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蔓青

　　现实“痛点”下的悲剧意味
——以六六的《蜗居》为例

　　◎陈蔓青

　　关注当代都市人“房奴”问题的《蜗居》再次触发社会“痛点”，以都市住房为载体，由房子引发的欲望、情感、信念的变化，赤裸地揭示了物质追求下人们生存的悲剧意味。

一、都市人生存现状中的悲剧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过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追求与创造自身幸福的同时，编织其群体关系的一张网络。《蜗居》聚焦当前的热门话题“房市”，从海萍和丈夫苏淳买房子展开的。作为毕业留在大城市的“蚁族”，夫妻两人在大都市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千挑万选的安身立命之所也只是一个租来的十平方米的石库门房子，全部家当都在里面，常常无处下脚。夫妻俩努力工作，拼命攒钱，却发觉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郁闷与争执成了这对白领夫妻的家常便饭，因为房子，夫妻关系一度崩溃，这样一个克勤克俭、辛苦奋斗的青年为了房子变成了失去理智、变得歇斯底里的状态，在现实中为房所困，这对夫妻走向了生存状态中的悲剧境地。

　　与此同时因房而让现状走向悲剧的还有海萍的妹妹海藻。姐姐为房而战的生活让海藻更多感受到的是没钱的尴尬，一个把他人的幸福当作最重要的事情的善良、质朴的好姑娘，却在买房这一现实压迫下最终与有妇之夫宋思明交往，一个原本穿着简单，不功利，为一句贴心的话可以感动的女孩却因为姐姐买房无钱而出卖来自己的青春与肉体，她的自身堕落与其说是现实的压迫，不如说是“痛点”之下的悲剧。

二、欲望下的精神悲剧

《蜗居》中房子只是一个载体, 物质决定精神,生存压迫心灵, 由房子问题而引发的人性的扭曲、道德的失衡、价值观念的错乱，剧作甚至触及了当下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合谋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对于一代人精神和情感的冲击, 它不仅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可怕的变异, 同时也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崩溃, 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 不再相信公平、奋斗的力量。房价在扭曲现实乃至人性，高房价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心, 颠覆着我们的道德底线和传统价值观念。 其实,就题目“蜗居”来看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日常居所,另一个是心灵的寄居之所。日常居所可以说是都市人的第二张身份证，而用生活悲剧所换来的房子是否又能够成为人们安心的“家”还犹未可知。作品中，海萍千方百计地想拥有属于自己的蜗居, 却牺牲了妹妹的人生幸福和身体健康，海藻为了姐姐买房成了宋思明的情人，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宋思明这个人物对于权力的欲望，也是作品中十分鲜明的精神欲望。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

　　《蜗居》中关于海藻与宋思明的情感欲望实际上也是一场精神悲剧的体现。与姐姐海萍不同，妹妹海藻鬼使神差的走上了一条“捷径”摆脱了蜗居，从此沦为了职业“小三”。海藻对过去的挥手告别使她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岔道，从而走向了精神的悲剧。孙先科在《颂祷与自诉》中说过，典型形象，既要描写人的横向的现实社会关系，又要描写纵向的文化关系，还要挖掘人的心灵这口“深井”。

三、栖息之中的情感悲剧

在面对物质与爱情时，单纯的否认物质确实是过于理想化的，脱离物质的爱情乌托邦不能存在于现实之中，但这也并不能引申为《蜗居》的爱情唯物质性。小说中宋思明也明白物质对于海藻的吸引不能长久，物质只是一种方法。但于海藻的内心而言，面对姐姐对于房子的渴求与煎熬，她不成熟的性情受到了刺激，她不愿自己多年后成为另一个海萍，她甚至感受到房子不仅仅是安身之所，更是爱情的坟墓。在海藻一次次帮助姐姐渡过难关之后，人性生理层面与心理层面的属性中无不在提醒她“人类总是要求自己拥有快乐而不是痛苦，人类总是要求得到尊重而不是贬义”。宋思明在此时不失时机的出现，让她以自以为是的“感情”为借口，理所应当的接受宋思明的救急钱和社会关系，生活的残酷如同鬼魅一般刺激着海藻在再三拒绝之后终于主动开口，在最初单纯的走向身体解放、灵魂被束缚再到最终臣服于这段关系，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角度来看，海藻也在本我、自我、超我的三个阶段中转换，突破自我的控制之后，她让一切臣服于自我的本能，从原本单纯遵循情感价值观与自我肉体贞守的状态，变成了快感与幸福感彻底颠覆并湮没内心羞耻感、罪恶感的状态，她的情感悲剧需要的是抑制“本我”与冲动的“自我”。

　　《蜗居》呈现的不只是人们的身体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心灵固守的困境。其实身体走出“蜗居”并不难，内心的解脱才是现实问题。每个人都有主动追求幸福的权利，但蜗居中的种种悲剧意味无不告诉我们，幸福与追求需要自己一步步积累所得，只有坚守自我，才能获得不愧于良心的结果。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230000

　　陈蔓青（1992-），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文学院15级学生，硕士，研究生，从事文艺学专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