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雨

　　浅论地域文化对刘震云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

　　◎原 雨

　　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创作个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河南作家刘震云的乡土小说中带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多方面、多层次地体现了河南乡村世界的人情世故以及广阔土地下巨大的历史沧桑。

　　《管子·水地》篇中认为一方水土会产生一方人的气质、精神。因此在研究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时，一定要关注他成长的自然地域环境，还要关注该地域的文化风俗、社会历史等方面。刘震云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他的作品如《瓜地一夜》《栽花的小楼》《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一系列反映故乡河南人民生活图景的小说自然包含着博大精深又独具特色的河南地域文化色彩。本文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方面阐述其乡土小说所蕴含的地域文化，进一步了解河南的地域文化对刘震云乡土小说的影响。

一、地域物质文化与原乡意识

河南地处中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农业是其物质文化的基础，农业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的基本基调。从中原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黄土地与人民百姓紧密相连，孕育了这一空间上独特的土地文化。也使得农村生活的留恋和追怀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大潮的推行，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人们在逃离物质贫困、精神匮乏的地域故乡之后，人们试图在精神返乡中找寻灵魂的安身立命之处。刘震云的乡土小说中，正蕴含着这两种矛盾的心理。他的作品，正是通过关注农民命运，尤其是在经济大潮中小人物的生活来体现矛盾所在。比如《塔铺》中就写了两代农民的现实境遇。父亲在得知“我”要参加高考时，并未全力支持，但是一本来之不易的世界地理书寄托了父亲的期望；“我”不甘农民出身，不甘家庭贫困，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刘震云的视点集中在这些人物上，着力描写农民的心灵创伤及对土地的爱恋，他一次次加倍放大显示故乡中苦难的内容，深刻表现对故土的爱恋，同时，又夹杂着对故乡的不满。

二、地域精神文化与苦难书写

河南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其精神文化包含着很多内涵。首先，表现在注重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文化教养。它所倡导的是争做具有良好道德良知和高尚道德实践的君子，同时也要求君子包含对苦难的包容，对艰辛的隐忍。其次，在历史上，作为王朝建国建都的中心，严苛的管理和忍让大度精神加深了百姓的臣服心理，体现出更多的是对苦难的不反抗。刘震云对于这些刻骨铭心的生活苦难，颇为关注。他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一九四二》中，展现抗日战争中，一方面面临着自然灾害的伤害，百姓挣扎在死亡的生死线上，过着饥饿煎熬的生活；一方面蒋介石作为当时的领导人，无视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急于国家大事，让百姓交军马缴纳饲料。双重的夹击使苦难成为时代的特征。刘震云自称：“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去回顾那一段独具苦难的历史。除此之外还有对于战争，对于大迁徙，对于文革，这些被苦难无情摧毁的生命，被苦难重压下的底层人物都成了他写作的素材，成为他同情的对象。他的乡土小说既写出了历史苦难，又写出了大多数人所忽略的社会现实苦难。

三、地域制度文化与权力崇拜

河南古代是军事要塞，现代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拥有权力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生活的最大优势。因此权力的争夺在这块土地上历代更迭，循环上演，也形成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刘震云在长期的制度文化中成长起来，更能体会到饱受社会苦难，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对于权力的既敬畏又热衷的心态。其实，不光光是权力，权力所带来的金钱和裙带关系，是他们认为的人生路上的绝对通行证。这也造成了有人为了获取权力，不顾礼义廉耻，不顾仁义道德，成为金钱权力的奴隶。刘震云曾说：“我的故乡是很看不起我的，故乡的人们以为我出门在外这么多年，原本应该混了个青年作家。在我们国度里，你是否混得好，要看你的地位，地位就是一切身份。而做没做官，做多大官，是和地位有密切联系的。大家全都怕官，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怕。”这段话深刻阐述了中原民众对于权力的热烈追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塑造了一段因权力干预而长达二十年诉讼的案件，主人公李金莲的青春和人生也因此被消磨殆尽。还有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中塑造了由争夺权力而引发矛盾的孙老元、李老喜两大家族，还有许布袋、李老喜等人对于权力热烈的追求，他们在利欲熏心的权力腐蚀下也都失去了人性底线。刘震云通过文字淋漓尽致地表现乡村民间的生命状态，深刻表现对权力和生命丧生的失望。

　　河南作家刘震云，作为中原文化的吸收者和展示者，他的乡土小说是对中原地域文化呈现、反思、审美的标本。他将故乡的生存图景展现在文字笔端，立足于民间，着眼于百姓，记录着中原乡村大地上民间的悲喜剧。作家将地域文化和文学作品相互融合，体现着作者的人文关怀和文化价值，展现丰富的多彩的河南社会生活图景。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73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