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廷坤

　　村河纪事

　　温廷坤

　　人过中年常忆童年，人到老年爱忆往事。有时，童年和往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从今年端午，被村里消失的一条名为“东桥”的小河缠绕，始终挥之不去。记下这条小河，记下村里一些曾经游走于河岸的人，既打发了空闲，又追忆了童年和往事。只是感叹：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同样是一条河流，譬如北河，就是越发的繁华似锦，成为唐山八景之一。而东桥，却已在人间蒸发，无处寻迹。回忆一条逝去的河流与梦见几个故人没有两样。部队转业后久居北京的二叔在微信上说：大侄子说的是，我每次回家总会不自觉地去东桥转上一圈，儿时洗澡捉鱼摸蛤成群打闹，都是在这里，这里承载了许多儿时的回忆，是远在它乡游子们永远的乡愁。让我们一并记住回忆，记住乡愁！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数不清的河沟遍布每个村庄四周。她肩负着灌溉、泄洪等多项职能。河岸种杨树、槐树、柳树……俨然“环村水系”。夏秋之季，用罐头瓶放上咸菜，就可以钓到小鲫鱼、黄瓜鲈、瞎布鱼、小白条……用秸秆作底，用土挡埝，用筛子过滤，用脸盆铁桶淘水，水尽后就可以“捡干仗儿”。如中途淌埝，就会前功尽弃，空手而归。也可以蛤蟆钎子磨的异常锋利，顺着水皮叉蛤蟆，顺利的时候，一次可以叉到一对“花里豹子”。抓到十个以上，就可以在河岸生火烧蛤蟆腿儿了。那滋滋作响的声音，伴随微微的青烟散发出的香味，让人至今想起来还留哈喇子。冬天来临，滑冰车、甩冰猴儿，凿洞钓鱼，或将“小洋鞭”拆开一样个一个的在冰上放，吓的滑冰的人迅速滑向远方，而后就会远远的听到骂声“小混犊子……”那是大人和孩子们的天堂，那是一个遥远的梦。

　　如今，这些河流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了记忆。

　　不知什么时候，绕村的每条河沟都被村人起了名字：村东的叫“东桥”，村南的叫“王八盖子”，村西的叫“西河流儿”，村北的叫“北河流儿”。村西、村北的河沟名儿顾名思义，村南的河沟名儿是取其形状，唯有“东桥”，确是因为那里水面最大，鱼最多，且村里老人讲过去真有一座石桥。

　　村里有个木匠姓许。人谦恭随和，在村里辈分低，又是少姓，见人张口闭口叔叔大爷的叫着，免不了被人戏谑。那个年代，大人孩子都戴一顶绿军帽，而他常年戴的是一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帽子，像极了工厂的工人。耳朵上夹着一截小铅笔头儿，做起木工活儿来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最擅长的就是打板柜，用料足，大漆罩面，不糊弄人。

　　老许活计虽好，却有个毛病，就是爱“扯票”，也就是爱撒谎。有时他的谎撒起来和他的木匠活儿一样，没得挑儿。一天上午，老许从东面走来，被我们几个小孩截住，我们说：都说你会扯票，你给我们扯个，就让你走，否则没门儿。老许见势，摆出一副慌张的样子，说道：谁有空儿和你们几个毛孩子扯票哇，东桥里都翻坑了，大鲫鱼板子乱窜，我看见了，这是回家穿衩取抄子（捞鱼工具），再不去就晚了。

　　我们疯子般往东桥跑去，然而到那里才发现，河面风平浪静，没看见一条鱼乱窜。长大后才明白，老许扯票的本事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2

　　“东桥”是我们村的母亲河。三十几年前的东桥水面能有150亩，河水清澈，充盈。沿岸多为垂柳，河心长有大片荷花。村民虽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在河边地块却开辟稻田，仰仗东桥之水灌溉，每亩地也能收获六七百斤稻谷。那时的母亲河，应当正值中年，美丽贤惠，勤劳朴实。她给了村人灵气和福气，是世居村人的庇护神，是远迁村人永远的牵挂。

　　村民王玉宝，虽光棍一根，无孩无仔，却一生钟爱此河，视若生命。谁家把死猫烂狗扔进河里，他便用长竹竿迅速捞起，掩埋，嘴里还会破口大骂扔这些东西的人家；谁在河边拉了屎，他不嫌脏，埋掉后会说：这人还挺大方，怎么不把屎拉到自家炕上？水稻插秧的季节，王玉宝还义务为大家引水，不辞辛劳，一个工分不挣，一毛钱不得。可惜英年早逝，不到50，连五保户也没来得及入，就入土为安了。

　　他不识字，不会写遗书，如果会，估计最大的愿望，当是埋骨河边吧。

　　我们村是大村，人口逾两千。当时，村大队分辖六个生产队，“东桥”临近第二生产队。

　　“东桥”正南不足一里，就是第二生产队的打谷场。打谷场东南角建有一处院落。正房四间，分住着两匹马和两头牛，那是第二生产队的饲养处。每间饲养棚无门无窗，由三根木助脚支撑。硕大的青石牲口槽子靠近第一根木助脚，牲口缰绳就系在木助脚上，任凭多大劲儿的牲口也无法挣脱。

　　进门左手边是两间厢房。第二生产队五保户王洪章就住在这里。老王老伴儿早亡，无儿无女。他原是二队队长，因得了肌肉萎缩，又生了牛皮癣，主动让贤。新队长为了照顾他，让他看场，并以五保户的名义住在队上。其实他还兼喂牲口，一日三餐也是自己做，与五保户的待遇大相径庭，好在牲口草料不用他铡，队上安排人帮忙。

　　我不嫌他有牛皮癣，经常去他的屋子里玩儿，一是我觉得他脾气好，说话和气，从不打骂小孩。二是爱看他做饭。他爱吃面条，别人家很少有白面，他那总有。他和面有耐心，加之因肌肉萎缩手上没劲，拳头大的面团得和上一个钟头。每顿饭正好一中碗，然后就着面条喝一小杯散白酒。当然，倒酒的事由我来做。除去这两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爱听他讲“瞎话”（当地方言讲故事的意思）。呷上一口酒后，“瞎话”便从他嘴里娓娓道来。其实，因为年龄小，对他讲的《太平天国》《杨家将》《岳飞传》之类我也听不太懂，记忆早就模糊了，但有些故事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没过几年，他便死了。最终还是肌肉萎缩的原因。今年清明上坟，我居然发现他的坟茔还在，很小，墓碑是一块儿很小的水泥板儿，“王洪章之墓”五个字是水泥板未干时有人用手指镌上去的，字迹模模糊糊也不规范，他的墓前，也未发现有过烧纸祭奠的痕迹。

　　3

　　“东桥”河岸多植垂柳，春发夏长，枝叶风茂。

　　村民王祥有编织手艺，善用柳条编筐篮。上树取柳条20根，去皮，捆好，送到王祥处，可换5分钱。那时，5分钱能买糖精冰棍5根或田字本一个，也算收入不菲。

　　王祥编筐编篮手艺属无师自通，手艺一般偏上，人却鬼马精灵，在集市上筐能比别人多卖两毛，篮子能多卖一毛，真是有同行没同利。可惜四十岁时视网膜脱落，视力同瞎子差不多了。虽然能盲编，赶集卖筐却实在不便，又舍不得交于别人去卖，便中途改行，做了算命先生。时间久了，还混了个“王半仙”的雅号，收临村杨安坨的杨大奎为徒，爷俩走街串巷，看相摸骨，混个肥吃喝。

　　据说二人最远去过迁安北部。那是一个冷天，天色渐黑，爷俩因山路不熟一天未开张，饿得前胸贴后背，老肠子老肚子直打架。好不容易看到一户人家，徒弟大奎叫门借宿，女当家的带着一副愁容勉强留宿。大奎眼尖，瞥见那家男的在炕上躺着，便怀疑生病了，也不好意思多问。可爷俩上宿的西屋没生火，大炕冰凉，主人又没说赏口饭吃，半仙着实不悦。他低声吩咐徒弟出去转转，徒弟意会，一会儿回来说，南墙根只有半个破轱辘。半仙让大奎叫来女当家的，劈头就说你男人得了病，需要马上破解，不然就晚了，过了这村没这店。女当家的一愣，方知遇到了高人，急问破解之法。半仙掐指，不紧不慢地说：你南墙根有半个轱辘，对不对？对呀。那就对了，你男人之病就在那轱辘上。赶快在西屋大灶上煮轱辘，直到煮出红水为止，病源会自动离去。女当家的不敢怠慢，抱柴火，舀水，搬轱辘，大风箱一拉，这就开煮了。过了许久，半仙摸着连炕根都烫手了，在大奎耳边低语了两句，大奎再次意会，借着女当家的上茅房的空儿，把一小包药粉撒进锅里，锅里的水立刻变成了铁锈色。

　　女当家的回来见锅水变色，便彻底服了，千恩万谢的话说了一马车。爷俩睡了一宿热乎觉，煲的屁股生疼。奇怪的是，这屋子里一暖和，那男人的病竟然也好了起来，女当家的非常感激，还给爷俩做了一盆挂面汤。当然，这些后来的事都是大家传出来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其实这些奇人异事，东桥附近还有很多。

　　我们村土地肥美，只是人多地少，人均一亩，大多数人家麦子和玉米倒茬种，人勤地丰，自给自足。唯有“东桥”北岸有一地块，约二亩多，种植黏高粱。一年一茬，收了高粱也不种麦子。地里早就打了井，不用东桥水浇地。因为经管的好，黏高粱秸杆高大笔直，从不倒扶。黏高粱成熟的季节，成群的家雀偷吃高粱粒儿，主人也不在意。

　　主人大号贺老安，纯正本村人士。不过他可是从公社到公委出了名的人物——扎纸艺人。我们管“扎纸”叫“扎纸扎”，“扎”是动词，“纸扎”是名词，就是制作纸制祭祀用品，用来表示对逝者的尊重和祭奠。老安的手艺祖传，到他这一辈儿最佳。人们总结了五点，第一，他的纸扎骨架全部采用黏高粱秸秆，且自给自足，东桥北岸的黏高粱地所产秸秆全部用于纸扎，从不掺杂“瞎高粱”或“六担准”秸秆。所以家雀儿来偷吃高粱粒儿，他全不在乎，只要不破坏他的高粱秆就行。第二，纸扎所用纸料共分三种：电光纸、粉连纸、窗户纸，都由他亲自精挑细选，质量上乘，色泽亮丽，不掉色。第三，刀工精细。剪纸、粘合、画像、组装一气呵成。往地上一戳，四平八稳，不遇上大风不会倒。第四，人家的纸扎里有故事。从金库银库、童男童女，到纸马牛羊，再到托魂车、莲花椅，一应俱全。独创的九连灯，将蜡工与纸工巧妙结合，一组一对儿，一对儿灯共二九一十八盏。要好儿的白事人家最多定过十八对儿，保证不走样儿。招魂幡上的纸条是按照逝者年龄组上去的，一岁一条，细心的人数过，肯定是一条不差。第五，画工精湛。以画二十四孝图最为精到。我奶奶是他的一个远方姑姑，去世的时候，知道我奶奶爱“游梭胡”，他便专门在纸扎上画了“四人游梭胡图”，惟妙惟肖，四个玩儿者神情自若，似在谈笑风生，就别说童男童女的眉眼了，三两笔勾得，估计让画坛巨匠齐白石先生看到，也自叹不如。

　　去年夏天，黏高粱米还没熟的时候，贺老安得癌症去世，享年76岁。其子继承父业，扎纸技艺算是得以延续，没有失传。

　　4

　　1976年的暑假来的早些，七月初就放假了。主要是学校安排了两项勤工俭学任务。一是收干草。一年级学生二十斤，往上每年级递增五斤。二是收颗粒剂。一年级学生二斤，往上每年级递增二斤。我们大多制定了割草和砸颗粒剂的计划。如按七斤青草晒一斤青草算，需要多少天完成？甚至盘算苞米地里的青草太嫩，十斤青草也晒不出一斤，如果加进东桥岸边的“三棱子草”和“风被草”，六斤青草就能晒一斤，又担心收草的老师掉脸子，说牲口不爱吃之类的话。最终还是决定每天去苞米地打草，因为还要给猪挑菜，猪爱吃的“落篱”、“蕨根稠”、“葚秸菜”等野菜只有苞米地里有，这样可以一举两得。颗粒剂就是小意思了。四块砖头就能砸出不少，用筛子筛去砖面，至少出二斤。只是担心来年苞米长“蠔丽虫”的时候，又让我们将颗粒剂拌上“六六粉”，去苞米地里撒，农药味太重，我们都不喜欢。

　　那一年的暑假，村里发生了几件事，有老人就预言将有大事发生。先是在工委供销社做饭的周进华，晚上在马路边上歇凉时，突然从东面来了股旋风，把他卷到一辆疾驰而来的东风拖拉机里，虽然没丢命，却割去了一个肾。再是大队弹药库丢了三个土火箭。库钥匙只有民兵连长有，后来连公社武装助理来查，也没弄出个子午卯酉，弄得民兵连长是黄泥掉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再有就是本村小学老师某某某（恕不敢写名字），因丈夫家暴两次寻短见。先是用“把寸”（掐高粱头子的专用工具）割脉，被家人救了。后是夜晚趁丈夫不在家时上吊，上吊的影子映出来，正好被前排对门的王大庆发现。大庆一米八五的大个，那时房子又矮，据说大庆没走梯子，直接从房上跳下来救了她。最后就是东桥的荷花，虽然叶子挺茂盛，就是没开出一朵花来。

　　果不其然，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虽然震中不在此，却也出现了房屋扭曲，井水浑浊不能饮用等问题。大家人心惶惶，都在院里搭了简易棚居住，担心再有连震，不敢再进正房。没过几天，便有人将在唐山上班遇难的亲人遗体拉回家，哭声一片。

　　我们那时还小，不懂得这场灾难给唐山人造成了多大的创伤，而修复创伤得需要太长太长的时间，甚至永远不能修复。相反，却“庆幸”地震以后，地里的“香油灌”都钻了出来，用火烧着吃，滋滋地冒油，简直是人间极品。还“庆幸”学校房屋受损严重，没有及时开学，干草和颗粒剂都没有收。

　　5

　　村人的生存，无非是对土地的依赖和放弃。刚分田到户时期，恨不得土里能种出金子。后来时兴开工厂做买卖，钞票大把大把的赚，便鄙夷土地的收成。我一直认为依赖和放弃是人类在调整生存状态时最明智的选择，包括对土地和河流，对亲戚和朋友，进而言之，对信任和背叛，对满足和贪婪……

　　他们甚至在土地和河流之间选择。村子周围的河沟，未出三年，村人对土地的贪婪就像贪吃蛇般吞噬了她。东桥的水面越来越小，水位越来越低，河藕被人尽数挖走，打鱼人轻易就能将水面打个遍，甚至，河水已失去了灌溉功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东桥河岸的稻田地换成了棉花地。村人有些经济头脑，对棉花这种经济作物有着特殊的偏爱。种植棉花费事费工，先是泡种、晒种、浸种、拌种，再开沟、浇水、点籽、踩底、覆土、喷药、覆膜，再练苗、引苗、疏苗、打蔓、掐顶。等到霜降，采摘棉花更是不易。棉花兜子往腰间一系，左右手同时开工的摘棉能手，一天不过百斤。但棉花是抢手货，谁家娶媳嫁女，都用自家棉花絮几床被子。棉衣棉裤，没几家舍得用新皮棉，铁道北的人（滦县北部）来买棉花得偷偷摸摸，被抓住还要算作投机倒把。

　　后来，经济政策放开，棉花随便买卖，一些村人就专做棉花生意。先是棉花加工，后来又遍地开花，家家办厂，户户纺纱，俨然成了老板和弄潮儿。现如今，纺纱是低端行当，棉花业风光不再，村人大多望厂兴叹，债务官司缠身。甚至有人对棉花恨之入骨，棉花就再也无人种植，正应了那句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前几年干信访工作时，和我的前任领导走访，步行太多，脚上的袜子磨了大洞，在一商场买袜子时，领导随口对售货员说：你拿那双“棉花秸子” 色的袜子我看看。城市的售货员当然不懂什么是“棉花秸子”的颜色，甚至连我也好久没见过棉花秸子了，只知道用棉花秸子泡过的水洗脚，能治脚的干裂病。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村人在东桥北岸相继建起了铸造厂、面粉厂、纺纱厂和加油站。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他们的胆识。一个种地的农民，摇身干了企业，当了老板。却又不敢恭维他们的眼光、谋略和对企业的管理水平。

　　仅说铸造厂吧。厂子以土炉铸造汽车钢圈，未出两年，停产于钢圈中的砂眼。闲置三年后，改作康乐城，餐饮洗浴桑拿按摩垂钓射箭观光一条龙。不足一年，毁于赊账和世俗。再过两年，有人将洗浴房改作清花车间，把按摩间调整为女职工宿舍，变脸为第二家纺纱厂。好景不长，便盲目的扩大再生产，甚至开了分厂，最终“卖各扎的说梦话----摊大了”，断了资金链，从农户中吸收了资金，又还不上，于是惹上了官司，厂门、机器设备上都贴了封条。

　　那些年里，东桥河岸的柳树可能影响了这些企业填河造地，被一副油锯半天就放倒了。推土机接三差五的就在河边忙活，河面儿变得没个屁股大。一个漂漂打过去，能到河对岸。连冬天在冰上甩冰猴儿的都不敢太用力，担心甩到对岸土里，不好找。

　　2011年秋天，东桥被彻底掩埋覆盖，上面铺起了一条公路。

　　有人说，我们这里的人是明朝永乐年从山西移民而至，那时，“东桥”就存在了。那么照此推算，明永乐元年是1403年，而她卒于2011年，至少也活了608岁，不算短寿，比她周围那些昙花一现的企业强多了。

　　6

　　前几天，父亲对我说：半月里头，村里就死了六个人，得啥病的都有。随后便自语谁得了什么病，活了多大岁数，谁临死连个病因都没查出来等等。

　　父亲很少主动和我说话。他选择这个话题，一定是在用他的方式和我谈论人的生死。父亲在部队是卫生员，退伍后当过乡村医生，后来在镇食品站做副业工，也跑过运输，最终开纱厂做买卖，辛苦大半生。五年前患上脑梗，加之小脑萎缩，如今不仅拄上了拐杖，记忆力也大不如前。却对这几个死去的人如此了解，分明是在惧怕着死亡。我心头一阵阵的酸楚，装作如无其事，说了“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一个过程，世界上哪有不死之人，人的寿命都有定数”等等，一大堆言不由衷的废话。此后一整天里，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重复说有时会梦到那些故去的人。

　　昨天夜里，我也梦见前几段小文中提到的一些死去的人。王玉宝叉腰站着，依旧赤着脚，说着一些到头不到尾的话。木匠老许那顶劳动布帽子似乎洗得更加发白。王洪章瘦得像个骷髅，在用力揉着面团。“王半仙”不知从哪儿弄了副墨镜，神情异常的诡异。而纸扎匠贺老安居然端坐在莲花椅上，手中不停地剪着什么。父亲被他们围着，像是在和朋友聊天。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大声呼喊着父亲。父亲不理我，根本听不到我说话。我发疯似地开车找他，怎么开都开到东桥的河水里。

　　《诗经·邶风·击鼓》里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父和子，夫和妻，兄和弟……，无论多么相互依赖，都会生死相离。就像那条深植在脑海中的东桥，已经无处寻找她的踪迹。

　　人的一生，无不是在撕裂着前行，在匆匆数年中完成只属于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