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中原始生命力的意义探寻
唐嘉
《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原始生命力的蛮野和强悍,他与九儿的爱情体现了拯救和反抗的主题以及对生活和爱的自由的追求,国难当头杀人越货的余占鳌英勇无畏地与日寇战斗,他是土匪亦是英雄,他敢爱敢恨、敢做敢为原始生命力的展现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非凡意义。
莫言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寻根代表作首推《红高粱家族》,这本书充满了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莫言立足当时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人生、民族精神的一次深重的叩问。
一、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主人公余占鳌
主人公余占鳌是山东高密县土生土长的不受“儒、释、道”三家传统思想教化的东北汉子。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佛教的“慈悲”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却没有在他身上存留痕迹。他出身贫寒,父亲早丧,识不了二百个大字,母亲在他十三四岁时与天齐庙的和尚有了来往,乡里的秽传很多,一个春雨之夜年仅16岁的余占鳌将和尚刺死,因恨杀人逃离家园,随之开启了他无法无天却又精忠报国的传奇人生。他从不“中庸”“无为”,因母亲和和尚的关系让他感到耻辱和仇恨,他刺杀和尚;因劫路人对九儿图谋不轨出于“正义感和怜悯心”,他与众轿夫打死劫路人;因单家父子让九儿陷入生不如死之境,他谋杀了单家父子等等。在做决定时他都凭着生命的直觉,想做就做,想杀就杀,生命的野蛮达到了极致,如同草原上的雄狮、头狼、猎豹面对锁定的猎物,只考虑什么时候出手、怎么出手,不会用太多的时间在该不该出手的问题上。他的行为是直觉的、原始的、野性的,他的人生被强烈的生命本能与欲望支配,理性与道德不能约束他、控制他,他的人生处处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野蛮。
他的不“慈悲”可从他面对击杀对象从不手软中看出。当劫路人以家有八十岁老母恳求余占鳌一伙人放过他、饶他一命时,仍逃不过被活活打死的结局;日本兵拿着妻儿彩照求饶时,连豆官也起恻隐之心抱住余占鳌的胳膊让余占鳌别杀日本兵,他却无半点犹豫、铁石心肠地用马刀砍死日本兵。莫言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无法无天、杀人如麻的人作为主人公呢?余占鳌身上拥有强烈的原始生命力应是原因之一。他的爱恨情仇全都恩怨分明,不会因豺狼凶狠而畏惧不前,不会因鳄鱼流泪而原谅它的罪行,他用他的准则来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把坏事做尽把好事做绝,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生死瞬息的危险时期,天生天养的野蛮的生命力才能助余占鳌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奏出一曲辉煌的生命战斗之歌。
二、爱的拯救与活的自由
余占鳌最重要的女人戴凤莲即九儿,她父亲是一个打造银器的小匠人,母亲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外曾祖母知道小脚对于女人的重要意义。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受尽苦难终于裹就一双三寸金莲”,九儿拜母亲所赐得三寸金莲,拜三寸金莲所赐得单廷秀青眼相加,拜父亲所赐用自己抵一头大黑骡子得嫁给单扁郎为妻。无论是出嫁前还是出嫁后,在父母眼里九儿不如牲畜。在封建社会中,又有多少“女儿”对父母的价值也就仅仅在于她的出嫁可以给娘家换来利益呢?所以麻风病人单扁郎在九儿父亲的嘴里变成“单家公子饱读诗书,足不出户,白白净净,一表人才”,以谎话骗取九儿上花轿嫁单郎。出嫁后真相暴露,九儿不愿再回婆家,她父亲却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九儿在夫家怎么生活,是否幸福,父亲一点也不关心,只惦记单廷秀许诺送他的大黑骡子。是谁给了九儿父母权力葬送九儿“盼着有一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女婿”的心愿?“儒释道”的“中庸”、“无为”、“慈悲”谁能拯救九儿这个苦命的女子,谁又拯救过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盲婚哑嫁的,命运被践踏的女儿们呢?九儿出嫁的花轿不是崭新亮丽的,而是“破破烂烂、肮脏污浊”的,“它像具棺材,不知装过了多少个必定成为死尸的新娘”,这花轿是九儿的花轿,更是千百年来生命、爱情、自由被无情剥夺的女人们的花轿,有多少无法确数的鲜嫩茂盛的女子因出嫁开启了生命的地狱之门。
麻疯病不能治愈,健康的人都不愿被它传染,但单廷秀却凭借钱权之势,合理合法地“买”来鲜活的少女,用健康青春的生命延续麻疯病子孙。而“疯病”只有麻疯病吗?凭借制度、权势遗害千年的“疯病”,无论多么恐怖、不合人性却可如单扁郎的麻疯病般,侵占新鲜的生命继续生息繁衍。“儒释道”中谁能终止“疯病”的延续,终止它对一代代鲜活生命的吞噬和毁灭?谁能拯救那些青春健康鲜活的生命,让他们自在地生活、自由痛快地爱呢?
余占鳌将九儿从棺材般的花轿中救出,终止麻疯病的延续,给她带来自由生活和爱的机会,余占鳌本身也就有了象征意义。他强大的破坏力是一种比“儒释道”思想更遥远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远古和大地、来自不被因袭思想束缚的血液深处潜藏的传统,这种原始生命力量能给被“儒释道”中消极思想裹挟千年的中国人反抗的精神,给在因袭重负中前进的中华儿女们生活的自由、爱的自由。
三、精忠报国的土匪英雄
余占鳌不是生来的土匪。他“杀了和尚,逃离村庄,三教九流沾过边”,“打死劫路抢人的候补小土匪”、“抢我奶奶到高粱地深处”时,“具备了土匪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离真正的土匪还有相当的距离”。1926年余占鳌“开始他的土匪生活,并不是他想要钱财,而是他想活命,复仇,反复仇,反反复仇,这条无穷循环的残酷规律,把一个个善良懦弱的百姓变成了心黑手毒、艺高胆大的土匪”,“高密东北乡的土匪种子绵绵不绝,官方制造土匪,贫困制造土匪,通奸情杀制造土匪,土匪制造土匪”,可见那些高密的土匪成为土匪也是环境所迫生活所逼,哪一个土匪又是生来愿意在刀尖上行走的呢?余占鳌当土匪之后杀人越货,绑票敛财的坏事从未少干过,但在那狼烟四起、家国难保的年代,这个满手沾血、铁石心肠的土匪在国家存亡之际于大节上无亏。余占鳌与冷支队长对话时说“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的就是中国的大英雄。”1938年日寇使余占鳌深受失去恋人与女儿的切肤之痛,1939年又因日寇余占鳌与九儿生死两相隔,他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有同样仇恨的还有王文义、成麻子等等难以数清的高密人、中国人。在那生存极其不易、生活万分艰难的年月里,余占鳌能认清真正的仇人是谁,高密人、中国人的仇敌是谁,将所有私人恩怨放一边,面对日寇的每一次战斗都忘却生死。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土匪,是一个能打日本的英雄。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余占鳌率部队在胶平公路伏击日本的汽车队,杀死中岗尼高少将;1939年古历八月十五下午,仅余占鳌父子二人,几百发手枪子弹与包围村庄的日本鬼子四百多人,伪军六百多人战斗;1940年加入铁板会与日伪军张竹溪的部队在车路口打了一场遭遇战;1941年与冷支队和江大队长的人马一起在村子里与日本人作战。
余占鳌英勇过人却有短于智谋、对待爱情不坚贞、心狠手辣等缺点,这在他身上居然又矛盾地显示出高大的一面,懂得民族大义,懂得放下矛盾一致对外保家卫国,莫言选择他作为主人公也就又有了另一层深意,他身上有着轰轰烈烈的红高粱精神。余占鳌身上这种红高粱精神是源自高密这片土地,是不怕流血牺牲的最原始的勇毅,是最古老的、来自民族遥远历史的另一种传统精神,是中国人能够永世不灭、代传不息的原因,这种红高粱般灿烂的精神是民族的根,是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强敌外辱之下亦能振作复兴、生生不息的传统精神。
四、对美的极境的向往之情
莫言写道“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展现了他对高密东北乡特有的眷恋和向往之情。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流血无数、白骨成堆,随着一季又一季的高粱成熟,他们都化作了历史的尘埃,但在时间的长河里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高密人展现着高密东北乡原始的、自然的、质朴的、粗犷的、野性的生命之美。当“我”感叹“种的退化”时,也就把高密东北乡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加以肯定、赞美。“我痛恨杂种高粱……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我的整个家族的亡灵,对我发出了指示迷津的启示……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对原始生命力的讴歌和崇拜,只因其潜藏着强悍的本能与欲望。余占鳌身上充满了这种原始生命力,也就是高密特有的原始生命力,使高密东北乡在作为最丑陋、最世俗、最龌龊、最王八蛋、最能喝酒的地方时,又成了最美丽、最超脱、最圣洁、最英雄好汉、最能爱的地方。因为有这原始生命力,所以这块土地有让“我”可以将“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的肉体与灵魂洗净”的能力,而“我”又不仅仅是“我”,“我”是许许多多的“我”的代表与象征,“我”是这片土地的后代子孙,“我”是今天的、未来的中国人。莫言借勇毅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红高粱般的古老的传统精神,召唤那些被世袭“文明”、物欲现实压迫的人们用红高粱精神和原始生命力净化心灵、清洗灵魂。
“我有为高密东北乡的土匪写一部大书的宏图大志”,莫言在讴歌、赞美土匪时,便有将这自然、质朴、粗犷、野蛮、原始的比“儒释道”三家思想更古老的红高粱精神传承下去的想法,借原始生命力的生存之火点燃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的青春之焰,用浪漫理想的方式为“种”的退化开了一剂药方。
《红高粱家族》绚烂的世界并不完美,但是却生动富有活力,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好好看看那个家族和世界,生命动力应该与文化共长,而不是被文化所禁锢。生机勃勃的世界才能孕育出“活着”的人、不朽的民族。
作者单位:贵州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554300
唐嘉(1983年-),女,苗族,贵州铜仁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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