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祥 高卫红 宋秋颖

　　解读凯特·肖邦的《漂亮姑娘佐拉伊德》和《德西蕾的婴孩》

　　◎杨俊祥 高卫红 宋秋颖

　　《漂亮姑娘佐拉伊德》和《德西蕾的婴孩》一直被视为凯特·肖邦反种族主义的经典力作。笔者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发现潜藏在表层文本下作者的写作立场：为种族主义辩护。笔者认为，凯特·肖邦在处理种族问题上有其进步性的一面，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保守性和片面性。

一、引言

凯特·肖邦（1851-1904）是美国南方重要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常常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为背景，描写性别与种族等问题，具有浓厚的南方地方色彩。她的经典长篇小说《觉醒》（1899）以同情通奸的笔调大胆地表达了女主人公对传统的反叛，刻画出女主人公性意识的觉醒。但这部作品受到当时保守的批评界的攻击和出版界的抵制，至此严重影响了凯特·肖邦的创作，使其长时间被忽视遗忘。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因其关注女性经验的创作，凯特·肖邦被认为是早期女性主义作家代表。

　　《漂亮姑娘佐拉伊德》是凯特·肖邦的有关漂亮女黑奴悲剧性故事的短篇小说。这个故事是以一个名叫曼娜·卢露的黑仆人大妈给女主人泰迪特小姐讲睡前故事的形式向读者展现的。故事的女主人公佐拉伊德是一个黑美人，一直在白人女农场主身边伺候，深受女主人的疼爱。她的女主人要把她嫁给另一个白人医生的混血男仆安布瓦兹先生，可她却爱上了医生身边的另一个英俊黑奴梅佐，被迷得神魂颠倒。她没有服从女主人的安排，与英俊黑奴私通，并怀上了孩子。两家主人得知消息后，女主人要求白人医生把黑奴卖到别的地方，并把佐拉伊德刚生下的孩子送到海岸边的种植园，对她谎称孩子夭折了，这对佐拉伊德的打击很大，最终她精神失常。与《漂亮姑娘佐拉伊德》一样，《德西蕾的婴孩》是她的另一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黛西蕾和丈夫阿尔芒的悲剧性命运。小说以19世纪美国奴隶制时期路易斯安那州为背景。女主人公德西蕾出生时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弃儿，被一对好心的白人夫妇收养，他们待她如己出，把她视作上天的恩赐。随后，德西蕾嫁给了家族显赫的年轻农场主阿尔芒·奥比尼。可是他们生下的孩子逐渐显现出黑白混血的特征，阿尔芒开始冷落德西蕾母子，并最终迫使其选择离家出走。在回娘家路上，德西蕾抱着孩子走向河中，绝望自杀。阿尔芒在整理德西蕾母子的遗物时，无意中看到一封信，得知他的母亲是一个黑人，而他才是黑人的后代。

　　长期以来，评论界很多学者认为凯特·肖邦是一位思想先进的南方作家，通过写作在反奴隶制度反种族主义以及性别问题方面表达自己的进步性观点和态度。所以在解读她的作品时，一些学者往往以这种刻板的阐释思维为基点，对其作品进行分析。然而，我们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漂亮姑娘佐拉伊德》和《德西蕾的婴孩》这两篇小说进行解读，发现凯特·肖邦似乎在向读者传达一种相反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二、潜文本中的隐含作者立场

作品的潜文本（subtext），“即字面下的深层意义”（申丹，2009:1），“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笔者自己眼中的一种分析结果”（申丹，2009:12）。而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韦恩·布思最先在其《小说修辞学》（1961）中提出并论证的。乔国强认为，“就其内涵而言，隐含作者除了是真实作者所创造之外，至少还应该有三层含义：其一，它与真实作者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和互动的；其二，它是由真实作者和真实作者所处的环境或所受的社会影响共同构成的；其三，它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最终还原、构成的一幅图景。具体说，是真实作者的主观意愿、社会环境对真实作者的指导或支配以及读者阅读三者相结合的一种实现。”（乔国强，2008）申丹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术语，她认为隐含作者涉及作者编码和读者解码两个方面，“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方式写作的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写作者的形象。”（申丹，2008）而这也恰恰证实了文学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特征，对于文学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面我们将探讨潜藏在这两篇小说文本中的隐含作者立场。

　　（一）《漂亮姑娘佐拉伊德》中倒置的“丑小鸭”

　　《漂亮姑娘佐拉伊德》中女主人公佐拉伊德与童话《丑小鸭》中丑小鸭之间存在某些相似和相异的地方，这为我们进行戏仿解读提供了可能。在童话《丑小鸭》中，一只天鹅蛋在鸭群中破壳，因相貌奇丑，遭到兄弟姐妹和其它小动物的嘲笑排挤。只有雁对它不错，但不料被猎人打死。几经风险磨难，最终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凯特笔下的佐拉伊德与丑小鸭有相似之处。首先，肤色相近。佐拉伊德是一个黑人，“她的皮肤就跟牛奶咖啡一个颜色，又柔软，又光滑。”（陈亚丽，2012）而丑小鸭在变成白天鹅之前，浑身的毛也是灰色的。其次，经历相似。佐拉伊德与英俊黑奴梅佐相爱之后，她人生中的磨难接踵而来。先是爱人被卖到遥远的地方，离她远去，使她伤心欲绝；接着刚出生的孩子，被人抱走，还谎称孩子夭折，这对于一个刚生完孩子的母亲来说打击无疑是最大的。而丑小鸭在家的时候，经常受到兄弟姐妹的嘲笑捉弄，甚至它的母亲也不得不劝它走远些，它被迫离家出走。在外面的时候，它遭到野鸭群的排挤，不得不时刻躲避猎人的捕杀。它死里逃生，跑到一间农家小屋，在那里又遭到了鸡和猫的排挤奚落，最终它再次回归自然，忍受着冬天的寒冷。最后，都有各自的追求。佐拉伊德不顾女主人的反对，大胆追求心爱的人；而丑小鸭一直向往大自然的生活，向往自己能像美丽的天鹅一样。在经历了寒冬之后，来年春天丑小鸭再次看到美丽的白天鹅飞过，它不顾生死地飞向了它们。

　　佐拉伊德与丑小鸭之间的不同在于：首先，成长环境不同。佐拉伊德本是一个黑女仆，隐含作者刻意把她塑造成一个美人，并让她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中长大：“打从她还是个学走路的小家伙开始，就一直在女主人身边接受教养；她的手指从不沾粗活，最多不过是缝补一下精美的脱了线的麦斯林纱；她甚至还有自己的小黑佣人服侍呢。”（陈亚丽，2012）女主人待她如亲生女儿般。而丑小鸭却恰恰相反。其次，两者的最终命运不同。与丑小鸭追求梦想，最终变成白天鹅的命运相反，佐拉伊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受到上帝意志的阻挠：“按照他（上帝）的安排，佐哈伊德应该因伤心而悲痛，这悲痛在尘世间是永远得不到解除的。”（陈亚丽，2012）最终佐拉伊德由一个美丽大方的漂亮姑娘沦为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女人。这种安排产生了很强的反讽效果，表达出作者对女主人公命运的悲悯和同情。

　　隐含作者通过这样精心的情节设计，把佐拉伊德塑造成一个倒置的“丑小鸭”形象，似乎在向读者传达这样的立场：佐拉伊德和丑小鸭两者最终命运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质不同。丑小鸭是在一只天鹅蛋中孵化出来的，不管它之后经历什么，它最终会变成一只白天鹅。而佐拉伊德不管她接受多好的教养，享受多好的生活环境，女主人对她多么疼爱，她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白人，无法改变她是一个黑女仆的事实。一旦违反上帝的意志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导致自我毁灭。这是一种典型的宿命论观点，透过这个观点，我们似乎可以嗅到一丝隐含作者为白人拥有的优越感而感到自豪的味道。

　　（二）《德西蕾的婴孩》中黑白人种之间的对立

　　从《德西蕾的婴孩》的表层文本出发，一般被解读为在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制下导致了一个弱女子和她的孩子自杀而亡，最后以一个莫泊桑式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尾。然而我们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发现在小说中存在着黑白人种间的对立关系。首先，就种族主义而言，当女主人公德西蕾被怀疑为黑白混血时，她痛苦不堪，给她的白人养母瓦尔蒙德太太写信诉苦，养母毫无歧视地给她回信，召唤她回娘家。阿尔芒的父亲老奥比尼先生是一位家族地位显赫的白人农场主，但他在巴黎娶了一位黑人女子为妻，也没有抛弃他的混血儿子。而她的丈夫阿尔芒却从一开始就冷落她，迫使她离家出走，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黑人保姆在发现婴孩有混血特征后，歧视自己的同类，作者故意用一些高贵的语词来形容保姆的行为，反讽地表现出其对同类的傲慢。作者似乎在告诉我们，种族歧视只存在于黑人之间。

　　其次，就人性善恶而言，白人妻子德西蕾与混血丈夫阿尔芒、白人父亲老奥比尼先生与混血儿子阿尔芒在本性上形成对立。德西蕾是一个温柔善良纯洁的女人，她非常爱她的丈夫，“阿尔芒·奥比尼生性专横傲慢，对人十分苛刻，但自打跟德西蕾结了婚，后来又得了个宝贝儿子，脾性变得好多了。”（惠宇，1983）“要是阿尔芒皱起眉头她就怕得打战，心里却依然爱着他；要是阿尔芒脸上浮起笑容，她便幸福上帝给了她最大的幸福感到心满意足。而自打阿尔芒爱上她的那天起，他那微黑而漂亮的脸上就很少有皱过的时候。”（同上）当被怀疑是黑白混血后，阿尔芒开始疏远她和儿子，“阿尔芒认为上帝对他残酷无情太不公平。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他这样对待德西蕾正是以牙还牙，是对上帝的报复。而且他已经不再爱她了，因为德西蕾虽然是无辜的，却玷污了他的家庭和整个家族的声誉。”（同上）他撒旦恶魔般的本性在经过短暂的休眠后再次复苏。在白人父亲“随和宽松”的管理下，仆人们每天过得很开心，可当混血儿子掌权后，他们早就忘记了快乐。通过这些鲜明对立，隐含作者在暗示白人本性的善良，而黑人本性的邪恶，为种族主义辩护。

三、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潜藏在这两篇小说表层文本下的深层意义：是做白人还是黑人这是上帝的安排；相比于黑人而言，白人具有明显的优越感；面对种族主义，白人无意与黑人争辩，种族歧视只存在于黑人种族间，是他们极力维持着白人的中心地位。这正是隐含作者看似荒谬的写作立场：为种族主义辩护。它反映出凯特·肖邦对黑人种族的偏见，在对待种族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保守性和片面性。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136000

　　杨俊祥（1992-），男，汉族，山西大同人，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