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笑花主人的小说观

　　张立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中选出四十篇编成《今古奇观》，姑苏笑花主人为之作序。序者简略回顾了我国的小说发展史，并对几部流传甚广、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进行批评，又对冯梦龙的作品做了简要的评论。序者从雅与俗、艺术性、社会功利性、创作论等几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小说的价值，认为社会功利性是小说最重要的存在价值。

　　序;艺术性;社会功利性;创作论

　　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不同的几种形式，“序”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相比于论诗诗，序中所包含的文学批评要更有针对性一些，批评对象往往是所序之作品及其所属之文类；而相对于只针对某些字句片段的评点式批评，在全面性上又胜出一筹。姑苏笑花主人为抱瓮老人所编《今古奇观》作的序就有这样的特点。该序字数不多，评点精当，对小说的雅与俗、艺术性、社会功利性、创作论等做了精简独到的批评。

　　序文曰：“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庄》、《列》……《穆天子》、《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然《金瓶》书丽，贻讥于诲淫；《西游》、《西洋》，逞肊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①这段话序者先定义小说，再列举了一系列小说，从不同角度对它们作评价。虽然小说的叙事性来自于史，但它的地位却远低于史，基本处于不入流的地位，所以说是“正史之余”。但不入流不意味着没价值，更不意味着没有人去阅读、研究。对“小说者，正史之余也”这个论断可以做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正史未记之事，即“稗史”，如《穆天子传》记穆王之事乃正史所未载，《吴越春秋》除了不少正史没有记载的事外，还有一些事件和正史存在出入。这些书中的“正史之余”有多少真实性暂且不论，但是这些故事无疑对正史有一定补充作用，给后人留下更多信息，也可能产生有用价值。如有人将《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结合起来研究，相互映证，从蛛丝马迹中探求历史真实；第二种理解是小说乃正史之余绪，即小说继承了正史的叙事功能但所记非史事。《庄子》、《列子》都是道家经典典籍，它们为了将抽象的哲学道理形象化，常用形象生动的小寓言寄托高深的哲理。庄子用“天帝为混沌凿七窍”的故事说明“道”不可以被人为改变的哲理，进而劝人们“无为”以得道。这是他“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②创作理论的表现。列子同样会用“歧路亡羊”之类的故事形象地阐发道家学说。因此，庄、列二人所讲寓言故事本意都在寄托哲理，和叙事文学中的故事有本质区别。《开元遗事》、《睽车》之类则或搜奇或志异，以记述逸闻轶事为主。《睽车》是御用文人讲给宋高宗以娱乐生活的故事集，虽然其中也有采自民间的，但作者文化素养很高，对其做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开元遗事》等作品典雅别致，普通平民不容易接受，但是这些作品却流传下来。俳优黄璠绰等所编杂剧语言通俗，没有文化的平民百姓也能听得懂，反而失传了。而《水浒》、《三国》虽然也是通俗一类的，但是因为能够达到相当的艺术高度也被人们所称道。序者指出这种文学现象，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很明显他认为雅俗并不能决定一部小说的好坏，与之相比艺术性显得更重要。但他紧接着又说“然《金瓶》书丽，贻讥于诲淫；《西游》、《西洋》，逞肊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序者认为还有比艺术性更重要的，那就是积极的社会功用，《金瓶梅》和《西游记》这些作品艺术性固然非常高，但是所产生的社会功用却是负面的，所以它们的存在价值不大。但诲淫仅是《金瓶梅》的一个方面，它包含有更多更有益的价值，如对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展示，而放纵者、贪婪者的悲惨结局则意在警示读者不要重蹈覆辙。这些都是有益于风化人伦的，同样体现了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而《西游记》也不是纯粹敷衍妖魔鬼怪、灵异神仙的奇事，也包含着对现实的关心。

　　序文又曰：“墨憨斋……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此评语很也符合拟话本小说作者的创作动机。拟话本由话本发展而来，它模拟、继承话本的形式特点③，但是作者由说书艺人一变而为文人。他们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同时对普通市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拟话本小说既有对市民生活的反映，也有对世道的关怀。明末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奸佞当道、世风日下，但是正直清醒的文人却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把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变为创作热情，企图用小说改变人心，冯梦龙和他的“三言”正是典型的代表。而《今古奇观》所选又是“三言”中最有典型性的作品。冯梦龙在《喻世明言·序》中曾说小说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表明他对于小说的社会功利性有深刻认识，他的创作动机正是期望实现小说的社会功利性。序者说“三言”“钦异拔新、归于厚俗”也是感受到了拟话本小说的这种社会教化作用。《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揭露杨国忠、高力士等奸臣贼子蒙蔽圣聪、谗言误国的卑鄙行径，塑造了李太白才华四溢、傲骨清风的士子形象。《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讽刺莫稽见利忘义、背恩负义的无耻行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则表达了作者对重情义之人的赞赏和对放纵情欲、助纣为虐之人的憎恨。这些作品都是摹写日常人情世态，正面人物形象无一不赢得读者的赞赏，而反面人物则受到读者的憎恨，当读者产生这样的爱憎之情时，他的心灵也在净化，小说的社会功利性在这种潜移默化中体现出来。序者评它为“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是很中肯的。

　　最后，序者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批评，他写道：“夫蜃楼海市，焰山火井，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序者认为创作原材料应来自于现实生活，创作素材也应取于日常，若以“非耳目经见之事”为材料进行创作则作品不免被人怀疑。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没有从小说的实际特点出发”④，把小说的真实性全寄托在本事的真实性上，轻视情感的真实和事理的真实，忽略了虚构的重要性和艺术效果。这种有点接近西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使序者批评《西游》、《西洋》之类想象力丰富、充满神奇瑰丽场景的作品是“逞肊于画鬼”、“无关风化”的。序者显然认同性善论，认为人的自然之心存有仁义礼智，人的自然之行也应符合忠孝节烈的规范，自然之理应当是善恶果报，自然之人都应是英雄豪杰。但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世事颠倒了，这些本应是“常”的全都成了稀有之事。于是序者认为作家应该把这些“常”事加工而为作品，彰显“常”理，以劝勉“不常”之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这部小说就成了和正史一样能够警示来者的镜子。如果小说作者忽视了这一点，只在“奇”字上下功夫，无异于误人子弟，那样的小说没有可取之处。“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序者肯定了那些有积极社会功用的小说，给他们非常高的地位。

　　明末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明朝经历二百余年之后，国将不国，行将覆亡之时，尚望挽狂澜于既倒。”⑤他们看到了小说的社会功利性，将小说从不入流的地位拔高到与正史同列，希望起到更大的救世作用。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文人士子急于救世，除了自身所擅长的文艺又鲜有他途能够实现他们救世的抱负，“将作品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摆到重要位置”⑥，于是笑花主人对小说的社会功利性极度期待。这种期待过于殷切，不但使小说过度承载教化功能，而且理论上也似乎操之过急，不免削弱小说的艺术性。所以序者尽管对小说雅与俗、艺术性、创作论有深刻认识，但是最终都要为社会功利性让步，以致偏概全地批评《金瓶梅》、《西游记》，看不见他们有益的地方。

　　[1] [明]抱瓮老人.今古奇观[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2.

　　[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宋若云.逡巡于雅俗之间：明末清初拟话本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刘勇强.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注解：

　　① 《今古奇观·序》。

　　②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884.

　　③ 刘勇强.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0.

　　④ 刘勇强.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70.

　　⑤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837.

　　⑥ 宋若云.逡巡于雅俗之间：明末清初拟话本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6.

　　张立(1988.09-),男,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