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为为

　　（烟台大学 山东 烟台 264005）

　　莫言通过《蛙》向我们继续讲述了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但与以往的题材不同，《蛙》这部小说将笔触伸向了所谓“波澜起伏的生育史”这样一类敏感的话题，描写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生育的不同形态。莫言通过贯穿综合的描写，将姑姑这位乡村妇科医生的一生与一系列悲怆的生育故事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勾连起来，更加缜密而细致地讲述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历史的长河和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的实施与冲突。基于此，从个体存在与现代性悖论、女性生存困境带来的无性别化以及人处于历史中的无力感三个角度着手，探讨小说《蛙》中所阐释的在历史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存在的艰难，从而挖掘出更深刻的人性内涵。

1 个体存在与现代性悖论

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人奋斗的目标就是——结婚生子，当然只是指生儿子，这在中国传统伦理社会关乎生命的绵延、家族的荣辱。按照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所说，这“也是维持家庭运转和社会继替的重要力量。数千年的传统已然形成一种惯性，它造成乡土社会中生育欲望的蓬勃不息”。生育权，是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控制生育，尤其是以强制的方式去控制，似乎又违背了这一点，但却是人实现真正的理性生存的必要方式，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一步，尤其是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控制人口是现代性的绝对律令。

　　在小说中，计划生育工作者姑姑反复援引“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乡亲们宣讲：“计划生育是事关国家前途与民族未来的头等大事。要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中国就必须千方百计控制人口，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如果人口不控制，不仅中国人会吃不饱、穿不暖、教育搞不好、人口质量提高不了，导致国家难以实现富强的愿望，而且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的人口就要多得把地球都压偏了”，以此来说明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性。蝌蚪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兼重要人物之一，也受到计划生育国策带来的伤害：失去了第一位妻子和一个孩子，但对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也承认，如果没有人来做强迫那些违规怀胎的母亲将腹中胎儿引流一类的事情，中国很难说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在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先生的第三封信中他提到，在以往的二十多年间，中国人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趋势。不过他认为，中国人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是在为全人类做贡献，因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之上，而地球上的资源很有限，并且耗费了就不能再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计划生育国策于国家、于世界都有其正当的意义。

　　然而，小说也让我们看到，这项正确而进步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给千千万万个满脑子“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观念的中国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痛苦。计划生育的功过是非任何人都无法给予准确的评价，这项政策是由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的，任我们无法去评价它，去指责它。《蛙》也并不只是简单地褒或贬计划生育，而是努力去挖掘几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所呈现出来的被忽略的历史细节，从而追思在这中间人们付出的沉痛代价。事物都有两面性，现代性在追求合理性的同时，本身也包含着黑色的一面，它不该被我们忽略。前者的必然并不能消弭后者的痛感，这是现代性的内在悖论，也是人类发展无可弥补的怆痛。

2 女性生存困境：姑姑的无性别化

小说的最大创新，就表现在“姑姑”这个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让读者感受到和看到一个中国五六十年代，乡村妇产科医生的切身经历，引发了无限的共鸣。莫言曾说：“故事很容易过时，被新的故事所取代，好比农民工、计划生育等与时代密切相关的赐予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褪色和陈旧，甚至退出人们的记忆，但凝聚了普遍人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是会永存的，比如阿、孔乙己、包法利夫人等等。”也许现实中的姑姑随处可见，但小说中姑姑这样的人却只能出现在那样特定的时代背景里，是时代造就的典型文学形象，这是文学上的加工。这跟整个的社会背景，以及六十年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姑姑是“铁娘子”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她坚定地拥护着党的各项政策，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医疗系统工作者，她为了执行党的政策废寝忘食，甚至完全不顾私人问题。

　　尽管这种试图消除男女差别的尝试在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着，但男女之间存在着的天然差异不可能因为主观意志而消失。姑姑年轻的时候与飞行员王小倜恋爱，这段恋情收到了所有人的祝福与羡慕，也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但是故事的结局却令人啼嘘不已，王小倜驾飞机叛逃台湾。一段令人羡慕的爱情却在突然之间发生如此大的转折，面对这样的结局，姑姑的内心是崩溃的。她不明白王小倜为什么要舍弃这么完美，这么般配的一段感情。通过看王小倜留下的日记她明白了，他是被“敌台”里充满诱惑性的播音员俘获了，在王小倜眼里，姑姑是一根“红色木头”。“铁娘子”形象的在王小倜眼里己经丧失了女性该有的性吸引力，而所谓的出身、政治身份等在当时作为婚姻基础的东西并不能构成男女结合的天然基础——性吸引力。遭受爱情打击的姑姑为了摆脱王小倜给她带来的影响，用血书宣誓了对觉的忠诚，并且更加卖力的投入到工作中，从此爱情与她绝缘。全身也投入工作的姑姑身上的女性特质变得更加少，尤其是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她的铁面无私遭到了乡亲们的敌视，为了对抗姑姑，乡亲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乡亲们对姑姑敌视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满，这种不满因为姑姑女性而变得更加强烈。尽管在那个时代，两性差异变得模糊，女性像男性一样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是政治因素强力造成的，一旦两性之间发生深层次矛盾，两性之间的对立不可避免的仍然会形成。

　　当盲目的两性统一化出现后，很多问题也就会随之出现。送种统一化使两性的互补性减弱，王小倜抛弃姑姑是因为她身上没有女性该有的特质，他们之间政治上的般配并不能代替生理上的互补。当两性的统一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更容易走向对立化。乡亲们与姑姑的对抗就是对立化的体现，文革期间有很多夫妻反目的例子也是对立化的有为说明。此外，互补性的减弱以及两性对立化的出现，再加上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感增强，会导致沟通渠道的闭塞，从而积攒的负面能量会引发暴力行为，文革期间数不清的血淋淋例子正是这种人性迷失的表现。

　　历史证明超越性别的尝试是失败的，姑姑在她超越的道路上也逐渐走不通。年轻时候她作为国家政策执行的“工具”，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毫不怀疑，甚至为了党的事业放弃个人感情，她的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高度统一，甚至可以说她己经丧失了个人意志。

　　姑姑超越的尝试源于狂会环境的改变，拥有话语权之后雄也勃勃的女性，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政治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被等同为完全意义上男女平等，而这种超越两性差异的尝试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并最终被判定失败。超越尝试的失败并不是问题的终结，两性的差异决定了尝试者必将为失败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一部分来自外在的压力，更多的来自回归正常性属之后的女性在反思过程中产生的精神折磨。

3 人处于历史中的无力感

莫言一直是站在‘人’的立场写人，走进莫言小说，扑面而来的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莫言之所以能够从山东的莫言变成中国的莫言，之后又能顺利地转变为世界的莫言，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莫言独特的人性视角及其作品所传递的人性观念。欲望和道德是莫言思考人的存在困境的另一种视角，他通过描绘被欲望束缚的人物，揭示社会群体和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处境，以及人处于历史中的无力感，从而引发人的深思。

　　除了环境和感情在个体身上烙下的印记之外，《蛙》中还有一群生活在欲望与道德之间游离的人物。比较典型的是“我”，作家蝌蚪。“我”在作品中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矛盾的人，“我”一直在欲望和道德之间穿梭，这是导致“我”人生困境的根本原因。“我”在给杉谷义人先生写信讲述姑姑一生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我”的不断检视回顾自己的过程。“我”是党员干部，由于政策的规定我不准生二胎，“我”性格软弱，一直不坚定，在决定生不生二胎中犹豫不决，最后为了自己的名利，硬是要妻子王仁美做人流，导致王仁美的死亡。这成了一直折磨“我”内心的苦痛。特别是后来我得知陈眉为“我”代孕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感情尤为突出，一开始，我在得知小狮子偷采我的精子找陈眉代孕时表现得很愤怒，“我”有一种沉重的犯罪感，“我”抚养过一阵子陈眉，陈眉比“我”的女儿还小，在道德上我是无法接受的，这是“我”道德上的清醒。后来“我”向各方反映无果，在商品经济充斥、物欲横流的社会大环境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早就异化，丢失了传统的社会感和道德感。“我”在这种强烈的反差面前败下阵来，考虑到个人的欲望因为我没有男孩，家族血统无法继承，后来我接受了代孕这个事实。在欲望和道德的游离之间，“我”是矛盾的，因为我的正义道德无法与我心里的欲望契合，所以我的生存困境必定是痛苦的。还有我在北京被驱赶，在路上被别人揍打，这无疑是对“我”生存困境的步步紧逼，“我”仿佛已经没有生存之地，身边的人事已面目全非，曾经的和谐不复存在，社会仅存的只是利欲熏心。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生存困境，同样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生存困境，我们丢失了传统美好的人伦道德，在金钱物欲中丧失人性。

　　学者吴义勤说：“《蛙》的叙事和语言对比于莫言过去的作品无疑是干净而内敛的，莫言放弃了他最为擅长的泥沙俱下的描述性语言流，也没有利用众声喧哗的民间口语，而是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的第三者视角朴素、简洁、干净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也许是莫言在批判与责疑声中的自我改造与升华吧！”总之，莫言通过这部小说，向我们叙述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我们不能改变那段生育史，我们也不能阻断历史的长流，我们更无法阻止特殊时段历史现代性与个体存在的对立。正是这种在历史现代性境域下个体生存的困境所形成的张力使得《蛙》这部小说具有了丰富深刻的思想艺术内涵，闪耀出一种启人深思又暖人心扉的光辉。

　　［1］ 莫言.蛙［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 李慧.莫言作品中的罪恶感与救赎论［J］.淄博师专学报，2015（01）.

　　［4］ 李松睿.“生命政治”与“历史书写”——论莫言的小说《蛙》［J］.东吴学术，2011（1）.

　　［5］ 吴义勤.原罪与救赎——读莫言长篇小说《蛙》［J］.南方文坛，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