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晴

　　论《推拿》中处于底层语境之下的尊严阐释

　　◎李 晴

　　《推拿》描绘了由于眼盲而造就的底层群体的生存窘境，但在这基础上不乏对于这个群体尊严的表述。毕飞宇在写作中用着特殊处理这一群体的方式，他能将人物的塑造置于广阔的格局当中。最终所谓的“正常人”群体终于发现，我们和盲人群体有着隐秘的联动，正常人的心盲是大而化之的眼盲。

一、眼盲造就的底层生存窘境

《推拿》的故事围绕着沙宗琪推拿中心里面的一群盲人推拿师展开，眼睛的残疾使他们不得不与世界产生一定意义上的隔膜，阻断了一道他们与世界交流的路径。他们和世界的紧张关系，表现出的疏离与不协调，其实也正是我们正常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是身为盲人，这样的体验更加紧实、贴合罢了。主人公们的盲是眼盲，而“正常人”的盲是心盲，他们因不愿看到一些事物而特意忽略它们。所以，这篇小说表现的是世界，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属于人的，一种有边界的、有隔膜的真实生存状态。其中，两个先天盲人青年男女谈恋爱，女孩问男孩我好看吗？男孩回答：“你好看，比红烧肉还好看。”运用通感的方式将无法表述的视觉通过味觉感官表达出来，足以看出作者对盲人生存状态洞察的缜密，在语言背后更凸显了盲人群体生活中常遭遇窘境的一隅。

　　人生而为人要追求有尊严地活着，这在盲人世界体现得更为明显。毕飞宇曾说：“在我的心中，第一重要的是“人”，“人”的舒展，“人”的自由，“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人”的欲望。”作家正是通过描写人本身，通过书写关于人的“尊严”贯穿起了《推拿》中的多重主题，其中，包括对盲人维护自我尊严的肯定，对健全人对盲人尊严的侵犯，健全人对尊严的自我抛弃的批判等等。那么，盲人应该如何处理尊严问题，哪里才是他们尊严的安置所呢？

二、关于尊严书写的表述

尊严书写，是理解《推拿》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毕飞宇在小说中竭力表达的一个主题：“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宏大的东西，这宏大不是时间上的跨度，也不是空间上的辽阔，甚至不是复杂而又错综的人际。这宏大仅仅是一个人内心的秘密，一个人精神上的要求，比方说自尊与尊严。”这种对尊严的理解，是毕飞宇建立在对世间与生命理解的基础上来阐释的。身处社会底层的盲人也是人，也需要正常人的尊严，他们不是我们窥视与怜悯的对象。以平视的视角来看待处于社会底层的盲人，是毕飞宇在小说中极力展现出来的。

　　都红放弃了钢琴，摒弃了她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她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盲人钢琴家的机会。而原因又是那么让人心寒彻骨：一次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演出，紧张的她没能表现很好。可结束的时候她才发现根本没有人关心自己弹得好不好，好像盲人能弹出声音已经不错了，她便做出了结束音乐生涯的决定。因为她受不了健全人高高在上施舍自己的姿态，她不能忍受大家皆以可怜的姿态来面对她。从此她告别了让自己变成“可怜的都红”的音乐，告别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嘴脸，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她不得不用本来应该弹钢琴的手按摩，这种用放弃生存得更好的手段来换取尊严，近乎于极端的方式正是盲人对自我尊严的确立，也是对命运不公这一层面的奋力一搏。不过，即使作出努力，也摆脱不了盲人属于底层群体一脉这一事实。

三、处理特殊底层的方式

盲人属于特殊底层，他们是因为身体而不是经济或地域的缘故而成为底层群体。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毕飞宇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同情眼光来打量盲人推拿师这一群体的。他把重点放在日常生活，而不是底层苦难上。着重展现的是宗琪推拿中心里纠结缠绕的世态人情，通过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敏感、细腻、繁复而又独特的内心感受的叙述，让读者看到他们正常的人生，体会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助与无奈，痛苦与悲伤。同时也感受到他们的梦想与尊严，甜美与幸福以及他们在黑暗世界中相互扶持的情怀。毕飞宇呈现出了那个底层人群世界鲜为人知的曲折、隐秘。同时，我们还可以体会到作者在最大程度地贴近盲人内心世界，尽力在黑暗世界中提炼光芒的努力。《推拿》没有底层叙事中那种常见的奇异跌宕的情节与强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作者对笔下的人物不是“哀其不幸”，也不是“怒其不争”，只是以一种平和的理解与宽容，在缓慢的叙事节奏中把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毕飞宇采用一种屏风式的结构，让王大夫、沙复明、都红等一个个出场，在一个个人物的出场中，故事与意义便徐徐延展出来。在展开的过程中，毕飞宇又设置多种关系把相关人物勾连起来，最后在尾声中又把全部人物汇集在一起而收束全篇。小说结束了，盲人推拿师群像图也在我们脑海中清晰地立了起来，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活的形象，他们的形象都是在内在的生活逻辑中推演出来的，而不是象征符号的概括。

四、人物形象塑造所达成的广阔格局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人物王大夫的形象是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他对“家”充满着复杂的情绪，亲密又疏远。他一直溺爱弟弟，后来不成气的弟弟又欠下赌债，但他还是决定替弟弟还债，并独自面对债主的威逼。最后带钱回家看到弟弟无所谓的态度及债主冷静的逼压，他用菜刀自残流出鲜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以及心酸、痛苦与挣扎。此时，王大夫有情有义、宽容与血性、担当的形象便浮雕般地凸现出来。这种刻画没有发生在极端的环境中，一切都在繁杂的日常中展开，弥漫着日常气息。金嫣在偶然间听到泰来的故事便千里追寻心中的爱情，而她到泰来身边后表达爱情的方式也是日常的。她很希望泰来能亲口对她说“我爱你”，可在得知泰来自卑后，还是她反过来说出了“我爱你”。他们那鲜活而独特的形象毫无例外都是在日常的疼痛与欢欣中矗立在读者眼前。当我们读完小说后，脑海里异常清晰的是他们“人”的形象，而不是“盲人”的形象。这样的处理方式奠定了推拿有高度的，具广阔意义的大格局。

　　毕飞宇远离了自上而下的同情和高高在上的悲悯，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正常人的世俗世界与平凡人生，他用敏捷的心智和平等的眼光，给我们描绘了黑暗世界的光亮和日常生活的尊严。而这种写作态度，这种观察世界的眼光则能够为农民工、下岗工人、拾荒者、其他类型的残疾人等同样身处社会边缘的底层人群提供一种值得借鉴的范式。这个范式的核心就是从“奇观”回到“日常”，给叙事对象以平等、理解和尊严。我们不否认同情和怜悯，但要警惕把同情和怜悯当成施舍的心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作家的创作。这是底层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打破创作困境的一条重要路径。

　　盲人群体由于自身和环境的关系，有对自己身份的焦虑，而这样的身份焦虑向人们表现出盲人的一系列错位和对身份认同的渴望。在不断焦虑背后，盲人群体有着对温暖与爱的渴望，对尊严与自我的坚守。盲人群体在整个社会中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是这样的特殊性中也蕴含着普遍性。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圈子和团体中，正常人也同样存在着身份的焦虑。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我们也同样对身份认同怀有深切的渴望。其实，盲人群体正隐喻着正常人群体的种种“非常态化”。基于此，毕飞宇笔下对盲人的尊严阐释避免了逼仄与偏狭。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300387

　　李晴（1992—），女，汉族，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