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平

　　阳光坠落，尽是黄昏
——论《黄昏里的男孩》

　　◎刘伟平

　　本文对余华《黄昏里的男孩》中中年施虐者果农孙福以及黄昏男孩的形象进行阐释，分析了教育仪式（私刑）作为成人社会规范对于儿童童年的伤害，提出施虐、受虐的合一性集中年形象于一身的生活悲剧，探究了中年生恶的动因以及童年之殇对儿童未来健康成长的干涉。

一、“教育”—私刑

余华小说《黄昏里的男孩》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此时正是余华创作的转型期和作品的迸发期。《黄昏里的男孩》塑造了两个鲜活的形象。其一为孙福，一个中年家庭破碎的单身汉，以在公交站旁驻卖水果为生。其二，无家可归的瘦弱小男孩。果农孙福在公交站旁售卖水果，一个黑亮的眼睛透过路上扬起的灰尘注视着他面前的新鲜水果。孙福像驱赶苍蝇一样驱赶着恼人小男孩，他知道男孩买不起水果，也就没资格吃。不经意间，孙福发现男孩偷了自己的苹果，于是他放下手中的生意，追赶男孩。孙福抓到男孩后，打落了男孩手中的苹果，掐着男孩的脖子不让他下咽，并大声呵斥让男孩吐出口中的苹果。随后孙福折断了男孩的一根手指，原因是据从前的规矩，要斩掉偷东西的手，而自己大发慈悲只折断男孩一根手指。这只是孙福教育男孩的第一步，随后孙福将男孩绑在果摊前，并强迫男孩逢人便大喊：“我是小偷”。也就是说，孙福不仅对男孩的肉体施虐，对男孩的尊严和精神也进行了虐待。最后，太阳西落黄昏氤起，孙福撤了摊位将奄奄一息的男孩留在了公路旁。

　　余华并没有交代男孩最后的死活，但是不吝笔墨地铺写了男孩的痛苦和无助，他的痛苦虽然源于自己的“偷”取行为，但是执行者孙福扩大了罪与罚之间的等价关系，以重罚克制轻恶，实际上是在满足自己权力压制的欲望。古代社会私刑普遍存在，并为社会日常逻辑所纳入。等级社会中存在等级链条，掌权者制定体现并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秩序关系，以强制性的实力威慑社会成员遵循。此时的秩序遵守强制性更多的体现在肉体刑罚上。诸如斩首、凌迟、分尸、腰斩等延长受刑人痛苦的方法，这种对于痛苦的预设，规训着人们合序行事。现代社会依靠预先制定的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罪刑相当等理念精神是现代法治的核心。显然，本文中孙福对于小男孩的行为，一体现了私刑的滥用；二体现了罚大余罪，不满足现代法治的要求。

二、儿童形象

余华在文中塑造了一个瘦弱不堪，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孩童形象。在儿童眼中的世界是没有经过社会渲染的，是世界本来的模样。世界没有太多的规则需要遵守，所以在饥渴难耐的情况下，他希望果农孙福可以免费给他个苹果吃。在孙福拒绝的情况下，小男孩选择偷苹果吃，这是食物对于生命个体本能的诱惑。但这些并不是余华想要展现的，作者极力刻画的是文中小男孩受虐的情节。这也是本文写作目的之一，儿童受虐。这其中不乏作者的童年经验，在余华的其他著作中我们得知，他生活于严父的管束之下。他的童年是在外科大夫父亲的医院中度过的，所以血腥与死亡是刻在他的记忆中的，这对于余华后期的写作影响很大。基于上述分析，可得知，余华塑造的孩童形象自然有童年的生活经历，或者承载着童年的经验之殇。基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很大程度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童年中有过多的灰色和黑色，往往会导致孩童后期成长中过于自闭、保守、孤寂。严重的会形成交际障碍和反社会人格缺陷，目前诸多恶性刑事案件的犯罪人都呈现出童年之殇的特点，典型的如药家鑫、马加爵等。他们在童年时缺乏健康阳光的生活，于是在人设上就呈现出自我保护意识强烈，变态自尊心观点等，最终导致形成错误的价值观以及处事方式。

　　此外，作家余华通过对中年性恶和童年受虐的对比写作，也体现出作者关于儿童的社会地位的认知。儿童不仅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同时也是社会应当予以关注和照顾的对象。但在文中作家通过小男孩的被教育式的受虐，中年的施虐，路人的冷漠围观，构建了一幅令人窒息的训诫仪式。作家没有直接表明对于儿童的同情抑或对于中年的批判，这样一种零度介入的写作方式，余华将评价权交付读者。但是基于作家的写作期待，读者自然会有相应审美态度。

　　综上所述，《黄昏的男孩》总体的行文基调是灰色而绝望的，作家在文章最后似乎对中年性恶原因做出了解释，他其实也是生活中的受虐者。早年丧子，人到中年妻子离其而去，默默承担着生活给他的痛苦和绝望。试想黄昏下池塘边的父亲面对冰冷的自己骨肉的尸体，黄昏下的丈夫看着相守多年妻子弃其而去。这两个场景分别毁灭了作为父亲以及作为丈夫的中年形象，最后只剩下兴奋施虐的没有温度和情感的恶人形象。与此同时，也是经历了人性之恶绝望残喘的黄昏的男孩，从这一天开始他的世界可能再没有日出，满眼全是濒近落日与黑夜的黄昏。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571158

　　刘伟平（1992—），女，汉族，黑龙江黑河人，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