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玲 吴蕾

　　论张爱玲香港传奇小说中的上海女人

　　陈红玲 吴蕾

　　张爱玲香港传奇小说书写的是以香港为背景的上海女人的故事，描述各色各类的上海女人在香港这个大染缸里的蝇营狗苟。她笔下的上海女性充满了悲凄的意味。张爱玲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将香港社会中的上海女人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悲悯情怀也在香港传奇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她的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伟大收获。其主要文学成就表现为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世界。著名学者夏志清曾经说过：“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与透彻等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上个世纪，曾在香港、台湾、大陆掀起“张爱玲热”，直至现在，仍有许多人被她笔下痴男怨女的传奇故事所吸引，她剖析人生的深度与把握人性的准度在现代作家中较为突出。

一、弥漫着殖民记忆的香港传奇小说

张爱玲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 这七篇就是张爱玲以香港为背景来描写上海女人、讲述上海女人故事的香港传奇小说。张爱玲在《茉莉香片》说：“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在这样的一座城市，演绎出的上海女人的故事必然是悲凉的。

　　张爱玲往往给人们一种错觉，仿佛她一贯都是在书写香港，书写有上海影子的香港。那个时代的香港，还是在英国的统治下，属于殖民地，处处都能看到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有这么一段描述：“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光这一段描述就深刻地体现了香港这个大熔炉对薇龙姑母这对上海女人的影响，就连自己的居家住宅都深深烙上了殖民地的烙印。家里所有的布置都是西式的，仅有几件摆设带有中国文化色彩，而这一丁点的中国文化也是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需求。

　　这七篇小说中，薇龙、流苏、碧落、小寒和翆远这几个上海女人的形象比较典型。张爱玲以香港为背景，通过这几个上海女人不同的出身和命运以及对于人生的态度，用自己的笔将她们的辛酸与苦楚，以及生在旧时代的悲哀刻画得入木三分。

二、上海女人在香港的际遇及命运

张爱玲的香港传奇小说中，最为典型的上海女人形象分别是葛薇龙、流苏、碧落、小寒和翠远五人。而她们尽管都是上海人，尽管都生活在香港，却有着不同的性格，也有着不同的际遇和命运。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一个有原则的学生，可是自从她对纸醉金迷的生活上了瘾之后，她的生活准则一次次地打了折扣，终于成为了姑妈潜心培养的勾引男人的鱼饵。她有想过追求新生活，变回原来的自己。甚至已经收拾好了行李，也买好了船票，想要回到上海，回到父母身边。可是在临走之际，却又生了一场大病，留了下来。就跟她姑妈说的一样：“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 可是回不去的究竟是她的人，还是她的心呢？“她生的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想回去，有心挨延着……” 到最后，她还是留在了香港，留在了“繁华的社会”里，留在了“鬼气森森的世界”里。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有很强的女性自主意识，自己做主结了婚，但婚后丈夫变成了一个败家子，便又自己做主通过法律离了婚。在那个时代，不认命，结了婚还要离婚的女性是不多的，并且还是通过法律，完全体现出了流苏自主的女性意识。可悲哀的是，她在所有的钱被哥嫂骗光后便开始遭到嫌弃，在娘家常要忍受闲言碎语。但是她不甘心就这样沉沦下去，她要凭自己二十八岁的青春和剩下的女性意识去追寻自己的归宿，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她昧着良心抢走了本属于七妹的对象——范柳原，尽管她深知范柳原并不是真的爱自己，但她还是得牢牢抓住他，因为，如果她失去了范柳原，便失去了再嫁的可能与生活的希望，同时还得遭受家人的歧视。于是她机智地与范柳原周旋，以便于她还能保持自己的身份，不至于被家人扫地出门。可是她强烈的女性意识不允许她向范柳原低头，她绝不会贬低自己的身份，于是她一度跑回了上海。但，白公馆里等待她的只是尖锐的话语：“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当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 在他们眼里，流苏就属于上了别人的当后灰溜溜地回家这一类的，这一句句的话其实比刀还可怕。故事的最后，流苏虽然等到了范柳原的电报，再次离开娘家去了香港，但这次却又完全不一样了，她除了做范柳原的情妇，没有其它的选择了。即使后来发生了战争，她们两个结了婚，但在情感的战争中，流苏还是失败了。

　　其实，在《茉莉香片》中，描写碧落的篇幅实在是很少。但尽管如此，透过少数的篇幅，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碧落的人物性格以及她悲惨的命运。在碧落十八岁的时候，在定亲以前，她是很想、很渴望进学校读书的。她还是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希望和追求的，只是家庭的打压和社会的压力让她不得不“认命”。在爱情方面，她也不是自己儿子认为的那样不懂得争取的。她和表妹学堂里的学生言子夜恋爱了，言家便托了人说亲，可是却被父母拒绝了，他们希望碧落嫁一个发达人家。后来，碧落主动找到子夜，暗示子夜去求父亲重新托人在她父母跟前疏通，但是子夜拒绝了。他不希望使自己的家庭重新蒙受侮辱。于是，子夜出国，碧落嫁人。可见，碧落为自己的爱情是努力争取过的，并不是一味的认命。

　　《心经》中的小寒和《封锁》中的翆远的人物性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细究之下，却又天差地别。她们两个都是自私的，都是悲哀的。不同的是，小寒是因为自私而悲哀，而翆远是因为悲哀而自私，并且小寒的痛苦和悲哀都是真实的，而翆远的只是梦一场。

　　小寒的性格极其张扬。她生活在一个人人羡慕，幸福无比的家庭。她的世界只有她一个人，她是自私的，自私到不允许任何人爱上自己，当她知道自己的同学龚海立爱上自己的时候，就急着替绫卿说媒，把海立介绍给她。她自私到不允许别人爱上自己，却要用美色勾引别人。她甚至自私到无论自己有多大，都要霸占自己的父亲。就是因为她的自私，导致了她的悲哀，因为她的自私，导致她失去了自己的父亲。父亲的出走，留给了她无尽的悲哀。

　　同样《封锁》里的翆远也是自私和悲哀的。她的悲哀来源于她的家庭，而非她自己。家里人希望翆远嫁一个好人家，可是这并不是翆远想要的，她不快乐，她感到悲伤。于是，她的悲哀导致了她的自私。她爱上了宗桢，一个只是在电车上见了一面的男人，一个没钱但有太太的男人，仅仅因为她恨她的家里人。她和宗桢恋爱只是为了气自己的家人，她太快坠入情网了，第一次和宗桢在电车上见面就恋爱了，仅仅是宗桢朝她坐了坐，她便感到炽热，感到激动。翆远只是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梦到自己在电车上和宗桢恋爱。

　　一句话，在这七篇小说中，张爱玲把“女性的悲哀与无奈，自愿或被迫的沉沦与堕落，不动声色地表现出来，无言的展示着华丽的苍凉”。

三、世俗的进取心：上海女人在香港背景下的挣扎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生活在旧时代，命运不能由自己主宰。然而这些女性却都不甘于自己的命运，有着一颗世俗的进取心。她们都对情爱生活极度向往，这就注定了她们悲剧的命运。薇龙、流苏、碧落、小寒和翆远这五个上海女性都是对爱情有着向往和追求，通过自己或多或少的挣扎和斗争，有的改变了命运；有的，则顺从了上天的安排，但悲剧的结局是一样的。通过这些女性的不幸遭遇，张爱玲悟出诸多人生感慨。

　　（一）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张爱玲在《留情》里慨叹：“生活在这世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的确，这七篇香港传奇小说充分体现了爱情、亲情、友情的千疮百孔以及旧时代女性地位的低下。有的女性虽然在家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在精神上却饱受摧残，她们不能追求自己的爱情，也无法拥有真挚的友情，甚至有时候就连亲情也会背叛她们。比如说流苏，比如说小寒，比如说碧落。而薇龙和翆远相比之下更是悲哀，她们不仅在精神上遭到迫害，就连物质上也受着压迫。薇龙为了满足自己现实的物欲，甘愿接受梁太太的安排，与明知靠不住的花花公子乔其乔结婚。她对生活的积极追求，其实是在编织围困自己的罗网。她们出生在贫苦人家，在家里受尽欺辱，就连吃喝权利都不能掌握，就别说有追求自己理想的希望了。再者，她们的婚姻更是掌握在家人的手中，家人希望她们嫁一个有钱的人家，她们就不能不顺从这悲惨的命运，最后沦为商品过着苟且的生活，也失去了爱情、友情和亲情。张爱玲对这一切十分痛心，十分惋惜。

　　（二）男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在这七篇香港传奇小说中，张爱玲用她的作品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男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尤其在那纸醉金迷的香港社会。可是那时代的女性对异性有着强烈依赖性，偏偏要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拿不准的男人身上。《第一炉香》中，丫头睨儿曾对薇龙说：“我替你打算，还是趁这交际的机会，放出眼光来拣一个合适的人。” 就连一个丫头都知道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找一个合适的人把自己嫁了。可见那个时代，女性必须依赖男人的观念多么深入人心。《倾城之恋》中的流苏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对男人的依赖性更强，她把自己人生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极不靠谱的富家子弟范柳原身上，她指望着范柳原能够带她离开娘家，能够摆脱娘家人的闲言碎语。她更希望范柳原能够给她崭新的生活和人生的希望。于是她用自己仅存的二十八岁的青春来牢牢抓住范柳原，尽管范柳原本是七妹的相亲对象，她不怕家人的辱骂，不怕别人的诟病，为了自己的人生，她就得抓住范柳原。而《封锁》中的翆远为了气自己的家人，为了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她选择了和一个在电车上相遇的，没有钱但有太太的人恋爱。她依赖宗桢，指望着和宗桢恋爱可以反抗自己的家人，她把改变自己生活的唯一希望放在了宗桢这个已婚男人身上。女性对异性的依赖使女性丧失了自我，这也是她们悲惨结局的最主要原因。

　　（三）全为了生活

　　在张爱玲香港传奇小说中的女性不管如何演绎，如何挣扎，如何折腾，善也好，恶也好，全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第一炉香》中薇龙的姑妈为了保持自己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诱惑薇龙，把薇龙从一个正经读书的女学生变成了自己勾引男人的工具，变成了自己敛财的砝码，她用漂亮的衣服、帅气的青年，用音乐会、晚宴和舞会来吸引薇龙，让薇龙对这些上瘾以致无法自拔，甘心沦落为“妓女”。而《心经》中的小寒与绫卿因自私而互相迫害。小寒不想让海立爱上自己，便要把自己不爱的海立介绍给绫卿，在她心里，绫卿就只配拥有一个她不要的男人。而绫卿为了反抗，竟然和小寒的父亲相爱了，让小寒的父亲离开了小寒。而自己也背负了很多，因为一段所谓的不伦之恋。

　　总的来看，张爱玲的香港传奇小说在她的小说作品中虽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香港传奇小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小说中的上海女人也成为了她小说史上的一个符号，尽管这些女性形象不那么完美。但是，她们确实是真真实实地存在过，她们有过挣扎，有过斗争。张爱玲对于香港传奇小说这些女性形象的原型是非常熟悉的，她们都是来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所以她对这些角色寄予期望，有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而这些女性形象，也确确实实地反映了张爱玲对于旧时代这个大环境的憎恶，憎恶它对于女性的摧残与迫害。通过这些女性形象，鲜明而又炽烈地表达了张爱玲希望女性能自主和独立地生活，表达了她对于女性勇敢追求幸福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希望与期盼。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中文系 42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