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玮琦

　　阿德勒理论观照下的贺庆生
——论《母亲河》中主人公的自卑情结

　　◎刘玮琦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经的自卑之人，带着记忆的追溯和深切的体悟，指明了心理学“人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成为后人敬仰的“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在他看来，自卑心理几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它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暴自弃或引发精神疾病，同样也可以使人发奋图强、振作精神。《母亲河》中主人公贺庆生自少年起便由于家庭的原因遭受歧视、经受磨难、忍饥挨饿，这无疑对他之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卑心理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人追求优越的基本动力，“他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带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即自卑感是与生俱来的。”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一书中给自卑心理下了明确的定义：“当一个人面对一个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便是自卑心理，此时出现的所有情绪都是自卑心理的表现。”人类从出生之日起，就会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如自身的身体或性格缺陷，或者是家庭中父母婚姻生活的影响，甚至是外界自然灾害的冲击。童年作为我们一生的道路起点，无疑对自卑心理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贺庆生童年自卑情结的表现及原因

《母亲河》是何振基先生精心力作的一部家族史诗长篇小说，主人公贺庆生从坎坷的青少年走出，一步步踏入仕途，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艰难之路和共和国的巨大变迁，横牵出几个家庭的发展。小说纵贯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本世纪前十年整整六十年的历史，这六十年的变化，不仅仅是小说中几个家庭经历挫折仍积极向上的奋斗历程，更见证了新中国艰难曲折后的茁壮成长。为了支撑起这部结构庞大的长篇小说，作者用精炼的语言和鲜活的情节塑造了“下至黎民百姓上至省委书记的近百个人物”，活灵活现、各有特点。其中，贺庆生更是被作者以精湛的笔法绘制得惟妙惟肖：生活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贺庆生，自少年时期便由于父亲的身份和母亲的改嫁遭受歧视、经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苦难的童年使他稚嫩的心开始负载人生苦难的重量，同时也滋生出一种刚毅的力量，主动承受各种磨砺。

　　翻开小说《母亲河》，从字里行间不难找出贺庆生自卑的证据：贺庆生初中时，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使他深深地感到，“罪恶”的父亲是共同的敌人，而自己是“黑五类”、“黑七类”。对此，他无颜面对红色运动，也无颜面对班里积极响应号召的同学们。他想加入红卫兵，可是因为父亲的身份没有得到批准，眼看着同学们去北京天安门被毛主席接见，贺庆生内心对自己的出身充满了仇恨。以致“文革”几年的重压，使他精神上感到深深的压抑，“从此，一种忧郁便渐渐形成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生活中，面对村中同龄女子的爱慕与追求，庆生深知自己的家庭处境，从不敢做非分之想，即便是遇到喜爱的秀秀，他也不敢去爱人家。贺庆生的这些明显的自卑行为，究其原因，都是童年时期家庭生活造成的。

　　小说背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贺庆生还年幼懵懂的时候，迎来新中国解放的知识分子贺文雍（贺庆生父亲），在自己当立之年，走向祖国大西北，一腔热血挥洒在茫茫戈壁滩上。然而，政治天空的变幻让人始料未及，由于有过右派言论、加入三青团的历史，贺文雍被推上了批判的舞台。整风运动风起风落，反右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这位有野心的年轻知识分子、共产党的热血追随者，在如此浪潮下，终结了他短暂的政治命运，并于一九六零年长眠于他钟爱一生的戈壁农场。贺文雍用短暂的生命书写了他的人生价值，尽管其一生被历史的误区掩盖，但终究，随着新中国发展的不断前进，探索道路从曲折走向光明，人物的命运也再一次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而转悲为喜：西海州委改正贺文雍错划右派分子并为他平反昭雪。曾经父亲的“右派”身份还是使贺庆生受到了不同的世俗眼光。这个来自父亲身份的因素，同样也作为出现在贺庆生人生中的“变故”，对他之后敏感心灵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贺文雍的悲剧命运不仅对庆生的心理产生重创，同样改变了凌芬的命运：面对丈夫贺文雍的噩耗，凌芬几乎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这时“痴情种”秦光明闯入了麻木的凌芬生命当中，在其一番死缠烂打后，六二年初，秦光明如愿以偿地与凌芬结婚了，同时，成为贺庆生的继父。婚后的秦光明渐渐地显露出好吃懒坐的本性，并在凌芬一次次的原谅下愈演愈烈。原本就不堪一击的家庭生活变得一落千丈，不仅屡次受到革命领导小组的批斗，而且家庭逐渐破落，贺庆生也因此回乡务农，成为了社会底层的农民。母亲的辛苦生活贺庆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面对家庭的变故，贺庆生必然要经历三种选择：要么顺其自然，随波逐流；要么自暴自弃，走上邪路；再就是经受历练，浴火重生。自强的贺庆生选择了后者，其中虽然也不免会产生很多不满现状和低沉犹豫的负面情绪，但是在这部充满着无限正能量的长篇小说中，主人公的自尊自强、勇于超越自卑心理的精神着实成为了小说情节发展过程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贺庆生自卑情结的超越

阿德勒在其理论中总结出了三种自卑表现：通过小事来追求优越感；犹豫、彷徨、退却；眼泪、愤怒、道歉等情绪。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消极的面对和积极的挑战。《母亲河》中的贺庆生面对人生的苦难，更多展现给读者、展现给新时期年轻一代的是：他选择了一条追求优越感以超越自卑的路。“人们对优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正是因为这种渴望，他们活动着、奋斗着。

　　母亲改嫁秦光明后，家庭的贫苦面貌激起了庆生艰苦劳作的决心。他明白，土地是根农民是本，土地是母农民是父，在阳坝村，想要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闯出一块新天地并且获得生产队的认可，就要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即便是没人愿干的活——犁冬水田，贺庆生都强忍着刺骨的寒水，坚持犁地。直到离开生产队，庆生早已经历了犁田、打坝、打场收割等一系列的劳动锻炼，更是由于待人热情谦谨、朴实受到了老队长的赏识，融入了当地的群众生活中，也因此，收获了他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爱情。生来自强的贺庆生并不把眼前的光景作为人生的终点，“我总有出去的一天”，阅读完《马克思传》后的贺庆生从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光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不仅仅书写了中国历史上光彩的一页，同时成为改变贺庆生命运的一次契机。

　　从小自立自强的贺庆生由于父亲的身份，他把生存的屈辱归集到了出身和生活环境上，“文革”期间，无缘参加众多学生活动的贺庆生阅读了大量的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国家与革命》《青春之歌》等都成为了他手边的读物，接受了众多革命英雄主义文学教育的贺庆生，决心要改造自己。回村后，大量的农田工作并不影响他前进的步伐：白天干活，晚上看书，他孜孜以求，坚持苦读，担任广播员期间，更是充分地发挥了文学功底深厚的才能，令大家刮目相看。高考的重新到来，仿佛让贺庆生看到了一缕天亮前的晨曦。在渐渐苍老的母亲和贤惠的妻子鼓励之下，贺庆生一边在公社工作一边复习功课，他要为了这个饱经风霜的家庭，拿生命一搏！终于，凭借着他广博的阅读量，以文科的优势，成功地拿到了那张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

　　“走向高原”——成年的贺庆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留校的机会，他要在二十年之后，再次沿着父亲的脚步，踏上西去的列车，到父母曾经向往、曾经痛苦、曾经为之奋斗和曾经留下无数悲壮的地方去。满怀着对荒凉大漠的希望、满怀着对那片荒袤土地深沉的爱、满怀着追忆父亲的情思，贺庆生在这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重新开始了他的人生与事业。由于任教时的努力得到众人的认可，一次偶然的机会，年轻的贺庆生意外地步入仕途，三十年没有回头。同样的父子，同样的付出，同样的广袤土地，不变的是那颗真挚的爱国心，对大西北的满腔热血，变化的是祖国的政治风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挫折与不断探索的新中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一切如新生一般重新开始——新的开放环境，新的国家政策，祖国朝着繁荣、多元、稳定一步步发展。长在新时期的贺庆生，同祖国共同茁壮成长。

　　经过高原的历练之后，贺庆生重返家乡鑫州东江主政，官场上的贺庆生思路清晰干劲大，深入乡镇内部，实事求是，与底层老百姓密切接触。凭借着曾经在高原上积累的工作经验，他面对分管的工业、信访、政法等工作，有自己独特的工作之道：为民务实，深入百姓使他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贺庆生对于鑫州的发展思路和举措，以及那务实苦干尽职尽责的精神作风，不单单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更带领全县逐渐走向稳定与繁荣。不仅如此，面对复杂多变、充满诱惑的官场，贺庆生始终保持着为官做人的原则，不卑不亢，与官场反面人物柯明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说对于贺庆生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官场、情场中的正能量。贺庆生作为一位超越自卑的典范，正是他这种一如既往对工作、感情的真心，让贺庆生成为了我们面对生活的态度榜样。

三、结语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有目的有意识地合理改造自我。”人不可能没有自卑，关键是如何超越自卑。贺庆生，童年饱受家庭变故带来的苦难体验，这位少年强者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通过不断地完善自己来改变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在阿德勒心理学理论盛行的今日，以此角度来分析贺庆生的童年生活经历显得颇具新意，也让更多的读者清楚地了解《母亲河》中贺庆生的人物形象。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 723000

　　刘玮琦（1993—），女，汉族，河北张家口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