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林

　　我们这里和安徽搭界，所以以前，一到农闲的时候就会有安徽人过来讨饭。

　　我妈妈说他们是讨饭的，我爸爸说他们是唱戏的。

　　事实上，他们既是讨饭的又是唱戏的。

　　安徽的地方剧种是黄梅戏，那些人到了你家门口，手中的响板叮叮地打，同时，整个身体形成一个“7”字，上面的一横是探进你家门洞的大半个身体——两只眼睛骨碌碌地逡巡，如果发现屋里似乎有人（为了省一把粮食，很多人都会假装不在家），手中的响板就会加大力度。

　　这是明眼人，他们进村会先观察，发现我们这个村里的人“那个”，就用响板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这一家还没人出来，那么，也只好在心里叹一口气。

　　盲人就不一样了，如果半天没人出来，会用安徽方言咕叽一句。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直到有个去过安徽的人翻译说那其实是一句骂人的话时，村里的人才愤愤不平。

　　再有以唱黄梅戏的方式讨饭的安徽人来的时候，我们这里的人不再躲起来，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捧出一把粮食，然后，说着方言表示欢迎——那些安徽人听不懂的方言，其实是更恶毒的诅咒。

　　我爸爸喜欢听黄梅戏，每年秋天，他都要晒一箩黄亮亮的玉米穗。

　　等一个叫老董的人。

　　老董是个盲人，可是他由一个明眼女“搭档”。老董和爸爸极熟，他和“搭档”每次来我们村，都会急匆匆地先到我们家。“搭档”和我爸爸打招呼，老董却站在院子外一动不动，直到我爸爸出来请他，他才从背上取下胡琴，试了试弦，躬身朝我爸爸行一个礼。这才进了院子。

　　“搭档”打响板，扮七仙女，老董操胡琴，扮董永。

　　不但咿咿呀呀地唱，还做着各种身段，配合得很默契。我爸爸乐呵呵地搓着箩里黄亮亮的玉米。

　　一个选段唱完，我爸爸手里的玉米也刚好搓完，我妈妈箩干净玉米，然后，倒进老董“搭档”撑开的布口袋。

　　老董道一声“打扰”，被“搭档”拉着往下一家赶。

　　多少年了，一直是这样。

　　老董不知道的是，我们乡里后来成立了个宣传队，我爸爸在这个宣传队里学了好一阵子黄梅戏。

　　老董再来，我爸爸还是一边乐呵呵地听，一边搓着箩里黄亮亮的玉米，可他在宣传队的老师，人家是县里剧团的台柱子。

　　听惯了专业演员唱的黄梅戏，老董啊，那叫个什么呀？

　　我爸爸没动声色，老董也没动声色。唱完后，“搭档”要撑口袋接我爸爸给的玉米。

　　老董不要，由“搭档”搀着往外走，从此再也没来。

　　我爸爸以为再也看不到老董了，可是好多年后的春天，老董却捎来了信，让我爸爸去见他。

　　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爸爸发现老董不仅黑，而且皴缩得很厉害，全身的骨头枝枝丫丫地想向外伸展。

　　知道我爸爸来了，老董的精神好了很多，他居然坐了起来，对我爸爸说，你别怕，我这是回光返照。

　　一会儿，我可能就要死了。

　　那天，我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时候，一个选段唱完，你手里的玉米还在往箩里掉——掉了五粒，对吧？

　　多出来的这五粒，是对我唱戏的不满呀。

　　那天回来的路上，我就被一辆车撞了。我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些年，我的心里一直在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个唱段呀。

　　现在，我再唱给你听听吧。

　　老董唱起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他漆黑的脸上霎时有了光泽。

　　我爸爸坐在老董的床头，恍惚中，他的手里有了一穗金黄的玉米。

　　他跟着老董的节奏搓着上面的玉米粒。老董没唱完就死了。

　　宣传队不久就解散了，我爸爸每年冬天都窝在家里，他仍然要晒一箩玉米，有的以唱黄梅戏为乞讨手段的人总是会兴冲冲地来到我们家的院门口。

　　可是我爸爸，总是黑着一张驴脸。

　　没有人知道，老董最后一次来我家的时候，我的爸爸刚从河工工地上回来，他的手被寒冷的天气冻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