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烨

　　牙买加·金凯德《我的弟弟》中母亲形象分析

　　刘慧烨

　　《我的弟弟》是金凯德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叙了金凯德在得知同母异父的弟弟德鲁感染艾滋病后，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家乡安提瓜，伴随着童年的回忆与伤痛，重新梳理母女关系，审视殖民地人民生活的故事。在小说中，金凯德塑造了一位既有强大哺乳力、又有强大吞噬力的母亲形象，本文从母亲形象和母女关系入手，分析金凯德笔下母亲形象的深层内涵。

　　牙买加·金凯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加勒比海裔女作家。她1949年出生于加勒比英属殖民地安提瓜，本名艾莲·波特·理查森，17岁前往纽约为一户白人家庭做寄宿帮佣，随后开始在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担任专栏作家，其主要作品包括《河底》《安妮·章》《弹丸之地》《我母亲的自传》《我的弟弟》等。同其他加勒比海女作家一样，金凯德的作品多以自身成长经历为基础，探求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与家园追寻问题。她的言辞犀利却又雅致细腻，曾获得国际笔会福克纳奖和全美图书奖在内的诸多殊荣，被喻为“加勒比海带刺的黑玫瑰”。

一、母亲安妮——创造者与毁灭者

在《我的弟弟》中，金凯德与弟弟德鲁的母亲安妮是加勒比海地区众多饱受父权制与殖民主义压迫的妇女之一，她出生于多米尼克，母亲是加勒比印第安人，父亲是苏格兰与安提瓜混血。安妮体格健壮，勤劳勇敢，是一名种植好手，擅长栽种各种各样的花草植物。丈夫的去世令安妮失去了经济来源，而且留下了巨额的债务，她独自抚养四个子女，生活倍加艰辛。小儿子德鲁感染艾滋病后，人人避之不及，只有安妮一直在身边照料，为他做饭、梳洗更衣，尽哺乳养育之责。但在金凯德看来，她强大的哺乳力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吞噬力。当安妮看见一群红蚁穿过屋旁的秋葵树进入房间，即将袭击还是婴儿的德鲁时，她怒火中烧，冲出房间将秋葵连根拔起扔向远方。多年之后，当德鲁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时，母亲却随意地将他亲手种植的柠檬树砍掉，只为在院子里多余出一些空地。母亲的行为深深刺痛了金凯德，因为弟弟德鲁没有妻儿、工作、朋友，柠檬树是他在世仅存的几样东西之一，母亲对待她种的植物与对待子女的方式并没有区别，她掌控一切，既能够孕育生命，保护子女，又能够将所有违反她意愿的人或植物统统毁灭。

二、由依赖到疏离的母女关系

童年时期，金凯德曾与母亲有过一段亲密的关系：“小时候，我会听她叙述那些我们所见的事情，她经常遗落一些细节，当我把这些细节补充完整时，她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惊喜与赞赏，也会表扬我超强的记忆力……。”母亲会为女儿咀嚼食物，当女儿遭受同龄人欺负时，母亲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保护她。亲生父亲角色的缺失也加固了母女间的依赖感。但这种亲密的母女关系在安妮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后发生了变化。母亲把注意力放在哺育弟弟德鲁上，原本慈爱温柔的母亲变得冷漠陌生，她变得脾气暴躁。“她（安妮）的丈夫疾病缠身，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撑起整个家庭，自然地，我被要求放弃那些占用了闲暇时间的宝贵事情，比如学业，去照顾我的小弟弟”。“我被迫去照顾一个不是我生的孩子，从十三岁到十五岁，我不喜欢这样做，我不喜欢我母亲的其他孩子，我甚至不喜欢我的母亲；我喜欢书，喜欢读书，再没有其他事能像读书这样让我喜欢了……”金凯德开始了反抗，“我被留在家终日照顾迪文，然而我并不这么做，我一直在读书”。一次，金凯德因着迷于读书而忘记为德鲁换尿垫，安妮再次通过她强大的吞噬力向女儿证明了公然反抗权威的后果，她洗劫了金凯德的房间、院子和屋后，翻出她能找到的所有书，用煤油点燃烧光。惊恐无助的金凯德亲眼见证了这场浩劫，并在她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我满怀怨恨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就像那是一场自然灾害，龙卷风、地震海啸，或是世界末日。”在小说中，金凯德反复提及这次烧书事件，这种无意识的重复暗示着母亲强大的吞噬力对金凯德的伤害之深。母亲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女儿的一生。她禁止女儿与异性接触，金凯德喜欢读书，想要去大学深造，但母亲却将她送去白人家庭作女佣来贴补家用，母亲利用绝对权力来掌控女儿的一生，不容许任何的质疑与背叛。

三、母女关系的深层内涵

历史上，安提瓜是加勒比地区的的一处海岛，1949年成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它的居民构成十分复杂，包括本土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奴隶以及欧洲殖民者。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地经历使安提瓜成为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糅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被殖民地人民接受着英式传统教育，本土的文化习俗、经济产业与生活方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改变。加勒比地区的作家，往往是欧洲人与本土加勒比居民的混血后代，少年时期生活在本土文化与殖民教育混杂的环境中，成年后到欧洲求学，在白人中依旧无法获得尊重与认同。因此，追寻民族认同和自身文化身份成为加勒比作家作品的不变主题。与通过书写自身成长经历来记录民族历史，寻找自我身份的奈保尔、乔治·兰明等男性作家不同，加勒比女性作家往往将历史叙事融入琐碎的家庭记事中，她们的作品主要以个人和家庭为中心，并重点关注家庭中的女性角色。金凯德作为加勒比海女作家群中的一员，其作品一直着力于对母女关系的书写。Lousie Bernard指出，“不涉及母女关系的变化就无法完全欣赏金凯德的作品。”她在作品中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如《露西》中强势又慈爱的白人女雇主玛利亚，冷漠、孤单又无助的黑人女孩露西；《安妮·章》中家庭的核心支柱母亲以及叛逆的女儿安妮与好友赤焰女孩；同样地，在《我的弟弟》中，金凯德也刻画了一位无比强大而专制的母亲形象。在这些角色中，母亲大都具有共同点，她们身强力壮，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对子女的成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掌控权；不允许任何背叛。从安提瓜的殖民背景考虑，金凯德笔下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在个体上隐喻的叙事框架。金凯德笔下的母亲形象象征着殖民宗主国英国，而母亲掌握的至高权力是对宗主国和宗主国语言所有权的借喻，母亲对子女生活的干涉与限制象征着宗主国英国对安提瓜的统治和控制，由此而产生的爱恨交织的母女关系叙述映射出的正是加勒比女性对于英殖“母亲”由爱至恨、爱恨交织的殖民心理。母亲对女儿的期望和管教其实是根据殖民教育所灌输的价值来表现和投射的，母亲强行介入女儿的生活，让其辍学在家照顾年幼的弟弟，断绝与异性交往的机会，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对女儿造成了巨大伤害，而认为她在避免女儿误入歧途，母亲既是殖民地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这种社会的帮凶。在《我的弟弟》中，金凯德不愿成为牺牲品，在纽约做女佣期间，她断绝与母亲的联系，去夜校学习，结识新朋友。这种“出走”与“割裂”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只有彻底与故乡和母亲割裂，离家以切掉那条愤怒的殖民脐带，才能自由地追寻自我身份。

　　金凯德对故乡安提瓜和母亲一直存在着矛盾与含混不清的情感。在《我的弟弟》中，金凯德写到“他们（家人）对我来说既意味着一切，又什么都不是，即使这样，我仍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这种矛盾的情感在文中的其他地方也有所体现：“我热爱故乡的人们，我又不爱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金凯德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边缘人，经历着来自殖民者、加勒比混杂的种族以及西方世界三重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其民族身份追寻之路必定充满艰辛，只有正确处理，协调好三重文化间的复杂关系，以独立的姿态，协商的手段进行文化融合，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寻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刘慧烨（1993-），女，黑龙江绥化人，吉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吉林师范大学 13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