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

　　对话理论视角下《蛙》的解读

　　陈慧

　　所谓对话，是源自人们的言语活动，指主体间的言语交流。随着现当代西方理论的发展，对话从人类社会交流的普遍现象上升为涉及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的系统方法论，凭借其理论的观照在主体和文本、主体和主体、文本和文本之间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将“对话”视为人的存在本质，是一个核心的理论范畴。纵观莫言小说创作，可以明显地看到巴赫金对话理论对他的影响。本文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从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大型对话、人物自身的微型对话、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三方面来重新解读莫言的《蛙》。

一、人物之间的大型对话

巴赫金认为，对话理论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众多的声音和意识各自独立且不相融合；二是这些不同的声音和意识具有充分的价值。将这理论应用到作者的创作中就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处于主体地位，并且有着各自的意识。在莫言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大都很明显。

　　在《蛙》中，姑姑是贯穿小说的中心人物，她与王仁美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较为典型的大型对话。姑姑是高密东北乡的妇科医生，对计划生育的态度十分坚决，不遗余力地执行政策。小说中的耿秀莲、王仁美以及王胆她们“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调子唱着同一题目”控诉姑姑的残忍无道。她们在死之前分别对姑姑说了“你不得好死”，“姑姑，我很冷”和“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耿秀莲的话直接控诉姑姑的强悍和偏执，王仁美的话则暗示了姑姑的残忍让她寒心，而王胆虽是一句赞话，却将矛头直接指向姑姑。有着相同遭遇的三个女人在她们悲剧命运的最后时刻说出的最后一句话都表达出内在共同的怨恨、绝望和阴冷，从中可以看到冰冷僵硬的政策与血肉人性的碰撞。这种碰撞的过程也就是小说大型对话延伸的历程。

　　《蛙》中姑姑与王仁美们的矛盾冲突也反映了国家政策与个体生命的冲突。题目“蛙”与“娃”谐音，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计划生育有着明显的合理性。然而作品在叙事进程中时刻透露强烈的人文关怀，因为在当下，尊重个体的生命尊严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姑姑执行国家政策时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亲手扼杀新生命的行为，确实让人不寒而栗。所以作者充满纠结地说，“用这样的语言来描绘姑姑的工作，确实有些不妥，但我实在找不到更准确的语言了”，因此他让晚年的姑姑有着一种特别强烈的罪感情结。

二、人物内部的微型对话

微型对话多是表现处于分裂状态下的人物内心活动。巴赫金认为，人物内心对话反映人物性格的分裂性。莫言在他小说中刻画了一批在思想意识上具有分裂性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内心世界是由自我谴责和自我开脱这两种声音交织而成的，形成了内在的双重性。《蛙》中的姑姑是最好的例子。姑姑的性格具有双重特征，即魔鬼与天使共存，残忍与善良交织，多种相反的声音喧嚣对话于她的整个精神世界。由于王小惆的背叛，姑姑心灵深受打击，为了证明自己的忠心，她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那双普普通通的手将两千八百多孩子送进了地狱。这种行为是令人发指的。但是这只是她性格的一面。除了冷酷无情，她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为孕妇输血，抚养未足月的婴儿等等情节，显示着她生命中的另一种色彩。小说中有一幕写得最为感人：那母牛一见到姑姑，两条前腿一屈，跪下了。姑姑见母牛下跪，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姑姑毫无矫情做作之态，一切都是那样的真实、自然。她的泪流表明了她并不是一个内心坚硬的冷血动物，她也有常人的感情，也是有一颗善良的、柔软的心。

三、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

莫言作品结构上的一个大特点就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对话性，即除了显性的大型对话和隐性的微型对话外，他很多作品在细节方面均表现出鲜明的对话特性，即文本之间的对话。文本之间的对话由多种文本共构而成，它们形成对话，并相互解构。如《蛙》的文本整体上就呈现出补充的对话形式。全书共五个部分，四封信外加一部话剧，其中四封书信写出了在特殊年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人性的扭曲，而话剧部分用张狂的话语，描绘了一幅末世癫狂的图画。如果作者对前者在感情上有所保留，而对后者则是对当口社会的世道人心展开了尖锐的袒露。这样的混搭方式让人惊艳，形成了对话，道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真实的属于我们时代的真实，向我们提出了应该如何面对人性中的恶的问题。

　　对于小说的对话特征，莫言曾言：“当代文学是一个双黄的鸭蛋，一个黄子是读神的精神，一个黄子是自我意识。读神精神和自我意识好像互不相干，实际上紧密相随，它们共同存在于当代文学这个鸭蛋里”。这种文学观使他的作品往往呈现出众多意识汇聚一堂、平等对话的特征。而他的小说《蛙》正是这一观念实践的成果。当然，对话并不仅仅限于人物、文本间的对话，还应该上升到哲学上的对话、文化上的碰撞。这对于研究对话理论的拓展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19

　　陈慧（1993-），女，汉族，文艺学，南通大学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