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畅

　　锡伯族史诗《西迁之歌》的“家国情怀”解读

　　◎苏 畅

　　本文以《西迁之歌》文本为基础，分析和解读锡伯族人的“家国情怀”，彰显其对家的热爱，对国家的奉献精神。

一、引言

锡伯族史诗《西迁之歌》是锡伯族民间诗人管兴才根据民间流传的迁徙歌以及前人创作的迁徙歌自1948年至1961年期间陆续整理和创作而成的。“这是一部在民间原有的多种《西迁之歌》的基础上，由锡伯族民间诗人管兴才再创作的史诗。”《西迁之歌》先后有不同的版本：1980年察布查尔县搜集到的民间传唱共100节，400行；1981年察布查尔县锡伯族语言学会发行的共127节，508行；198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是54节，216行。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锡伯族西迁》所收录的《西迁之歌》共70节，280行。

　　“《西迁之歌》可称为史诗性著作。他是管老先生总结和整理锡伯族西迁后流传的民谣， 饱蘸笔墨，酣畅淋漓地反映了锡伯族西迁的原由，通篇充满爱国主义情神。”自古以来“家国情怀”就是中国人心灵的感触，是每个中国人生命的自觉和家教的传承。在两千多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记》中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一千多年前北宋时期的《岳阳楼记》中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作为一支北方少数民族，由于常年与汉族杂居共处、相互渗透，锡伯族在文化上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在文学、语言、建筑、雕塑、绘画、体育以及传统习俗、服饰住行、婚丧仪式等方面都具有非常浓郁的汉民族文化色彩。“家国情怀”的文化烙印在锡伯族文化中也是无处不在，这一点在史诗《西迁之歌》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锡伯族人用他们心爱的《西迁之歌》对“家”和“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诠释，表达了对“家”和“国”的感情和寄托，不仅仅具有强烈的汉族文化特征，实际上更彰显了锡伯族民族热爱故土和为“大家”舍“小家”的“家国情怀”。史诗《西迁之歌》中的每节每行无不流露出西迁戍边的锡伯族士兵及其家属对已经离开的“家”的深深的眷恋和为“国”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家国情怀”。

二、《西迁之歌》中的“家情怀”

家是具有相同血缘关系而居住在一起的人和他们的居住地。在古人的诗句中不乏对家的赞美和向往。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爱家、思家和念家的传世佳句。日本教育家木村久一认为“家庭应该是爱、欢乐和笑的殿堂。”英国法学家科克认为“每个人的家对他自己都像是城堡和要塞。”所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对家的爱和认知是一致的。

　　《锡伯族西迁》一书所收录的《西迁之歌》共70节，280行，而突出显示锡伯族人对家的描写多达20余节，近80余行，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锡伯族人对家的热爱情怀。如有对亲人送别的“心如刀割垂泪涕”，有对祖先离别祭拜的“追念父辈的恩泽摧胸号泣”。

　　乾隆29年大清皇帝下谕旨，要求锡伯族官兵携家眷到伊犁驻防。当圣旨传至奉天（现沈阳）时，被派遣官兵及家属面对远走他乡的圣谕无不伤心悲痛，同时表达的更是锡伯族对自己家园和亲人的眷恋和热爱。如以下诗节所写的：

　　诗节例1：

　　奉天省的锡伯啊眷恋故地，

　　亲吻着沃土不忍上鞍呜咽哭泣，

　　诰命如山忍痛又割爱，

　　眼望故乡十步九回难离去。（《西迁之歌》第8节）

　　诗节例2

　　舅舅舅母幽幽来送行，

　　一腔怨嗟簌簌泪沾衣，

　　哭干了眼泪行人难久留，

　　别了，今后相见只能在梦里。（《西迁之歌》第12节）

　　诗节例3：

　　满怀忧愤到祖先的寝地，

　　追念父辈的恩泽捶胸号泣，

　　此行一去跪拜在万里之遥，

　　荆棘丛生的陵园谁来扫祭！ （《西迁之歌》第15节）

　　以上三节诗对锡伯族人的生死离别和故土的眷恋描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三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及家眷离开生活多年的故土，扶老携幼、赶着牛车，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横穿大沙漠，历经夏日的酷暑和冬季的严寒，奔赴两万多公里之外的伊犁驻守边疆。诗行中描写的不仅仅是对亲人和家乡的告别，更是一个永别。

三、《西迁之歌》中的“国”情怀

在中国文化中，“国”与“家”交融的观念古来有之，有国才有家的观念深入人心。“《西迁之歌》记录了锡伯族人民不屈奋进的民族精神和高度的爱国主义。”《西迁之歌》尽管描写了大量的家庭悲欢离合和离别“家”的场面，但是它同时用多达15诗节，近30余行诗句，关注整个民族的命运，最后上升到国家命运。如以下诗行所描述：

　　诗节例4：

　　啊，誓以报国的英雄民族，

　　何畏关山有千难万险！

　　闯过了雄峙的果子沟，

　　披肝沥胆结束了西迁。 （《西迁之歌》第43节）

　　诗节例5：

　　啊，二百年来金戈铁马纵横驰骋，

　　岂容沙俄的魔爪来凌辱和吞食，

　　每一个嘎善都是一个英雄的城堡，

　　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每一寸土地! （《西迁之歌》第69节）

　　文学不是历史，但是文学作品却可以反映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会不同程度地折射在文学作品中。锡伯族人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东北的黑龙江、辽宁和吉林，对他们来说故土难离，从情感上讲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戍边新疆，但是，面对险恶和残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任何个人的命运抗争都显得脆弱，而格外需要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群体意识。”《西迁之歌》中所表现的锡伯族强大的“凝聚力和群体意识”使得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最后到达了目的地，开辟了新的家园，开始了新的生活，带着一种保家卫国的意志，他们最终实现了民族的“家国情怀”。

四、结语

发生在200多年前的锡伯族的西迁，从东北到新疆长达两万多公里。实际上，如此路途遥远的跋涉是一次锡伯族命运的大搏击，是锡伯族人民一次从“家情怀”向“国情怀”的高尚转变，进而实现了一次“家国情怀”的提升。这种“家国情怀”增强了锡伯族人民的生存信念，是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西迁之歌》最后两行诗所写的：雄伟的乌孙山可以作证锡伯的忠诚，心脏和着祖国的脉搏跳动在一起！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大学 116600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英译与研究：以锡伯族史诗《西迁之歌》为例”（12YJC850019）和大连民族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青年教师学术计划项目（20150414）“伽达默尔诠释学视域下的诗性语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苏畅，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生，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外国哲学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