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梦芸

　　口语：新诗语言的消长

　　黄梦芸

　　新诗的变革因语言而得以运行，推进新诗演变的语言因子不仅有方言的直接介入、“化古”与“化欧”的变化双轨，还有口语在语言演变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口语消长变化的源头进行追溯，是更好地理解新诗语言变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现代新诗以白话作为媒介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和正统地位，它与文言为工具的古典诗歌已产生了根本分歧。从语言流变来看，白话本质上与口语接近，现代诗歌所使用的语言，便与现代口语结下了不解之缘。由白话而口语的语言演变，作为推动新诗向前发展的一个因素，其消长的源头值得追溯。

　　一

　　在“五四”倡导的文学革命中，倡导者所关注的重点在于语言本身。文言因为具有含糊、艰涩、僵化的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清算。胡适提出了“死文学”和“活文学”的概念，将古代用文言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称为“死文学”，将运用方言、俚语、俗话等白话创作的文学作品称为“活文学”，并大胆地指出：“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实，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从中可以看出胡适对白话、白话文学的高度评价，以及对语言形势演变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和预见性。

　　早在晚清“诗界革命”时期，从1895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讨论“新学诗”，倡导“我手写我口”，到后来提出“新派诗”、“新体诗”等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新诗”名字的雏形。而新诗史从1916年胡适尝试白话新诗说起，这不得不说是考虑到约定俗成的原因，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全力尝试用白话写诗，提倡文学改良的意义和价值。支持胡适文学改良的陈独秀，态度更加强硬，他大胆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文言/白话就这样被置于两元对立的地步，成为水火不容的对立者。文言被社会抛弃，白话成为胜出者，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发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声音。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指出，提倡白话文的目的，在于使中国人“可以发表更明白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文学革命的成功，依靠语言的巨大转变而实现。口语作为白话新诗的言说工具，突破了文言在诗歌用语上的局限，其特殊意义不言自明。

　　二

　　诗歌在内容上富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借助语言文字的呈现时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特点，譬如含蓄、多义、暗示和多层次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将白话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际上是抬高口语的高度。从历时性规律来看，诗歌的全局变革不得不以牺牲局部的利益为代价，在文言为诗向白话为诗的过渡时期，最具文学性的诗歌创作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口语化写作能否成功成为一个未知数。相对而言，对文学性要求不同的小说、话剧、散文等文学体裁在这场文学革命中占据了优势，白话文运动对于语言准确性上的要求，正好迎合了以叙述、记事为主要特征的文学体裁，而以多义、暗示、含蓄、朦胧为语言特征的诗歌创作，则与口语化写作产生无形的距离。语言的单一，内容的单调，诗歌意境的平面化，都无法比肩朦胧隐约、引人遐想的诗意表达。比如，胡适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中的《蝴蝶》、《鸽子》等诗歌就显得很单调。一些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产生这样的质疑：白话诗还是诗吗？早期白话诗人也在自我否定，比如俞平伯就认为：“中国现行的白话，不是作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现代派诗人卞之琳也曾将新体诗与古体诗作了对比，认为中国的古典诗词“语言极其精炼，少用连接词，词意丰富而紧密，色泽层叠而浓淡入微，重暗示而忌说明，言有尽而意无穷。”而白话诗“大都枝蔓”，故运用口语、张扬白话的新诗有先天性的缺陷。

　　用口语进行创作的白话诗还在诗歌形式上遇到了种种难题。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诗倡导者试图打破一切原有清规戒律，使文学语言和形式得到彻底的解放和绝对的自由。然而不可避免的，诗歌在创作过程中仍是节奏韵律等基本形式问题。诗歌的节奏和韵律是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最重要的特点，白话诗追求自由，在节奏和韵律上不成体系，故使人生发“白话诗是否是诗”的疑问。1920年代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等提倡了新诗形式格律化，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三个美学标准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并有许多作品支撑这一理论，如闻一多的《罪过》、《天安门》，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朱湘的《采莲曲》等，适当扭转了早期白话诗的趋势。不过问题仍然存在，主要系于白话本身。鲁迅讲到“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由此可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鲁迅在提到新诗的形式时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的出来”，“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出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因此，新诗在音乐性上的问题，给口语写诗留下了难题。

　　三

　　最初从语言角度进行诗歌革命时，文学革命先驱者的目的在于使文学语言彻底转变、换代，还未考虑到具体的文学语言形态。白话诗人在创作之初也未从自身的艺术审美形态出发，其主要任务在于响应新的语言形态的确立，并为之推波助澜，因而未能使自身的艺术性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已经确立后，必然会有不适应这一转变的粗枝大叶，当在不动摇主体语言地位的前提下对之进行修剪和整理，使它能够在新的环境背景下实现自身艺术价值的完美呈现。新诗的发展正是处于语言变革中的关卡上，新诗的语言应在口语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进行“加工提炼使其更精粹，更富于形象性，更富于节奏美”，使得诗歌更具节奏和音乐性，以此来区别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诗歌语言与现代口语有无形和有形的距离，拉近这一距离成为诗人们面临的难题。

　　将古典诗词与新诗作比较，不难发现古典诗词中蕴含了大量的典故，并且有现成的格律可以运用。对于一个作诗的外行而言，创作一首古诗只管套用固有的格律和典故，也大体可行。可是，现代新诗要解决内容和形式上的一系列困境，不能只是对古典诗歌作简单的否定和遗弃，应从语言的内部结构出发，探索新诗创作节奏和音韵上的种种特质。新诗口语化的潜力，还要大力探索和挖掘。

　　新诗作为现代口语的艺术，完成了工具上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得表现诗歌的语言呈现出与旧体诗截然不同的“新”，但在“新”事物的背后却潜藏着对诗歌艺术发展大为不利的因子。当下诗歌的发展始终要以语言为再出发的原点，探寻口语的声音和诗性，不断用心反复清洗口语，刻意提炼口语的美感，努力去营造诗歌在节奏和音韵上的律动感，使之具备诗歌区别于其它文学体裁的特质。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550001

　　

　　黄梦芸（1993-），女，贵州安顺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