与两种对立环境相冲突时表现出的复杂性。显然方方对于涂自强的塑造并没有从人的心理层面着手,而是带有目的性地创造这一人物去达到她讽刺社会的目的。因而,这些涂自强们对社会现实的冲击也就不那么有力度,他的悲伤只能属于他个人,而非一代人的悲伤。
综上所述,尽管《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反思社会层面上有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冲击现实的作用,但是方方在涂自强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仍有欠缺,显得急功近利。心理活动的缺少使涂自强丧失了人物的鲜活性,也就阻碍了读者与涂自强直接的共鸣;性格丰富性的欠缺放大了涂自强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奴化意识,构成他走向悲剧的重要原因;而在城市中身份认同焦虑的缺失,则剥夺了涂自强们的普遍意义。因而,作家如果能够将目光更多着眼于社会环境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在环境变迁中如何顺应时事,又如何坚守自我,反思自我,才能创造出更富有思想厚度的文学作品。
[1] 卡希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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