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辰 王会萍

　　人性：灾难中的灰烬
——评灾难电影《1942》

　　李泽辰 王会萍

　　荏苒岁月，覆盖了过往。白云苍狗，匆匆铸成一抹哀伤。梦一般的书写，写下了一曲时代的悲歌。悲，悲的是践踏的尊严，悲的是遗失的人性，悲的是窘迫的现实。

　　影片《1 9 4 2》改编自刘震云的《温故1942》，冯导于十七年前接手此片，十七年的酝酿，苦苦追寻，漫长的电影序列中，平民人物无不是其讲述的中心。本片亦将镜头瞄向40年代的平民，以干旱蝗灾为起点，向观众展示了“饿”年代人的脆弱与无奈。

　　梦中的尊严，自古人们追求的便是一种气节，一种只应属于人的尊严。影片中尊严在男性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瞎鹿这一人物的的设置便直接体现了被无情践踏的男性尊严，母亲的病重，五口人的吃饭问题无疑使得瞎鹿焦头烂额。在瞎鹿卖孩子的镜头中，暗调使得影片呈现出一种悲凉的气氛，带有叹息的对白，低嘘的声音，无疑是一腔无奈而又歇斯底里的呐喊。或许在那时的特殊环境中这不失为一种选择，但作为一家之主的瞎鹿在对家人施行父之法，父之名的权利时，其承担家人的生活也就成为一种应尽的义务，卖掉孩子的权利与无法承担的抚养义务这一矛盾在片中也就成为了对于父之法的嘲讽，而父之法作为男性尊严的直接体现，无疑是在侧面完成了导演所要表达的，不加修饰的对于尊严的践踏。践踏的原因在片中非常明显，即“饿”这一本性，尊严在“饿”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善与恶，现实与虚幻，都在展示尊严问题时，展开了一次对于民族心理结构的探索，从而使观众在梦中完成一次尊严的构建。找回人们早已被践踏的体无完肤的尊严。

　　梦中的人性。现实或许会把尊严践踏得体无完肤，但却不会粉碎与生俱来的人性。导演在片中向观众展示的多种人性，但其归结点无疑是一种发自于本源的人文关怀，在瞎鹿卖孩子片段中，东家与瞎鹿关于一斗米调侃的对白，在凄哀的氛围中给予了观众欢笑，一个视财如命的地主却在残酷的环境中给予他人粮食，虽然经过了戏剧化的处理，但在其中确实显示出丝丝的人性，此时片中响起了少有的抒情音乐，非常恰当地深化了情感，表达导演所要展现的人文关怀。而在小安去救女孩的过程中，双手按下，却挡不住如泉水般的鲜血，而带有隐喻特征的圣经如同仪式一般地放于女孩身上，从而在意义上使女孩获得救赎，使其不再面临苦难，这无疑是另一种出于人本身的人性。片中导演以一种临渊回眸的姿态，在广漠疏离的环境中以丝丝温暖人性感染观众，从而沉溺于梦中的人性回归于现实。

　　中国的影视文化，这对于被好莱坞压迫的民族电影来说，无疑是梦中现实的构建。冷战之后，苏联电影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电影的起源地法国则在经历了60年代作家电影的辉煌岁月以后逐渐褪色，而以好莱坞为首的美国电影则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建立了电影的统治地位，在好莱坞电影逐渐控制全球票房时，以冯小刚为首的民族电影导演则在中国影坛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十七年间冯小刚推出了《大碗》《手机》《非诚勿扰》等一系列影片，并以独特的中国贺岁档使得中国商业片在世界电影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对于中国民族工业与国家意识形态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构建。而本片冯小刚导演用自己十七年的时间思考，无论是人文情怀还是关于尊严的话题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在影片中国家伦理体现的更为重要，蒋介石为首的军人在国家与人民面前选择了国家，并把国家作为人民生存的支点，体现了国家的存在是人民生存的保障。而冯小刚的电影序列中国家伦理也变得越发重要，本片作为票房超过三亿的影片，对于中国电影事业来说是振奋人心的，这体现的不仅仅是利益问题，而在另一个层面则暗示着中国电影在经历香港电影辉煌之后的又一次崛起，是中国电影勇于向好莱坞电影发起挑战的体现。而这对于前几代导演来说梦幻的话题，在如今中国终于得意迸发，无疑是一次中国梦想的实现。

　　岁月流逝，1942的历史已渐行渐远，但人性与尊严却成为人们永恒的话题，与之伴随的是中国电影的复苏与发展，是中国人民的梦。

　　李泽辰，男，贵州民族大学，祖籍：河北省廊坊市，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王会萍，贵州民族大学14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