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锦蕾

　　从《鸿门宴》看司马迁《史记》之讽刺艺术

　　汤锦蕾

　　讽刺艺术以曲折委婉的方式表达辛辣的批判情感，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促使读者进行深入思考。这种艺术手法在汉代史学家马迁的巨著《史记》中有着突出的体现。本文从《鸿门宴》入手，探讨《史记》讽刺艺术的特点、文学渊源以及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公元前206年，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鸿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举行了一次宴会，参与主角是两支抗秦军的领袖项羽及刘邦。这次宴会在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中有重要影响，被认为间接促成项羽败亡以及刘邦成功建立汉朝。

　　司马迁把这场特别的宴会记载于《史记·项羽本纪》中，史称“鸿门宴”。司马迁将为历代帝王所做传记归于“本纪”一类，而项羽终究未登帝王之位却列于“本纪”之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项羽的情感倾慕与认同。与此同时，我们从这场宴会中对另一个主角刘邦的塑造中也不难看出司马迁的讽刺之笔，让我们看到了汉代开国君主刘邦的无赖习气和狭窄心胸。

　　《鸿门宴》对刘邦的讽刺塑写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对刘邦语言和行为的直接描写；二是借他人之口进行评价、以他人行事进行反衬的间接展现。以下作具体分析：

　　一、通过对刘邦语言和行为的直接描写，直接展现刘邦的品性特征。

　　素与张良交好的项伯夜驰沛公军，将项羽预击沛公军之事告之张良，张良立即俱告沛公。此时，刘邦的表现是“大惊”，赶紧问张良“为之奈何”，当张良问刘邦是谁为大王出此“据关、毋内诸侯”之计时，刘邦不说自己想要做而是推得干干净净，推脱为“鲰生说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出自《论语》），刘邦的做法乃脱离了“君子”的“小人”行径。当张良献计“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时，刘邦马上疑张良“安与项伯有故”。

　　古人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刘邦却对忠心耿耿的张良有此质疑，这是活脱脱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刘邦见项伯后表白忠心，用“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这样的话来遮掩“籍吏民，封府库”、“遣将守关”的真实用心，敢做不敢当，巧言令色。待到鸿门宴中，刘邦发现项庄有杀他之意，就借“如厕”之机遁走，把张良留下独自应对，陷张良于险地而不顾，还假惺惺地问别人：“今者出，未辞也， 为之柰何 ？”可是这样的假仁假义却在他自己后来对张良的交代中不攻自破了，遁走之前他嘱咐张良：“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贪生怕死之情溢于言表。刘邦回到自己军中，“立诛杀曹无伤”，睚眦必报，心狠手辣。

　　二、借他人之口进行评价、以他人行事进行反衬，间接展现刘邦的品性特征。

　　项羽的谋士范增说刘邦“居山东时，贪於财货，好美姬”，这指出了刘邦贪财好色的一贯品性。刘邦出身低微，本是沛地一介平民，也无过人之能，身上充满了市井习气，发迹之后经常“拥戚姬作乐”，司马迁借范增之口对刘邦这个“市井皇帝”进行嘲讽。

　　此外，司马迁还以他人光明磊落的行事和英雄之举来反衬刘邦的不良品性。项伯在项羽预击刘邦的前夜，夜驰沛公军私见张良，“欲呼张良与俱去”，张良本可明哲保身、借机远离危难之地，但他却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做不义之事，毅然决然地留下来为刘邦出谋划策、应对危机。在鸿门宴中，刘邦想先行逃遁的时候，又是张良甘愿替刘邦留在项羽军中，拖延、迷惑项羽等人，直到刘邦逃回自己的营地才去拜谢、辞别项羽。张良这种舍身取义大义大勇的行为十足地反衬出刘邦贪生怕死、无情无义的品性特征。除张良之外，还有一个名为樊哙的勇士，对刘邦也起到很好的反衬作用。樊哙以瞋目而视、怒发上指、目眦尽裂的勇者形象入场，而后大口喝酒，大口吃生猪肉，大声说辞为刘邦表功。当刘邦想先行逃走又没找到理由时，樊哙又用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样冠冕堂皇的言语为刘邦保留了颜面。司马迁通过这样一个忠肝义胆、有勇有谋的勇者形象对刘邦又作了一次辛辣嘲讽。

　　从《鸿门宴》对刘邦的讽刺，我们能发现《史记》讽刺艺术的两个特点：一是《史记》的讽刺题材直接指向西汉王朝的高层统治者，揭高层统治者的短，一针见血地挑明事情的本相、问题的本质。春秋时作史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史记》体现了果敢的“实录”精神，无怪乎班固盛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了。二是《史记》的讽刺精神是通过较为曲折的方式、以含蓄的风格表达出来的。统治者多希望以史讳过表功，而司马迁却要本着“实录”良心作史，因而就采用了曲折、含蓄的讽刺手法，这样既还原了事情本真又避免了批逆龙鳞而惹祸上身。所以我们看到的《鸿门宴》里，不论是对刘邦言行的直接描写还是借他人言行的反衬，都是平静的“冷嘲”而非肆意的“热讽”。《史记》讽刺可谓大胆之极，很少有人敢像司马迁这样在一个王朝覆亡之前就对最高统治者的人格缺陷、为政过失进行公正的评价。《史记》用了这种曲折含蓄、绵里藏针的讽刺手法来揭露尖锐敏感的问题，更能引读者深思、令读者动容。

　　讽刺艺术发展到《史记》已经表现得炉火纯青，可谓尽讽刺之能事、达讽刺之巅峰。其实讽刺传统并非始于《史记》，讽刺艺术源远流长，早有渊源。《春秋》历来被人们认为是史家的正统之源，“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是其显著特征。所谓“春秋笔法”，是指用严谨的措辞来表达反对僭礼和暴行的情感态度，而反对直接了当的议论和抒情，这已经具备了讽刺艺术所要求的批判态度和委婉方式两种特质。司马迁继承了“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著史传统，在《史记》中以冷静的笔调对汉代统治阶层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尖锐批判。可以说对《春秋》讽刺艺术遗产的继承成为《史记》讽刺艺术的重要渊源。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也对《史记》的讽刺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记叙来表达对某些事和人的讽刺，通过对历史人物琐事的细节描写来揭露人物的本来面目，精心安排史料、以多个史料的先后相互辅衬来加强讽刺意味，司马迁创作《史记》继承了《左传》的这些讽刺手法，并将其运用得更加灵活自如、鲜明有力。《诗经》作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源头，其讽刺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国风》中的《鄘风·墙有茨》《鄘风·相鼠》《陈风·株林》《邶风·新台》等都是出色的讽刺篇章。孔子称《关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一种含蓄中和的审美特质。这样看来，《史记》委婉曲折的讽刺艺术也秉承了《诗经》的讽刺精神和审美特质。先秦诸子散文是司马迁讽刺艺术的另一个来源。先秦诸子散文多引寓言进行说理，而寓言是通过寄寓的方式表达个人的情感态度和思想观点，寓言这种曲折的表达方式本身就与讽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研读《史记》时也能鲜明地感受到《史记》对于先秦诸子讽刺寓言在艺术风格上的传承。

　　《史记》继承并且发扬了古代文学的讽刺传统，对后世小说创作又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大大地接受了《史记》的讽刺艺术，可以说是从题材、精神到表达方式的全方位的接受。

　　首先来看题材和精神上的接受。秦末汉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段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时代，记载了那个时代众多事件、众多人物的《史记》也自然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比如成书于东汉的《汉武故事》，虽然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但都不难从《史记》中找出事件和人物的原型。如讲述汉武帝微服出访时投宿在一老翁家中，老翁对汉武帝的批评：“汝长大多力，当勤稼墙，何忽带剑群聚，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笔者借老翁之口批评汉武帝名为体察民情、实则惊民扰民的实情，这与司马迁《史记》中借汲黯之口对汉武帝进行讽刺的情形十分相似，不能不承认，这是对《史记》讽刺题材接受的结果。还有许多小说虽然没有直接继承《史记》的讽刺题材，却在精神实质上承接了《史记》讽刺题材的创作传统，针砭时弊，指斥现实，如《西游记》借神魔故事讽刺腐败的社会风气；《金瓶梅》讽刺和揭露社会上和官场中的污秽风气；《儒林外史》讽刺士子醉心功名、丧失人性的诸般丑态。

　　其次来看表达方式上的接受。对人物的语言、行为和心理等方面的描写是《史记》表现讽刺艺术的重要方式，“鸿门宴”事件中，司马迁就让刘邦自己“说话”、自己“行动”，从而自我暴露人格品性的缺陷。这种讽刺的表达方式为古典小说创作广泛接受。古典小说通过对人物语言、行为和心理的细致描摹，强化了艺术创作的讽刺意味，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比如《儒林外史》对老童生范进的刻画描摹：范进中举之后，其母丧，范进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又去知县家“打秋风”，还在知县的宴请中百般挑剔，不愿用银质杯箸，也不愿用象牙箸，换了竹箸才愿意使用，似是居丧尽礼，但却偷偷吃下大虾元子，这样细致的动作描写把范进表里不一、沽名钓誉的真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史记》的讽刺艺术承上启下，对中国讽刺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运用讽刺艺术进行创作的司马迁秉承着中国古代文人的责任心和气节对他所认识到的社会问题进行辛辣地揭露和批判，他将自己“真”的灵魂渗入到全部的讽刺中，引领后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反思的意识。

　　作者单位：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239001

　　汤锦蕾（1979.12-），女，滁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