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惠全书》蠡测清初马政之得失
◎张 彤
清廷详备的军马系统与州县马政经营管理体制有极大关联,二者形成彼此互依之势。一方面,州县有效的马政治理是清初马政强盛的重大依赖;另一方面,州县马政治理环节出现的腐败,也是清初马政得中有失的部分造因。概言之,清初马政,有得亦有失,但马政之得依然大于失。清末,清廷难以回应时代变幻风潮,马政渐趋废弛以致退出历史舞台。
清人向来以“骑射”著称于世,魏源曾说满族以“城郭土著射猎之国”著称。清朝统治者也曾强调“我国家以武功定天下”,这昭示出军事上的成功肇始于完善的马政治理。有论者指出:“骑兵马队是清朝经制军队八旗、绿营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清政权问鼎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入关后,清人依然将此传统承继了下来。本文就《福惠全书》所见州县马政治理,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清初马政的一些面相,以期在微观层面系统地了解清初马政之得失。
一、《福惠全书》所见马政之组织管理
清人讲“万事胚胎,皆由州县”,意指州县是帝国运作的重大依赖和基础。可以说州县运作得当与否实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作为州县主体的“正印官”在州县治理和运作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毫不夸张地说,地方行政全在州县官们手中,没有他们,地方行政就会停滞。”无独有偶,州县的养马事宜亦均系于州县官。《福惠全书》为黄六鸿于顺治、康熙年间为官期间对宦海生涯功过得失进行品评的一部官箴集成。书中详尽记载了州县的运作境况,此书“不同于一般的官箴政书,因为该书既有冠冕堂皇的劝诫名言,又有亲身的闻见和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州县政治情况。”此为后人研究清初州县的治理提供了极大便利。《福惠全书·邮政部》(以下简称《邮政部》)纵论了清初驿传的性质、驿站的相关驿员配置以及马匹的饲养组织管理,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地方政府与上层机构之间互通处理政务时,地方政府如何与上级官员接洽工作。
《邮政部》首先指出了养马场所的选址和设置,“凡立局在县者,自有定所。在镇集者,宜于镇集左右择高亢宽厂之地垫筑局基,中高而隅卑缭以周垣多留水道,夫立局必于镇集。”可见,养马场地的选择是与当地自然环境密切关联的。上级的紧急文书下达地方,必须日夜兼程地将文书接洽到下级政府手中,这在客观上要求有覆盖全国的邮驿网络系统及州县宽敞便捷的驿站换马场所。此外,也可从史料记载中体察到州县人员养马工作的细致专业:“其马棚冬宜暖,夏宜凉”。其选址的用意有二:一则可为马匹提供一个比较舒服的生长生活环境,使马匹不宜发生病变,悉心培育优良马种;二则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国家的战略资源,马匹康健可以保障驿务和国防安全。随着历史的兴废,马政制度在清朝已臻完善,康熙皇帝也曾以自负的口吻说“自古马政之善,无如本朝者。”
驿务和马政的兴废与邮政部“总理”(驿站管号)休戚相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驿务之兴废,系乎总理之人。总理得其人,则驿务兴,不得其人,则驿务废。”总理的职责是统领各方。马政的兴旺是建立在养马业繁荣的基础上的,《福惠全书》中有专文记载养马的技术技巧,如相良马宝金篇、口齿论以及齿岁论,意即从口齿观察马匹是否优良,“一岁驹齿二,二岁驹齿四,三岁驹齿六,四岁成齿二,五岁成齿四,六岁肉牙生”,此种奇技,亦可为今人择良驹抑或医治马匹时提供有益龟鉴。
纵观《福惠全书》所载之关于马匹的组织管理方法,主要集中于养马场地的选择、养马夫等专业人员的配置以及在护理马匹生命健康等相关的医疗卫生方面。而今,时代氛围已发生巨变,马匹之功能也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昔日战马叱咤沙场的雄风已不再!它将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历史记忆。
二、《福惠全书·邮传部》所见马政之腐败
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是古代社会伦理的特点之一,这在《邮政部》中官员的“坐骑”上反映得尤为明显。古代社会所倡导的尊卑有序、等级有别是特定时代的制度衍生物,从学理上讲,这一套制度对巩固与延续其统治起到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从实践层面讲,这一制度在具体运行时易滋生官吏之间相互贿赂、敛财等腐败问题,“州县官在管理驿站事务过程中难免作弊,有些有驿州县每年向乡民派收号草(喂马干草),书吏、家丁不仅将草价贪入私囊,还向乡民勒索‘使费’。”贪污腐败问题,古今中外,实则概莫能外,而政府治理腐败的目标只能是将其降至最低限度以守住底线,完全杜绝腐败是不现实的。史料所见,清代各级官员骑坐的马匹因官阶的大小而有所分别,“凡驿递之马,不同其用,所谓官坐,乃官长骑坐之马,其马宜性驯良而步稳疾,须择其尤者为头等官坐,稍亚者为次等官坐”可见愚昧思想对人性的戕害之深。“夫官坐必欲性良而步稳者,葢官长体尊位重,且乘惯好马,若长途跋涉之劳而又益以驽劣之颠顿,不几厌敝乎。”也即上等马匹配上等官,下等马对应下等官。凡此诸端,不一而足。
三、从马政之失考量清代君主专制之制
道咸以降,马政日渐衰败,与开国之初的隆盛境况相较,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乾隆皇帝有“十全武功”之称,他能取得如此丰功伟绩,实与清廷注重马政的策略密不可分,“高效能的行政机构对康乾盛世的出现功不可没,而清初康乾盛世所造就的政通人和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为马政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外部环境,使清代马政能在康乾之际步入巅峰。”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在清代发展至顶峰,皇朝在经过“康乾盛世”后,已是百弊丛生,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风潮。马政即是一例,晚清西力东渐以来,边衅与外患接踵而至,世事蜩螗,物换星移,新旧嬗递,终致淘汰出局的尴尬局面。清人是崛起于马背上的民族,以“骑射”起家,以杀伐征战著称于世,然而在面临西潮的巨大激荡时却无力回应,这无疑是历史的吊诡与悖谬。晚清窳败的制度,诸种颓唐的面相,皆揭橥了清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事实,这确有发人深省之处。四、余论
清人于建立政权之初,就十分注重马政建设。清朝的政治中心位于北方,幅员辽阔的疆土,对政府治理构成了持久挑战。然而,从清初的经国方略和实践观察,盛世的出现正奠基于以马政为支柱的驿传系统的有效合理布局。晚清以降,西潮东渐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其对中国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日渐冲击着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国社会已无法自外于世界体系而独存,清王朝难以回应时代风潮,由此步入穷途末路以致寿终正寝。晚清马政之废弛不啻为清代君主专制体制衰颓的一个缩影,可以说,马政之得失关乎清廷之成败。马政与政经、文化扮演的角色一样,一道构成清王朝的全部事业,晚清马政的废弛也从另一个侧面彰显出清代全部事业的溃败。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3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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