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 杨春

　　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文学党性原则

　　杨立元 杨春

　　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党性学说在文艺领域中的贯彻和体现。它是社会主义时代作家创作的审美规范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总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在一个时期内，文学的党性原则被淡化和削弱了。文坛上戳起的五光十色的旗帜掩盖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当作庸俗社会学加以否定。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无可回避的命题：社会主义文学还要不要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文学的党性原则是文学发展的桎梏，还是必须遵循的审美原则？对此，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社会主义文学与其他阶级文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思想武器的。在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把握中，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透过生活表象，正确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使文学达到历史真实性和客观真理性的高度统一。

　　今天，我们有必要站在时代高度，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意识，重新审视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产生、发展以及在新时期的重要作用，以便对其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判。

　　一、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为适应革命的需要，提出、发展并完善的，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遵循的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社会科学中的伟大革命，并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唯物史观公诸于世。在马克思、恩格斯多次阐明的唯物史观中，不仅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科学地指出了文艺在社会结构中依存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地位。这一重大的科学发现，不仅揭示出文艺的本质及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而且也科学地说明了文艺必然要成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为无产阶级把文艺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重要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把文艺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认为文艺有巨大的社会改造意义，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审美作用。文艺作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可以“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主张“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1]在文艺服务的对象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艺应描写革命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文学不表现无产者而专门歌颂“小人物”的倾向，主张文艺要表现先进的阶级。马克思指出：“农民和城市革命份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影。”[2]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希望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描写表现“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甚至他还提出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3]。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已经提出了文艺要正确地表现工人阶级，要正确地描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文学的艺术性。马克思指出作家在创作时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恩格斯认为，作品的思想和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4]。马克思在总结了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不要“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5]。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既强调文艺的倾向性，又特别要求艺术性，同时要求高度的艺术性与革命的倾向性的有机结合，党性和审美性的完美统一。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文学党性原则的雏形和最基本的内容。

　　（二）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理论的贡献。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运用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学党性学说的理论，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革命新时代的要求对文学的党性原则，做了经典性的阐述，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发展为完整的形态，把文学的党性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一伟大的经典性论文中，列宁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反动腐朽的实质，尖锐地批评了所谓“无党性”、“创作自由”的错误观点，具体地阐述了文学的党性原则。他指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他精粹地归结了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基本点：一是文学事业同党的整个事业的关系问题，“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二是文学的服务对象问题，无产阶级文学事业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他还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还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对文学的领导和监督。党的领导和监督是实现两个基本点的保证。列宁既规定了文学的性质，也解决了文学的服务对象问题。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进一步丰富了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内容，深刻地阐述了文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和深化了文学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他说：“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6]列宁对文学的党性原则的论述是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伟大贡献，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和美学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丰富和发展了列宁所规定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实际和文艺运动的具体实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美学思想和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规定了正确的文艺方向，划清了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界限，解决了文艺的根本、原则的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

　　1．毛泽东同志重申了列宁提出的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基本点，并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同志把贯彻党性原则的基本点视为“文艺运动中的”根本方向问题”。他在《讲话》认为，我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这就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文艺工作和总的革命事业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更为具体地明确了“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他还深刻地阐述了两个基本点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整个革命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十以上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另一方面，人民又是整个革命的领导力量的主力军和参加者。即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是“革命的同盟者”，人民武装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其他群众则是“革命的同盟军”。文学党生原则的两个基本点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2．在党如何领导、监督文艺实现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毛泽东发展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指明了方向。

　　①党要帮助作家解决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立场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作家的立场、作家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指示革命的文艺家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和进行创作。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关键是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那么如何才能把立足点移到“这方面”来呢？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一方面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克服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所以，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础和保证。同时，要学习鲁迅，正确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②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是达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目的的主要途径。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指出了只有通过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的途径才能达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他首先明确了普及与提高的基础“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普及”、“提高”。并规定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并解决了普及与提高的方向问题，即“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和“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普及”、“提高”。

　　③引导作家认识社会生活与文学的辩证关系，掌握生活美转化为艺术美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具体地阐述了作家如何创造具有高度党性的作品。首先是作家必须深入社会生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同时“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其次是作家审美情感的转变和世界观的改变。在生活积累的基础上注意感情的积累，与工农兵有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语言。再次是生活美转化为艺术美还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典型化，才能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作品。除此之外，还要批判地继承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解决好源和流的问题。

　　④建立文艺的统一战线，团结可以团结的各种文艺工作者，坚持党性和团结多数的一致性。为了扩大革命队伍，调动文艺界的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配合各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

　　⑤开展文艺批评，通过文艺批评，开展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来保证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实行。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他认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并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并对这两个标准以及两者的关系做了明确的界说，正确、科学的规定。“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为了达到这个审美要求，要反对两种倾向：“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有效地保证了文学党性原则的实现。

　　（四）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清算了“四人帮”的罪行，恢复、坚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新时期文艺战线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坚持应用和完善、充实了文学的党性原则。

　　1、邓小平同志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了文艺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和文艺同人民关系的新内容。

　　①文艺要为四化建设服务。他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的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10]

　　②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他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11]这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同志为党中央制定“二为”的文艺方针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和具体内容。这明确地指出了新时期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属于人民。决定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

　　2、在党如何领导文艺贯彻文学的党性原则的两个基本点方面，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文艺思想。

　　①为社会主义文艺指出了一条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就是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2]

　　②为文艺制定了防止走“自由化”道路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批判了文艺界一些人宣扬“自我表现”，“一切向钱看”和无鉴别吸收西方文化的倾向，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13]

　　③为防止文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指导作家在艺术上更加丰富自己，提出了文学艺术典型化的审美原则。在内容上，“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通过这些“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形式上，“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艺术形式”[14]。

　　④提出党要按文艺特征和文艺发展规律来领导文艺。在党对文艺的领导与监督问题上，党组织既要加强领导，敢于领导；又要宏观领导，把握大局。党组织“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领导文艺，要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的条件。“要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领导作风上，要发扬艺术民主，“衙门作风必须抛弃”，“行政命令必须废止”，要“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15]。

　　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有力武器和指针，也是文学的党性原则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发挥和发展。

　　（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同志对无产阶级文学党性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习近平结合文学发展形势的需要，继承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新成果、新发展，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划定了基本遵循的价值航向。

　　1.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创作原则。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命题及美学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常说常新的理论话题，对《讲话》这条党性原则进行了系统阐释，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三个层次论述了人民与文艺的关系及其时代内涵。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习近平强调：“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文艺工作者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做人民的孺子牛。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文艺作品的优劣也只能由人民来评判。“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人民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文艺服务的主体，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的忧乐倾注于笔端，是文艺家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

　　2.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坚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那么如何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呢？《讲话》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各级党委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

　　3.指出优秀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讲话》指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作品“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这样的作品，必须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好的作品应该是精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4．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批评标准。《讲话》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批评标准，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是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和最高境界，是提高审美的重要力量，是解剖文艺真相的“利器”，是引导的“方向盘”。“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

　　5.完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讲话》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二、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正确原则，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文学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学的党性原则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深入而诞生，并由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丰富发展。它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指导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和众多有成就的作家，对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100多年来的文学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是正确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学说，对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最初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予以深切的期望和指导，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革命诗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乔治·维尔特的诗歌被恩格斯称赞为“社会主义和政治的诗歌”[7]。德国诗人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被恩格斯推崇为“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8]因为它是“宣传社会主义的”[9]。伟大的巴黎公社运动产生了第一批社会主义诗歌。伟大的无产阶级歌手欧仁、鲍狄埃创作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为文学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光辉的范例。这些诗歌以全新的内容和饱满的激情，鼓舞了千百万无产者，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新路。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以后，社会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列宁发展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把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灌注到文学工作中，把文学改造成为一种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崇高的事业，成为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推翻旧制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它从原来被压制、被排斥的地位上升为文学的主流，代表了文学发展的方向。高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好》，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近卫军》，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肖洛霍夫的《被开恳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在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其主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下，循着文学党性原则的基本点发展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不仅仅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才出现了具有党性的文学作品。我们认为凡是具备如下条件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归为具有党性的文学作品。其一，符合人类历史进步潮流，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致的作品。其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利益要求的文艺作品。其三，具有进行倾向和较高艺术性的作品。如鲁迅的文学作品，他自称其作品是“遵命文学”。他是遵了先进阶级和人民的命，以其为“匕首”、“投枪”刺向反动阶级的营垒。又如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小说都形象地显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本质，揭示了黑暗社会的腐朽，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表以后，极大地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群众和火热的生活斗争中去，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使文学的党性与人民性、艺术性紧密融合，使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文学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全新时代。

　　（二）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文学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以后，在文学党性原则的指导下，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文学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的普遍真理，也是衡量社会主义文艺成就的重要尺度。广大作家遵循文学的党性原则，以高度的革命激情参与伟大的历史变革，不断改变和调整创作心态，创作出了一大批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成就的作品，如小说《红旗谱》《红岩》《红日》《李自成》（第一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山乡巨变》《创业史》等，戏剧《关汉卿》《蔡文姬》《霓虹灯下的哨兵》《茶馆》等，电影《林则徐》《我们村的年青人》《小兵张嗄》等，诗歌《雷锋之歌》《复仇的火焰》《致青年公民》等都以昂扬的革命激情，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革命斗争，塑造了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的社会主义新人和无产阶级英雄的形象，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人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使文学事业成为党所领导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事业。

　　2．10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阉割篡改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把党性原则两个基本点篡改为批判走资派、篡党夺权和为他们树碑立传服务，造成了文艺界百花凋零的局面。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发展到极致，直接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在文坛上所充斥的是“阴谋文艺”，这就从反面证明了离开文学的党性原则就会导致社会主义文学的毁灭。

　　3．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文学的党性原则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文艺服务的对象更加扩大和广泛，社会主义文学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和多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出，是文学的党性原则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前提条件。“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突破了“样板化”、“统一化”的创作模式，丰富性、多样化成为新时期文学繁荣的审美特征。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拓宽了新时期文学的审美领域，塑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表现了富于现实意义和现代意识的主题。在艺术形式上，作家们不断创新求变，从千篇一律板结状的艺术模式和固定化的美学规范中挣脱出来，导致了审美范畴和艺术表现方式的不断丰富和扩大，在艺术上呈现出不断流变、多元互补和百花齐放的新格局。出现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抉择》《长恨歌》《人民的名义》《天行者》等符合党性原则的作品，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三、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必须在文艺战线开

　　展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

　　社会主义文学是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证明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文学就进步、发展；离开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文学就退步、蜕变。因此，在文艺战线必须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对各种错误倾向加以抵制和批判。

　　1．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做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文艺领域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了重要的指示，对新时期文艺运动的经验和前进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回答。但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当时的党内负责同志主张“少干预，少介入”，放弃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导致了文艺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成灾。自由化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宣扬文学党性原则“陈旧”、“过时”，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有人主张文学脱离人民，表现自我，实现个体生命价值；鼓吹文学脱离社会生活，切断文学的“外部联系”，让“文学回归自身”。这实质上是使文艺脱离为社会主义服务，脱离为人民服务，即脱离了文学的党性原则。这样使得一些作家远离生活，走进了“象牙之塔”，争当“精神贵族”；一些作家超脱现实迷恋于灵感和幻觉，面壁虚构，扬言为“下世纪人创作”；一些作家丢弃了文学的神圣，主张“玩文学”，在艺术的死胡同里欣赏陶醉；一些作家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自翔为“精英”，投入了国外反动势力的怀抱。所以，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为指导，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旗帜鲜明地展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导地位，促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

　　2．在艺术上，同粗制滥造，忽视艺术性的倾向进行斗争。在一个时期内，一些作家在创作思想和实践上放弃了文学的党性原则，丢弃了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不讲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感，不讲艺术质量和艺术良心，使作品脱离、违背了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造成了背离社会发展的逆反状态。在文学神圣的殿堂中所充斥的是宣扬色情淫秽、怪诞晦涩、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庸俗低级的作品，使社会主义文学遭受了严重的冲击。

　　其一、商品价值的冲击。商品价值的冲击使文学神圣化情感倒伏，使艺术品滑向商品，艺术价值被商品价值所覆盖，艺术属性商品属性所取代，艺术创作规律被商品价值规律所渗透，艺术原则被商品原则所同化、软化。一些作家以商品价值为创作取向，胡编乱写，杜撰虚构。一些国家办的刊物自负盈亏，惨淡经营，结果是逼良为娼，以求生存。更为痛心的是过去是由党的宣传部门把关的文学刊物有的一度竟由个体出版商定稿。这样，文学的党性原则也被商品化阉割了。

　　其二，通俗文学的冲击。随着改革开放，通俗文学应运而生。但一些作家淡化作品的严肃性，强调消遣性，忽视审美功随，强调渲泄功能，所表现的内容不是床头就是拳头，使通俗文学成了庸俗文学，使文学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这些作品对读者的审美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读者的文化接受机制，降低了精神需求的品位，转移了读者的审美趣味，造成了文艺生态平衡的严重混乱和倾斜。

　　正是文艺的内外冲击导致了作家审美心态的萎靡，读者审美期待的疲软以及文学内在精神的虚脱。削弱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窒息了文艺的生机和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就为我们同各种不正确的创作倾向进行批评指明了方向，以便为人民创作出更美更好的作品来。

　　注释：

　　[1]《马克思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2]《〈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

　　[3]《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4]《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

　　[5]《马克思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6]克·蔡特金：《列宁印象记》，《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7]恩格斯：《论乔治·维尔特》，《译文》1965年8月号，第141页。

　　[8][9]《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92页，第93页，

　　[10][1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13]《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3～89页。

　　[14]《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15]《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教授（二级），硕士研究生导师，唐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工作。

　　杨春，唐山师范学院讲师，硕士，从事唐山文化和体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