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菁蕊

　　摘 要：余华以其独特直面内心的写作方式屹立在当代文坛，其先锋式的写作策略为其铺就了众多以男性为视角中心的中长篇小说，而这些男性主人公大多在荒诞、暴虐、死亡以及苦难与生存中承受着来自自身与外界的双重压力，他们具有的另类特质成就了余华小说带有“冷暴力”色彩的抽象主题。虽然余华小说中的人物以男多女少的形式出现，但我们也无法忽略一个基本事实，即女性形象属于从属地位，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在大都不被关注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就女性自身存在的性格和其命运发展所具有的悲剧色彩，分析其小说具有的深层社会、历史等原因及它对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形象；命运；悲剧命运

　　余华小说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让我流泪最多的两部作品。不因过于冷静、客观的阅读理性，也不因无感于其他作品，而是它唤起了我内心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或许是作者通过另一种方式把我们带回对生命最原始状态——“活着”的思考。谈起“活着”一词，余华曾深有感触的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呼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①。让现实中飘忽不定的心境沉淀与稳定下来，既为男性，更为女性人物的命运哀叹。在她们那个特定年代，自身命运已是悲惨，还要因主宰她们男性的悲剧命运所驱使，可见她们是多么被动，亦是多么的无助。

　　另一部中篇小说《现实一种》，有种另类的违背伦理与常情。光看标题并不能反映出是何种现实，研读解惑后了解到现实竟到了这样一种冷酷的境地，这才真正体会到余华小说“冷暴力”的特质，它的“冷”是非比寻常的，这与前两部作品带有“暖暴力”直达我心灵的温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三部作品共同的是震撼人心，女性人物一直是一种被遗忘的苦命角色，而男性则是牵引着她们悲剧命运的漩涡。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一个是现实版的恶之花——美狄亚复活，一个是带有祥林嫂般特质的挣扎苦命者们，她们的主旨形象大抵是模糊幽暗，但却熠熠生辉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让我们无法对她们的悲惨生存形态无动于衷。这也成就了分析余华小说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动力，让人们意识到在作者没有将女性命运作为重点表述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透过小说中附加给女性人物的悲惨命运深入分析背后蕴藏的内涵，这也是本篇论文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1 性格使然的忍辱者

　　90年代的余华作品中更多转向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关注，像《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同时也存在一群悲苦的女性人物，她们生活在底层无助的挣扎，在扭曲的家庭、社会及时代环境里发着喑哑而无助的呼告，这些无畏的呼喊都加重的作用于她们本身性格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女性“忍辱负重”的美德，更突显她们命运的悲剧色彩。

　　1.1 忍辱者的美德

　　余华曾说《活着》：“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了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②。《活着》里的女性——家珍和凤霞作为“没有意识到的女性”人物更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家珍是城里米行陈老板念过书的女儿，却嫁给一个吃喝嫖赌的乡下财主少爷，她本身拥有善良女人的“天性”也因此而变得更加显现。面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她只是听从父亲的安排，从没有过非分想法；面对丈夫糟蹋嫌弃她的话：“你呀，风一吹肚子就要大一圈”，她心里就是不乐意也从不顶撞，就只是轻轻说一句：“又不是风吹大的”；面对福贵在城里连日豪赌不归，她只是腆着大肚子一声不吭的跪在福贵面前哀求，任凭福贵对她又打又踢；面对丈夫败光家产，自己被父亲接回娘家，她只是在孩子出生后甘愿回到已是败落的夫家过起贫贱夫妻的生活。

　　她只是一味被动的接受与承受，从未进行过主动而有力的抗争，她或许以为“只要你以后不赌就好了”，“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家珍或许没有意识到即便福贵以后不赌了，即便以后一家人天天在一起，即便不在乎什么福分，悲惨的苦难命运也会像雨点一样连缀不断地砸在这个传统柔弱的善良女人身上：先是在婆婆病危之际丈夫进城抓药被强充壮丁，而她要在这两年的音讯全无中独撑全家，紧接着又是婆婆的撒手人寰；继而原本活泼可爱的女儿凤霞又病成聋哑，极端的贫苦使她无奈的不得不把凤霞送人以保证儿子有庆上学；在她身患不治之症的时候寄托了全家希望的有庆又在献血事件中突遭横祸；原本可追随有庆而去的她，只因凤霞嫁了个好人二喜，本可安心离开，没料女儿却因难产而先她一步，留下尚在襁褓中的外孙——苦根，在这样遭受疾病与痛失儿女的双重击打下，在经历了种种不堪忍受生活艰难的悲惨命运之后，她还能在面对“文革”期间遭受毒打并想寻短见的当县长的春生说：“春生，你要活着”，这并不是她忘记儿子有庆的惨死，而是她在面对骨肉至亲的相继离去后，再也承受不起人的死亡，现在她只求“活着”，因为“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③。为了让春生记住“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她表现出的不仅是令人敬佩的坚韧意志，还体现出中国最底层传统女性最质朴的宽容美德。

　　1.2 无声者的美德

　　女儿凤霞的形象也刻画的相当成功，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这个人物倾注的感情。或许是继承了母亲的坚韧性格，让这一品格在凤霞身上“发扬”到了极致。在凤霞没有变哑之前，她就是一位善良懂事的孩子，在父亲败光家产后，凤霞尖声细气的对他说：“爹，你快躲起来，爷爷要来揍你了”，她看见拉不动父亲，便哭了，那么小就知道护着爹，可见无论福贵是怎样的败光家产的“孽子”和“不可雕的朽木”，凤霞依然是爱着父亲，守护着父亲，用她天真无邪庇护着带有苦难命运的父亲。在没有父亲保护的两年时间，母亲相对无助的弱小力量无法救助患病的凤霞，而让本身就在苦水里泡大的凤霞变成了哑巴，在她面对生活无尽的贫困、疾病、离散、羞辱和死亡的短暂一生中，用无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和痛苦。成人之后的凤霞是一个勤劳、美丽、纯真的年轻女性，她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憧憬爱情，渴望拥有一个可托付终生的伴侣，能够爱护并组成属于自己的家庭。但她被“隔离”了，被另一半的世界拋弃了。“每当村里有嫁出去娶进来的，敲锣打鼓热闹一阵，那时凤霞握着锄头总要看的发呆，村里的年轻人总要指指点点，笑话她”，而更让人揪心的情节是凤霞跑去和王家三儿子娶得新娘一起走过去，这看似是凤霞可笑的，不懂礼数的行为，但却包含了凤霞内心说不出的真实想法，其中没有女人急着想嫁人而害臊的心里，有的只是作为女人本身渴望男性的最本质欲念。等到真为凤霞找对象时，作为父母想的是“哪怕是缺胳膊断腿的男人，只要他想娶凤霞，我们都给”。哪个孩子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哪有不心疼儿女的父母？可作为只能保全生存底线——“活着”这一苦难而无助的父母来说，这样的要求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它令我们感受到的是直抵心灵的震撼力。还好拥有悲悯之心的上帝没有过于偏心，让凤霞找到了一位虽有偏头毛病的搬运工人的——二喜，但却非常爱护凤霞的人，同时凤霞也对二喜情有独钟，这对凤霞来说无疑是她人生中最美好也最幸福的时光。上帝的吝啬又让凤霞很快的从天上人间回到地下万年，原本能够拥有让人羡慕的三口之家，凤霞却在生产之后难产而死，和弟弟同样因失血过多致死，同样在那间福贵忌讳的医院，同样在那间冷冰冰的太平间里，带着哭声而来的凤霞，在经历了多灾多难的无法逃避的一生之后，用无声胜似有声的方式结束了她作为“苦难者存在”的受难之躯。

　　1.3 哭泣者的美德

　　《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能够让人笑着哭泣的作品，这主要由于作者诙谐式的叙事风格。虽然小说中女性主人公许玉兰没有像男性主人公许三观那样承受的重负多，但是作为女人和弱者的她，对于意外遭受众多的苦难，用女人最能让男人起可怜之心的方式——无尽的哭泣来表达她的不幸和哀愁。父亲决定让她嫁给“同是姓许”的许三观，在“坐在床上点出了眼泪”；发现一乐不是许三观亲生的，她“坐在门槛上一屁股”就哭；一乐闯祸，方铁匠搬走的十年积累起来的家当，她“捂着脸呜呜的哭”；后来许三观卖血了，她哭；二乐的队长要来家里吃饭却发现只剩两元钱时，她哭……这里的许玉兰哭泣谈不上具有多少沉重的人生意义，在某些场合不无戏谑意味，但是当人——即便是女人，已经把哭泣这种强烈感情的表达方式平常化的时候，她的人格必然是遭到了矮化甚至是扭曲以致泯灭。当我们追因溯源时，我们也就在超出日常生活现象的更深层面上理解了女人的哭泣和她们的悲剧困境。

　　2 带着沉重翅膀的“觉醒者”

　　两部作品写出了弱小女性对亲人、爱情、生活的顽强执着，家珍、凤霞、许玉兰更是在苦难里轮回，以柔弱的翅膀承载着生存之重，就像余华自己所说的，“让一根头发承受三万金的重压，它没有断”④。她们是内在隐忍与外在重压压迫下的女性，她们自身是可怜与可悲的，而她们却带着这样沉重有枷锁的翅膀去拍打其他“同病相怜”的女性，如《现实一种》中山岗与山峰的妻子，文章在展现她们可恨的同时，更揭露了女性心理中幽暗甚至恶质的一面。她们的觉醒方式在她们自身悲剧命运的基础上增添了悲哀！

　　余华曾说：“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⑤。暴力和人性之恶作为现实的存在，一直与文明相向并行，伴随人类文明的提升，它必然受到现实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与沉重的压抑，但一有机会，它就会跃出水面，恣意横行。《现实一种》直抵这种现象。作者以其冷峻的态度描绘了发生在一个家庭成员之间赤裸裸的杀戮行为。杀戮的起因源于哥哥山岗不谙世事的儿子皮皮摔死了弟弟山峰的儿子，但在情节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山岗夫妇和山峰夫妇都成了丧失理性与人性的“脱缰野马”。在山岗兄弟的紧张对峙中，女人们不仅没有起到任何缓和局势的作用，相反，各自都成了暴力的怂恿与实践者。在皮皮趴在地上添血时，山峰的妻子首先“嘴里叫着‘咬死你扑向了皮皮”。其后山岗的妻子更是大肆挑衅丈夫进行血腥报复，她反复对山岗说到“你被吓傻了”、“你是胆小鬼”、“去找山峰算账”，并且接过山峰递来的菜刀要交到山岗手里，在山岗回答不需要的时候，她怒斥道，“我宁愿你去死，也不愿看你这样活着”。山岗判处死刑之后，山峰的妻子以死者家属的名义“捐献遗体”，实际上她的脑子里在想像着医生们如何瓜分山岗，“因此她的嘴角始终持着微笑”。面对这一系列暴行，善良的人们也许会沉思的追问：女人，难道你的名字是“恶者”？

　　山岗和山峰两家的自相攻击，自我毁灭，这是人性之恶对人类文明的施暴，表现出兽性的、动物性的一面。人在报复面前都变得不可理喻，人性和文明也变得脆弱，《现实一种》向我们揭示了人性之恶是人性普遍性的一个象征。

　　本文从两个层面浅析余华小说中女性人物所具有的悲剧色彩，让我们能够感受作者对身处暴力和苦难下女性表露出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她们的坚韧与善良发出了由衷的歌唱，也对她们的狭隘与邪恶做出了冷峻的揭示并隐含着批判。余华展现出女性的软弱、恶性的一面，突显了作为女性因其性格本身而引发的命运悲剧，为小说中与之相关男性的命运悲剧发展做出了贡献，小说中的这些女性不因其具有的悲剧色彩而失色，相反，正因她们独具令人窒息的悲剧命运，丰富了当代文坛中的人物画廊，也成就了余华小说中男性带有暴虐、荒诞、死亡以及苦难的主题特质。

　　注释：

　　①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46.

　　② 余華.活着.南海出版公司，1998.

　　③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46.

　　④ 余华.活着.南海出版公司，1998.

　　⑤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62.

　　参考文献：

　　[1] 洪治钢.余华评传——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2] 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3] 洪志钢.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

　　[4]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5]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