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

　　扯不断，理还乱的乡愁
——读青年作家刘云芳散文随感

　　康乃

　　最近读到青年女作家刘云芳的散文集《木头的信仰》，给我突出的印象是多篇散文是写她的山村故乡的往事与现状的。由此不难看出，她对自己的故乡怀有深沉而扯不断的感情。她作为一位“80后”，虽然借助于读书的途径，离开了生她养她的穷乡僻壤，在外省营构了新的生活；但是，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每次回到故乡或忆及故乡，都感到留恋、感伤与寂寞，滋生出一种莫名的乡愁情绪。这种乡愁，是源自新的人生处境面对旧的世界的一种态度，一种牵挂。那个旧日熟悉的世界，在新的眼光的注视下，呈现出落后、黯淡的一面，但作家又不能决绝地弃之而去，总是怀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愫，隐藏着的却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冲，也折射出时代、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在青年一代心灵上的投影。

　　在作家笔下，她的故乡是美丽的，那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以及民俗文化都让她留恋和难以忘怀，也激发了她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可以说故乡的风情物象和人文精神，造就了刘云芳散文的地域特色和乡恋情怀，以及她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山村人物。她笔下的人物有她的亲属，也有她家的邻居，年纪不等，老少不一。这些人物在山村的艰苦生活中靠天吃饭，毫不气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延续着自家的生活。即使生活拮据，身体欠安，也在摸爬滚打中攫取了人生的兴趣与追求。像《欠活》里的牛脸媳妇，在她母亲生她时，本想要个儿子，一看是个闺女便随手溺在尿盆子里。恰巧被奶奶看见，将她救了出来。可是她毕竟被伤了身体，一辈子病病殃殃的，在牛脸矿井遇难后，她没有改嫁，以她柔弱的身体，春种秋收，节衣缩食，将一双儿女抚养长大，还送他们到城里读上了中专，逃离了落后的山村。像这种“欠活”，即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人物，在她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像姥爷山妖、舅太爷、盲人二舅、神婆等都在艰苦落后的山村很顽强地“欠活”着，而且活得有滋有味。作家站在彼岸世界对这种现存的空间进行理性的审视，对山民的心灵世界进行探寻和追问，展示出这些山民的心灵悸动、精神苦痛以及随遇而安的精神状态，进而讴歌他们“欠活”的人品，同情他们的处境，读来让人感到一种苦痛撕扯的同时，也深刻展示出作家面对山民苦难的悲悯情怀。

　　随着社会转型日益深入人心，山村的青年男女被激活了灵魂。他们有的到附近的矿井或外地打工，有的到外地读书，有的做起了小买卖……尽管他们为改变命运采取了不同的谋生手段，但都有个相似的精神特征，就是有着强烈的自尊心，有着不服输的顽强信念。他们相信自己会混得更好，将心灵的苦痛深深地包藏起来，对家里报喜不报忧，展示给家人或乡亲却是光彩照人的一面。29岁的豆蔻是山村的剩女，到城里务工，收入很低，租住的房屋很窄小，她满不在乎。可是她回家时却要穿上新衣服，装扮成很成功的样子，甚至还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寄过钱，资助他们读书（《欠活》）。50岁的“父亲”为了给儿子娶亲攒钱也到北京打工。因为年龄大找不到工作，手头钱紧，节衣缩食，甚至捡烟头过瘾。尽管如此，在外打工的女儿打电话问他需要不需要给他点钱，他为捍卫自己的尊严，依然拒绝了女儿的资助（《父亲点亮的村庄》）。《屋里的大树》中的“我”，外出打工，几年间搬了15次家，她为了生计，送外卖，摆地摊，卖早点，甚至还受到房主的性骚扰。尽管在城里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可是每次与母亲通电话却总是报喜不报忧，“在家人面前隐瞒和美化自己的生活”，留给母亲的印象是“城市是多么美好，女儿是多么地幸运”， 以便让母亲释放惦念的心怀。

　　这种强烈的自尊心以及报喜不报忧的心理机制是根源于社会转型的心灵震颤。刘云芳的散文紧扣乡愁与背离的心理机制，凝聚了新的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的复杂情感与内心分裂，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这些通过读书或外出务工脱离了农村的新一代，尽管在城市生活得拮据而艰难，可是当他们回到故乡时，会发现故乡依然如故，没有变化，没有生气，对故乡蹒跚步履的缓慢感到忧心忡忡；幼时记忆中的美好与现实的落后、封闭，自然会产生矛盾，他们为故乡的停滞不前而感到苦痛。同时，由于受到城市现代气息的熏染与哺育，思想观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自己背离了农村，再也没有回到农村的意愿，可是，他们要融入城市却又是短期内难以奏效的，因而使他们产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隔膜感和疏离感。

　　但也要看到，这些进城务工或读书的青年都有一颗追求完美的心，也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改变自己的人生处境。为了掩饰背离故乡的内心悸动，他们预支了未来的憧憬，采取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来平复自尊心理的创伤。这种举动并非是虚荣心作怪，而是为了安抚家乡的父母，让他们放心释怀；同时也以自己的率先垂范寄寓着对故乡未来的彩笔重墨的勾画。作家营构的这种无奈而苍凉的快感，无疑是对社会的进步释放出一定的正能量。

　　这不是新一代农村青年的奢望，是在不久的将来便会变成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