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平

　　叶赛宁叙事诗主题特征探析

　　于春平

　　叶赛宁最初是凭借抒情诗在文坛上获得家喻户晓的声誉。晚期的叙事长诗在其整体创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叙事长诗的创作中，他没有过多的考虑篇幅长短，而是把重点放在内容上，与抒情诗相比，长诗扩大了选材范围，表达的内容更加深刻，更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本文旨在探析叶赛宁叙事诗始终贯穿如一的主题及其规律性的特征。

　　1924年，诗人叙事诗《在高加索》中写道：“一个能写重大叙事题材的诗人已经在我的身上成熟”。叶赛宁的叙事诗就篇幅而言，都不算长，与传统印象中的叙事诗不太一样，但是俄罗斯学者谢·卡尔波夫认为，传统意义中就篇幅长度而对叙事长诗体裁下定义是片面的，体裁中的特性不应该以形式特征为标准，而应该按照内容特征来判定。叶赛宁的长诗正是体现了这种观点。

一、自然意象的隐喻特征

在抒情诗中，祖国主题通常是刻画自然和乡村美景，表达对祖国由衷的热爱。俄罗斯广袤的原野，无边的草地和浩荡的河流都是诗人歌唱的对象。通过对乡间日常生活描写和对美丽自然的赞颂表达了儿子对祖国母亲的爱。与抒情诗相比较，祖国主题在长诗中的体现虽然是通过乡村和自然，但是表达方式不同。

　　长诗是通过对自然的刻画来反映叙事背景、人民生活状况，甚至是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里的自然是隐性的画外音。比如创作于1914年的叙事长诗《罗斯》，就是自然作为静止主人公出现的典型例子。诗歌真切地再现了一战给俄罗斯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自然不再是抒情诗中美丽明媚的风景，相反，自然是荒寂冷漠的，甚至有点可怕。这一点在长诗《罗斯》的第一节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我们看到，叶赛宁在抒情诗《在农舍》中描绘的温馨平静的乡间生活已经荡然无存，从“饿狼嚎叫不停”，“灯光似猫头鹰的眼睛”，还有“恶煞凶神”的阔叶林这样的描写中散发出紧张不安的气氛，这是对无法避免的战争的可怕预感。在随后的诗句中，战争即将带来的社会变革，人们内心的纠结痛苦，都通过对自然描写的变化表达出来。

二、对人民命运的担忧特征

车尔仁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爱国主义者——这是服务于祖国的人，而祖国首先指的是人民。”诗人对祖国的爱紧密地和对人民的感情结合在一起。在早期的历史长诗中，叶赛宁常常歌颂先辈们保卫家园的勇气，塑造了一系列的英雄人物，比如叶夫帕季耶·科洛弗拉特、斯捷潘·拉辛、瓦西里·乌斯、地方行政长官玛尔法等等。这些历史长诗为叶赛宁晚期的叙事创作奠定了基础。无论过去有多少丰功伟绩，对于诗人来说，重要的是现实性。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后，诗人把目光集中在社会问题上，力求真实再现人民对于革命和革命后的反应。诗人关心的是农民和祖国未来的命运。这种观点集中反映在长诗《安娜·斯涅金娜》中。全诗由五章构成，讲述了1917年春到1923年间梁赞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涵盖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诗人的心中，祖国就是生他养他的乡村。所以我们经常在叶赛宁诗中看到乡村天堂的形象。比如在长诗的开头作者先描绘了拉多沃村幸福富足的生活。但乡村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暴露出农民没有社会地位的现实状况。对于县警察局长的经常光顾，活阎王般的村长，村民们只能默默忍受超额的重担，不敢吭声。“当局嘛，就有这么点权，我们不过是普通老百姓”，揭示了俄罗斯农民一直以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战争的到来加剧了人们生活的艰辛，诗人借由抒情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于农民命运的担忧：多么美好啊，大地，和大地上面的人。\但如今战争却带来不知多少畸形和残疾！

　　在《安娜·斯涅金娜》中，诗人就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农民”，他们组成了当时乡村生活的真实图景。磨坊主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化身。他善良、朴实、好客、亲近自然。他对待朋友热情大方。普隆——是叶赛宁塑造的农村领袖形象，被认为是苏联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农民革命家形象。

　　叶赛宁不止一次强调：“我的抒情诗因为一种伟大的爱而存在，那就是对祖国的爱”。诗人的祖国与乡村和大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乡村是叶赛宁出生成长的地方，而童年和自然的亲密接触更是叶赛宁对祖国最初的印象。在叙事诗《我的道路》中诗人写道：“我只知道，在我们梁赞省//农人整日在田地里劳动//春播，夏耘和收成……//这就是我的国家和人民。”在叙事诗主题中，不论是借助自然风景的描写作为叙事背景，还是通过叙事主人公表达诗人对于时局的看法和希望，叶赛宁的叙事诗主题都完整地表达了对祖国土地和人民的热爱。

　　于春平（1987—），女，满族，辽宁抚顺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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