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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时间:2023/11/9 作者: 小说月刊 热度: 15254
知文懂法

  父亲没有朱自清笔下的伟岸,也没有刘和刚歌声中的坚韧,平凡不过的他,却经历了不平凡的一生。

  父亲叫甘宗维,个子不高,偏瘦,脸颊上挂满了胡须,满脸的老年斑,牙齿漆黑,头发稀少泛银,从小到大很少看到父亲的笑容,可能是笑容和父亲没有缘分罢了,最常见的就是父亲的“苦瓜”脸了。

  父亲出生在云贵高原边陲,赤水河畔的一个偏远小山村,二郎镇清水村,也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父亲今年60岁,已患癌5年了,他本来可以和我一起住城里享受幸福晚年生活的,可他却拖着几十年来被风雨摧残得伤痕累累的身躯,带着一颗永不变色的心,决定回到老家照顾一位耄耋孤寡老人。她叫罗安芬,有90岁的高龄了,我叫她祖祖,但不是很亲。

  父亲的决定,让我觉得应该为他写点什么。

  父亲是农历1957年五月初九出生的,那时的农村非常贫瘠,大多吃的是粗粮,白米饭很少得吃,肉就更不用说了,一年到头只能吃上几次。有些邻居还过着有上顿无下顿的生活,我父亲一家也不例外,几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拮据,住的是板壁茅草房,本来就穷困潦倒的家庭,厄运却又降临,30来岁的祖父生病后无钱医治,过世了。顶梁柱倒了,整个家庭是雪上加霜,更加困难,那时父亲才3岁。

  祖父的样子在爸爸的记忆中没有任何印象,所以父亲很少提起祖父。祖父的坟墓就在我家门口不远处,每到清明或春节,爸爸都会给祖父烧钱纸,每当烧钱纸时父亲都会流泪,父亲的泪水中包含些什么?是遗憾,是思恋,只有他自知。除了烧钱纸,父亲还会把祖父的坟上的杂草和阴沟清理得干干净净,我想,也许是父亲作为儿子为自己没尽到孝心的一些弥补吧。

  那个年代,年轻人20岁都不到就要谈婚论嫁了,因为家庭贫穷,父亲30岁才结婚。我祖父过世后,祖母带着我父亲和我祖父的弟弟圆了房,生下了我大姑、三叔、幺爸,加上我父亲还有个哥哥,一家7口人住在了一起。人口多,土地少,赚钱的途径也少,家庭收入很微薄,所以我父亲很小就当家了。

  父亲结婚后,母亲生了我们四姊妹,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全靠父亲一人找钱供养我们。那时父亲经常外出打工,一去就是一年,基本上是年初出去,腊月二十七八才回家。母亲在家种2亩多地,收获的粮食只能够我们一家人吃,喂养几头猪,可以卖点钱,买点生活用品和给我们几姊妹买点衣服,过年的时候,我们几姊妹是最开心的,因为只有这时候才有新衣服穿。父亲打工找的钱就只够我们缴学费和生活费。在父亲几姊妹当中,伯伯是单身汉,天生带病,40多岁就过世了。其他的姊妹都没有父亲那么能干,那时是在生产队干活,父亲总是带头干,干得最多,因为只有多干点才可以多得点公分,多分点粮食。听父亲说当时一家人一天分的粮食,一个小孩一顿就吃完了。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后,在父亲的带领之下,粮食稍微充足一点,三爸、幺爸成年了,可以打工找点钱,80年代初,一大家共同修了一幢有100平方左右的砖木结构的瓦房,在当地还算洋气的。

  由于我三爸也结婚了,人多屋窄,按农村的风俗,所以一大家就分家了。自从分家后,我大伯和幺爸住老房子,因大伯去照顾大姑婆,很少在家,所以老房子就我幺爸和祖母他们住,我父亲和三叔分到了这幢新修的砖木结构瓦房,大小共有9间屋,一家人住4间半,中间三间是通的,就用来当厨房,煮猪草和堆猪草。剩下的每家就是有三间房屋了,有两间作为卧室,一间是客厅饭厅共用,还有堆其他杂东西,我们家人口要多一点,所以在客厅里边还安了一张床,剩下的空间就可想而知了。3间屋,40多平方,3张床,6个人,上厕所是在猪圈里,离房子10米左右,特别是冬天的晚上我们几姊妹都不敢独自去上厕所,都要父亲打起电筒送我们。在这样的房子里,我們一住就是10多年。

  慢慢的我们几姊妹开始上学了,花钱的地方多了,父亲算了一下账,外出打工不如在家附近挖煤划算,那时没什么企业,就只有挖煤最找钱,在家附近挖煤收入要可观一点,还可以多喂几头猪,多种点粮食,也可以照顾我们几姊妹。于是父亲就没有出去打工,在我家下边的河沟头挖煤。

  现在我想起父亲挖煤,都心有余悸,太可怕了。那时的小煤窑没有任何营业证照,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没有任何应急救援保障,就村上的队长组织起几个人,在山脚下开一个洞,就进去挖煤。用的工具是铁爪子,两头尖中间穿一根长约1.5米的木棍,就是挖煤的工具了,每天挖了回来挖秃了,父亲还要用煤火把它烧红来锤尖,第二天才能用。父亲挖煤穿的是最破旧的衣服,基本上不用洗,穿来实在不能穿了就扔了,头上戴的是黄布帽子,只能挡一下煤沙,怕煤渣进眼睛,根本就保护不到脑袋,在煤洞里是用煤油灯来照亮,你就可以想象有多危险了。一般的煤窑要挖到2公里左右才有煤,所以背煤出洞也是很辛苦的,一般上一个班12小时,一个人一天背10多次煤出洞,重量可能有1000斤左右,也只能赚几十块钱。

  挖煤是非常辛苦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般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都不愿意去挖煤。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挖煤出过两次事故。一次是我还小不懂事,母亲讲给我听的。那是一年的冬天,父亲上的是白班,从中午12点上到晚上12点,中途休息1个小时吃饭。大概是下午6点左右吧,我母亲给我父亲送饭去,在煤坝的草棚里等了半个多小时,都不见背煤的和挖煤的出来,我母亲和一个邻居大娘就去洞口看看,去洞口一看,有很多血,于是我母亲心慌了,不知怎么办,就先去队长家,队长家没人,连忙就去我们村的一个赤脚医生那里,隔着一条河沟,看到那个医生家里灯是亮着的,是有人受伤了,有很多人的声音,母亲和邻居大娘一口气跑了过去,走进一看,原来是我父亲的手被砸伤了,医生正在给他包扎。父亲看到母亲来了,问了一句,“你来干嘛呢,一点小伤,没事,把小的些照顾好”。我妈妈红着眼睛说,“没事就好”。

  那时我们村的小煤窑经常出安全事故,就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隔壁村的就有个煤窑因为一次透水事故,淹死了4个人;另一个煤窑因瓦斯爆炸炸死了3个。我父亲现在在家照顾的祖祖罗安芬的儿子,就在挖煤的时候,煤洞里边的煤渣落下来打死的。还有我父亲的堂哥甘宗春也是在煤洞里边塌方打死的。我父亲的堂弟甘宗云因挖煤得了肺尘病,40多岁就过世了。

  我上初中了,知道挖煤是很没脸面的活,所以在学校我也不愿意提及父亲是挖煤的,也不愿意让父亲去挖煤。可是父亲为了让我们一家过得好一点,还是坚持去挖煤。当父亲去挖煤时,我们一家人总是很担心,晚上,父亲还没下班回来,总是睡不着觉,提心吊胆的,直到等父亲下班回来了,我们才能甜甜的进入梦香。

  父亲挖煤第二次受伤是在我上高一那年,我们村的小煤窑被一个叫廖权的老板承包来开采。于是,小煤窑煤洞口扩宽了许多,开始用电灯照在井下,用炸药来采煤,然后用绞车把煤运出来,稍微要省力一点,但是没有专门的通风口,没有瓦斯检测设备,工人没有专业培训过,开绞车的是一位农村妇女,没有啥文化。一天,正是我父亲在井下当班,开绞车的妇女没等斗车完全出洞就把安全栅拔了,于是斗车往后飞速的向井下滑了下去,我父亲听到很巨大的轰隆轰隆的声音,挖了很多年煤的他感觉不对劲,就叫几个工友赶快撤在离轨道稍高点的位置,他还没来得及躲闪,斗车就向他们砸了过来,他和这个没躲闪开的工友受伤了,我父亲左手骨折,头部受伤,另一个工友大腿骨折,右手骨折。后来,他们被送往郎酒厂职工医院救治,都已经送到医院一天了,我都不知道此事,因为我住校没回家。还是第二天我们班的同学甘文江,也是我堂哥,他昨天回家去晓得了此事,回学校告诉我,说我父亲在煤厂里了出事,被送到职工医院了。听到说我爸出事了,我顿时崩溃了,心很慌,上课根本听不进去。下课后,我马上给班主任请了假,急切的向医院飞奔而去,当在医院看到我的父亲时,他的头,手都用白纱布包裹着,他问我:“你不上课,跑来医院干嘛?”我扑通跪在我父亲的床前,大声的哭了,哭得很伤心,我哭着对父亲说:“您不要再去挖煤了,您要是再去挖煤,我就不读书了”。父亲用右手握住我的双手,用浮肿的双眼深情的看着我,干燥而厚厚的嘴唇间慢慢的挤出一句话,“你快起来,你妈妈刚给我煮的稀饭,你吃点去读书吧,爸爸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

  父亲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在妈妈的精心照顾下,终于康复出院了,但却留下了后遗症。

  断断续续的,我父亲挖了10多年的煤,但随着年龄大了,考虑到我们几姊妹都还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一家人就无法过下去,于是我父亲的伤好了后,也就再也没去挖煤了。

  邻居的祖祖甘大吉,罗安芬二老看到我父亲的负担比较重,就拿了几块土地给我家种,祖祖他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挑水,背煤都很艰难,而且还住的是土墙茅草屋,风吹欲倒,雨到屋湿。我父亲看到他们生活很困难,就安排我们几姊妹每天放学回家后轮流去帮他们担水,背煤,做农活。于是慢慢的我们两家就建立起了亲情。他们就给村长说我父亲心好,想让我父亲赡养他们,请村长来给我父亲做思想工作。当时我妈妈不是很同意,因为我们四姊妹都够我父亲折腾了,可是父亲二话没说,毅然答应了。村长请来了几个祖祖的亲戚和村里的几个干部,在祖祖家和我父亲签了赡养契约,我父亲负责赡养二老直到送终,二老的土地财产归属父亲享受。

  就这样,父亲帮祖祖他们盖了新房,祖祖他们也在我们的帮助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在2007年祖祖甘大吉因脑梗塞过世,现在就只留下了另一个祖祖罗安芬了。

  我父亲虽只上过初中,但在我们村上算是有文化的人,他也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内心深处,他都希望我们几姊妹能考上大学,脱离农村,过上城市生活。因为身处农村,我们上学条件很差,初中就要去10多公里外的兴本中学就读,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就只有带点干馒头当中午饭,回家后太阳没下山就还要帮家里干农活,但我们几姊妹读书都非常刻苦。

  2005年我大学毕业,我妹妹中专毕业,都可以上班挣钱了。父亲的负担稍微轻了一点,就在这时,父亲的身体慢慢的开始出现问题了。

  记得是在2007年年底,父亲说要想去我四姨妈家耍,问我同意不,我感觉有点诧异,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听父亲说过要去哪里耍。我四姨妈住在重庆合川区,是一名医生。我就对我父亲说:“你要去合川耍,就来泸州耍几天吧”。那时我大学毕业已经在泸州上2年的班了,虽然工资不高,但还是有所结余。心想,也可以带他逛逛泸州城。电话那头突然没声音了,他没有回答我,过了好一会儿,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哭声,我急切的问他怎么了?过了许久,他才说他的左碎骨上长了一个包,不知道是什么病,在乡镇上找医生拿了几次药来擦都没有好转。我立即安慰了他说:“没事的,您来泸州,我带您去医学院检查,应该没多大的问题”。他说:“你才出来参加工作没啥子钱,我去你四姨妈那边吧,她是医生”。我四姨妈读书的时候,我父亲帮助过她,她读大学差学费或生活费,给我父亲说,我父亲都会想尽办法凑给她。我说:“泸州医学院比合川中医院好,你就来泸州检查医治就是,我能承担您的一切费用。我已经上班领工资了,又不是读书的时候没钱,况且不管怎样都要帮你把病医好的”,他勉强答应了。

  挂了电话,我回到住宿躺在床上,彻夜未眠。心想,父亲这么辛苦,是该我报答父亲的时候了。第二天父亲就坐客车来到泸州,我请了假,带他去泸州医学院门诊挂了号,接诊的是一位女教授叫丁尔英,当叫到我父亲名字时,我陪我父亲走进诊断室,帮父亲把衣服解开,看到父親瘦骨嶙峋的身体到处是伤疤,我很心酸,这么多年了,第一次端详父亲的身体。丁教授摸了摸那个包,问了问父亲的一些情况后,断然的说到,“是左碎骨增生,问题不大,打两针,控制不再长大就好了”。我松了口气,紧接着问丁教授:“需不需要照个片”?丁教授说:“没必要”。于是我按照丁教授开的药方,去把药捡了回来,她马上就给我父亲打了一针,第二针要隔一个周才打。走出医院,我对父亲说:“你就在泸州耍几天吧,等把第二针打了才回去”。父亲先是答应了,后来第二天却说要去我四姨妈家,我搞不清楚原因,于是先联系了四姨妈告知她父亲的情况后,四姨妈同意了我才把他送上车,并叮嘱他要按时回来打针。去了我四姨妈那里后,我四姨妈带他照了个CT,的确是左碎骨增生,这他才放心了。

  2011年元旦节,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特别的冷,交警把来习水县城的公路都封了,可父亲还是带着家乡的几十个亲人,徒步从老家来到离家40多公里的贵州习水县城参加我的婚礼。我是在2008年来到习水创业,所以当时是住在习水,婚礼也在习水绿洲酒店举行的。婚礼结束,父亲看我稍微空闲一点,才把我叫到一边,给我淡淡的说了一句,“我的左手拿不起东西,好像在萎缩”。我拉过他的手,粗糙的双手满是老茧,左手比右手的确萎缩了许多。幸好我四姨妈在,我告诉了四姨妈,当天就把他接去重庆西南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经多方面会诊,才查出了病因,原来是因上次挖煤左手受伤,手术后缝针压迫到他的手胫,导致左手开始萎缩,拿东西都不能拿,后来实施了手术,他的左手萎缩才得以缓解。

  2013年5月,我妹妹家办酒,我去吃了酒,顺便回了趟老家,听说我父亲在帮我幺爸修房子,我就去了我幺爸家,当我看到父亲时,可他还在拼命的帮助幺爸捡砖,凑近父亲时,感觉他又瘦了许多,干起活来都有点力不从心,他吃力的抬起头,开始和我说话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顺便给了他些钱,让他买衣服。他接过钱,眼眶湿润了,哽哽咽咽的对我说,他吃东西时感觉喉咙有点梗。我知道,一般小问题他不会给我说的。我安慰他说:“明天我带您去检查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于是,我留在家,第二天开车送他去泸州医学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出来让我大吃一惊,食道肿瘤!我心都碎了,心想,哪有这么苦命的父亲!

  当时父亲还不知道是癌症,我也没告诉他有多严重,只给他说要做手术。我对他说,会让医生用最好的器件和用最好的药物,也请最优秀的教授为他做手术,让他放心。我和主治医生戴天阳主任进行了沟通,他给我讲了手术的风险和需要用的器件。我要求戴主任用最好的,也是美国进口的器件,也请戴主任亲自为我父亲做手术,因为戴主任是泸州医学院胸外科的主任,做手术很有权威的。沟通后,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但我心里却是空空的,不知道这字一签老天又会怎样对待父亲?手术在2013年5月15日下午2点钟进行,戴主任说2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可我们一家人等在手术室外等了2个多小时,手术都还没完,就在我们焦急万分之时,戴主任从手术室出来,拿了一坨从我父亲食道上割下来的肿瘤,给我们亲人看。他说,“手术很顺利,现在在缝针,马上出来了”。我们松了口气,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可是又等了2个多小时,父亲都还没出手术室,我们又开紧张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心想。一直等到晚上8点左右,护士才把父亲从手术室推了出来,父亲微微苏醒,但呼气很困难,还得用呼气机辅助呼气,全身上下都插满了管子。刚出手术室,他看到我们一家人,他嘴巴動了一下,从他唇缝里吃力的挤出了几个字:“你们吃了吗?”我们含泪微微点头,不敢和他多说话。我伸手过去紧紧的握住他那双冰冷的手,把他推进病房。后来问医生才知道,是父亲手术后失血过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非常危险,所以就在手术室里多观察了几个小时。幸好老天有眼,父亲又闯过了一次鬼门关。

  现在,父亲为了赡养祖祖,花甲之年,体弱多病的他还在用行动来兑现他的承诺,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什么是孝。

  作为儿女的我又能说什么,又该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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