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芳昫

　　李白《拟恨赋》对江淹《恨赋》的拟与变

　　◎丁芳昫

　　《拟恨赋》是李白早年时模拟江淹《恨赋》所作，本文通过比较两赋异同，分析李白《拟恨赋》对江淹《恨赋》的拟与变。

一、拟——形式工整、主题相对

两赋的句式都以四六为主，文章结构也基本相同。各段段首语气词同用“乃若”、“至如”、“若夫”等引起叙述、抒情。王琦注曰:“太白此篇，段落句法，盖全拟之，无少差异。”二者除了文章结构的相似，相对应段落记述的主题、人物也一一对应，李白在选择史实时，也特别注重“拟”。写帝王，江写“秦始皇壮志未酬之恨”李对“高祖无力回天之恨”，江写“赵王亡国辱身之恨”李对“项羽无力突围之恨”；写刺客战士，江道“李陵名辱身死又含冤莫白之恨”李对“荆轲报主遭难又愤惋而死之恨”；写女后，李以陈后失宠对江赋昭君出塞；写忠臣，李以屈原被逐对江赋敬通见抵，以李斯受戮对嵇康下狱。李白不仅是创作的天才，也具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语言积淀，是真正的实力派，他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似乎比历史上任何人更为合适。

二、变——“恨”本不同、技巧有异

江淹《恨赋》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除了其自身的文学成就外，还在于江淹在利用赋抒写感情，并在主题上具有开创之功。到了南朝，抒情小赋兴起，从而使赋从最初的“体物”逐渐过渡到了“抒情”，江淹把感情作为明确的主题标示出来，进行创作并成为典范。《恨赋》之所以得后世的广泛摹写，也得益于对丰富感情世界的抒发。然而，由于生活背景、感情经历的不同，每个人的恨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方方面面。

　　开篇，江淹站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感叹，人生至此境地，就休要再去讨论天道何为的问题。开篇一呼，为全篇奠定壮志难酬的悲叹基调。李白面朝蒿里山呼应，人生变幻莫测，天道更是如此。一表心怀抱负，但大展宏图的愿望即将成空的落寞。虽然同为写“恨”，二者在开篇就奠定了不同的感情基调，思想内涵上也有所差异。江赋以人生之死为“恨”的根源，通过描述帝王、名将、美人和忠臣的志向理想和功业，又恨饮而死来抒写不得志的悲慨。而李白的恨则是人生不称其情的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个性使他不为朝廷所重，由此产生了济世之才不被认可的忧患意识，只能发出“仆本壮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贤，饮恨而没”的感慨。

　　纵观全篇，江淹的“恨”来的要比李白的“恨”更加强烈。首先，江淹《恨赋》中较多运用了反问和感叹的语气，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朝露溘至，握手何言？”，反问的运用一方面增强了语气，另一方面将作者对世事公正的疑惑和无奈更好表现出来。其次，江淹赋中的意象“蔓草”“拢木”“悲酒”“陇雁”“秋日”等，无不透露出作者心境的痛恨与悲凉。相比而言，李白的“恨”更为节制和超脱。以“浮生可嗟，大运同此”对应“人生到此，天道宁论？”命运即是如此，颇有些用“大运”来解江淹疑惑之意。从选取的人物、事件来说，李白赋中选取的相对更为典型。此外，李白赋的意向也更为鲜艳明朗，如“金殿”“春草”色彩鲜艳，一定程度上中和了恨的苦闷和伤痛。《拟恨赋》中还大量使用了动词，更为跳跃灵动。

三、思——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江淹《恨赋》与李白《拟恨赋》在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二者实际上有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的根源，在于二者所处时代的差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即是此意。

　　从社会思想来说，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儒学中心地位动摇，而且佛、道思想不断涌入，社会思想更加自由开放，各种学说争鸣。又魏晋玄学等思想也顺时而生，因为上层统治阶级争权夺利斗争相当激烈，文人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一部分文人开始研习老庄，企图从玄学中找到精神慰藉。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于是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不合作态度，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而李白生活的盛唐虽然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较为活跃的时代，唐帝王也似乎比前代君主开明，招贤纳士曾为一时的社会风气，而李白在人身仕途的企求中，也对君王寄予了很大期望，渴盼君王能纳贤识才以实现“济苍生”的雄伟抱负。但是君王的开明度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的取夺往往决定于个人意志，出发点是为了巩固皇权。这种极端功利的用人观念与诗人要实现美好政治理想之间是有矛盾的，诗人在那种社会现实中最终是难以“遇”的。于是他悲愤苦闷，字里行间流露出壮志未酬、人生迟暮的愁思。

　　李白《拟恨赋》对江淹《恨赋》的拟与变体现了时代变化赋予辞赋的发展。二者同为写恨，南朝的“恨”是首次作为明确的描写对象登上辞赋的历史舞台，所恨的是政治环境的残酷、是难以反抗的无奈；而盛唐的“恨”则显得更为多元、更为个人化，所恨的是正逢盛世的个人不遇、是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的差距。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26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