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平

　　评巴金十七年时期的散文创作

　　阚平

　　巴金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关于巴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他的小说及《随想录》等作品上，其他文本则乏人问津，特别是对其十七年时期散文的研究一直比较忽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巴金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华沙城的节日》、散文特写集《大欢乐的日子》、十年作品选集《新声集》、散文特写集《赞歌集》、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随笔集《贤良桥畔》等作品。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巴金也出版了《英雄的故事》《明珠和玉姬》《李大海》等短篇小说集，但是与前者相比，散文代表了巴金十七年创作的主要成果。

　　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对巴金十七年时期的散文进行了全盘否定，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粗制滥造的“敷衍之文”。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现在的学者往往以今天的价值观去衡量十七年文学，难以对其产生共鸣。十七年文学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期，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时代气息的影响，有局限也在所难免，但瑕不掩瑜。巴金十七年散文中所呈现的与众不同的创作热情、“异质同构”式的书写技巧、怀人亦自审的人格魅力，具有不可磨灭的审美价值和强烈的感染力。而这些成就和局限所形成的原因，也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一、巴金十七年散文创作的特点

（一）把“燃烧的心”交给读者

　　1931年，巴金翻译了高尔基的短片小说集《草原的故事》，他非常敬佩其中的人民英雄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巴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用“把心交给读者”作为对自己文学活动的要求。如果说巴金那颗“燃烧的心”在其解放前的散文中是力图烧尽旧社会一切腐朽的熊熊烈火，那么在他十七年的散文中又是同共和国一起升起的融融暖阳。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那颗“燃烧的心”更加火热，他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喜悦，这从其十七年时期出版的散文集所确定的名称上便可看出。他曾在《〈赞歌集〉后记》中写道：“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赞歌’，它也要蘸饱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他要用“写惯苦难的笔来写人们的欢乐”。巴金的散文奉献给读者的，既不是轻薄的赞美，也不是浅显的追忆，而是用血和泪熔铸成的文字，是爱和恨交织在一起的倾吐不尽的深情，是一颗充满着“直率的真实”的火热的、赤诚的、坦白的心。

　　他的感情真挚、热烈，犹如一团火焰。他满怀激情地抒写时代的风情美：“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结束了过去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做了自己的主人，以不可阻挡的排山倒海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以我们祖先梦想不到的空前的速度，奔向社会主义的美丽的前途。”[2]381又以无限深情的笔触，展现自己的国际主义情怀，讴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华沙城今天在欢笑，因为它今天看见了八十个国家的人民保卫和平的决心。它也知道了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它绝对不是孤立的。”……说真话、抒真情，他每次提笔创作的过程都是“把心交给读者”的过程。他的散文中没有生硬晦涩的文字，字里行间都体现着他的真诚、坦率、质朴。读他的散文，似乎能感受到一股炽热的洪流流淌于心，按捺不住被其引燃的昂扬的思绪。

　　（二）“异质同构”式书写技巧

　　在二十世纪末，出现了一股否定巴金抗美援朝创作的思潮，这一思潮首先来源于美国学者奥尔格·朗的著作《巴金和他的著作——两次革命中的中国青年》。其后，我国一些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主要代表学者有香港的余思牧先生、大陆的程光炜先生等人。他们共同的观点是巴金的抗美援朝创作“大部分质量低劣”。

　　巴金从未掩饰过他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建国后，他主动接受共产主义的熏陶，似乎要改变他的信仰，但是在巴金的一些抗美援朝散文中，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思想仍然若隐若现。巴金笔下第一次出现了一批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总是说“一人吃苦，万人幸福”，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之一。无政府主义的这个理想与社会主义的理想是相符的。他是以一种“异质同构”的书写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即他找到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共通点进行融合，通过对祖国、对人民的赞颂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政治语言，在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基础上，实现对人性的书写。

　　巴金在与国家话语的疏离与趋同间，坚守着个人创作的主体意识。他赞扬英雄为祖国、为人民的爱而牺牲的精神，但并没有单纯地用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来看待死亡。巴金站在一定的高度思考着战争的残酷性，心中隐藏的是对战争吞噬无辜人民的生命的悲愤。他对战争中的人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都摆脱了概念化的毛病，还原了战争中人最初的各种状态。在当时一味对英雄进行歌颂的创作背景中，巴金保持着对战争残酷性的批判，对生命脆弱的思考而显得弥足珍贵。这也无疑是他的作品能久经时间的考验，多年后依然感人的重要原因。

　　（三）“怀人亦自审”的人格魅力

　　在巴金十七年时期的散文中，悼念类散文数量并不多，却最感人、最真实，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怀人”中“自审”。“怀人亦自审”表现了巴金的伟大人格。

　　巴金将郑振铎尊为介绍自己进入文艺界的前辈和挚友。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于一场空难中殉职，当时巴金正在莫斯科出席会议。回国后巴金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悼振铎》一文，他在文中回忆了郑振铎对他的帮助和批评：“他责备过我近几年写作太少”，“我不能不承认他气魄大，精力充沛，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反观自己却是一个下了好大决心才从书斋中走出来的后进生，深感内疚。

　　在十七年时期，巴金陆续写了《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秋夜》《一个秋天的早晨》四篇散文怀念鲁迅先生，并在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纪念鲁迅先生》的开幕词。巴金将鲁迅先生比作太阳，而自己是受太阳恩泽成长起来的小草。在怀念的同时，巴金也谨遵鲁迅先生的教诲。在巴金心里，鲁迅的“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成为巴金生活和创作的信条。

　　巴金与靳以之间深厚的友情长达30年，他们一起创办刊物、一起发表宣言、一起游遍大江南北，两人还曾约定共同活到一百岁。可是世事难料，每次出场必给大家带来欢笑的靳以，却用溘然长逝给大家留下了永恒的悲哀。巴金用痛哭式的笔调写就了《哭靳以》《他明明还活着》，他在文中回忆着与靳以相处的一点一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靳以不能遵守诺言的“埋怨”。

　　在这些怀人散文中，巴金通过回忆、对比来反思自己的过失，从逝去的尊师故友身上不断汲取精神养分，他们英年早逝所留下的遗憾和往日里对生活的热忱与希冀，鼓励着巴金为真理而写作，支撑着巴金经受住了“文革”的磨难。

二、巴金十七年散文创作的局限

（一）从“言志”到“载道”的自我缺失

　　在我国现代散文史上，有过所谓的“叛徒派”和“隐士派”之分，这可以看成是古代散文中“言志派”和“载道派”的延伸和发展。周作人先生对此解释道：“言他人之志既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

　　建国前，巴金的散文大多是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叛逆张扬之作，洋溢着“言志”的明丽色彩，且题材多样，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对封建社会丑恶的揭露、对旅途民俗风景的记述、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小记等等。而建国后的十七年是在政治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十七年，巴金在这一时期的散文，读来使人觉得振奋，但感觉却不尽兴。他倾尽全力进行歌颂，充分表达了自己“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思想内容反倒失去了以前的光彩，少了充满个性的反思，不再像其解放前的散文一样，有许多内涵深刻的哲思和议论性的随笔，更多的是对现实幸福生活的白描。在有些篇目中，巴金常常来不及对客观事物进行细致深入的观察和体验，写出自己真实、深切、独特的内心感受，而急于以共同的政治理念来替代，给人以一种自我缺失的空泛之感。

　　（二）缺乏艺术美感的平庸化倾向

　　巴金十七年时期散文的内容主要是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歌颂，例如抗美援朝、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大跃进、过渡时期总路线等。但似乎是为了赶数量，巴金对散文的质量并没有足够重视。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入文的：塔什干的羊肉串、莫斯科的红场、日本的富士山和樱花、越南的贤良桥乃至镰仓的一张照片、乌克兰的盐和辣椒面等，凡是能和歌颂世界和平、各国之间的友谊能搭上关系的物件，都会成为巴金写作的一个线索，可谓是所见所思皆成文章。选材如此粗糙甚至有些牵强，而叙写也因此变得单调平庸、缺乏艺术美感。从一出中国古戏《灰阑记》的翻译中，他发现了波兰人民对新中国的“敬爱”之情（《灰阑记》）；在一篇“救火”的回忆中，他提炼出了中朝团结的主题（《金刚山上发生的事情》）；仅仅见过两三次面，他就对中日两国作家之间“深厚的友情”深信不疑（《忆情野季吉先生》）……

　　就连巴金自己都承认：“（这些作品）主要的缺点是干巴巴，一般化”、很多作品都“没有重印的必要”、“其实保留在这个集子（《赞歌集》）里的二十二篇文章也不是值得一读的佳作”。关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他也表达了自己的苦恼：“我有时给逼得没办法，坐在书桌前苦思半天，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终于留不下一句”、“我去过两次越南，战争轰炸时期我还到过贤良桥边，写过两本书，一本印出来了，一本还来不及发表出书，现在都成了废品，如果尽写这些废品，我算什么作家呢？”巴金在当时急于下笔又无从写起，若干篇目质量不佳他也是早就预料到了。但结合巴金当时所处的历史氛围，当时的思想情感，这一局限性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三、巴金十七年散文创作局限的根源

（一）国内文化制度的要求

　　建国以后，巴金开始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下生活、斗争和创作。十七年时期的文艺创作，深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文艺为政治服务对于散文同样不例外。在建国初，反映国家与民族的宏大叙事、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的叙写，都成为当时散文创作的主题。巴金从来都是主张“文艺应当为政治服务”的，他的散文创作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歌颂新中国、志愿军、世界和平等等都符合党的要求，他渴望通过深刻的“思想汇报”获得认可，他的创作态度是自觉的、真诚的。正如他在建国十周年时所说的那样：“既然走上了新的道路，参加了新的队伍，就必须拿出全力跟着大队前进”。

　　而这些散文作品中，对人性、人生、人的生存困境的揭示和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酸甜苦辣的取材，以及相关的表达则少之又少。这似乎违背了“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的初衷，正是制度因素限制了作家发挥这种作用。1955年开始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胡风、路翎等人的批判让巴金一头雾水，为了“过关”，他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制度的控制，写了几篇批判文章。在巴金心中，文学与文化制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此出现裂痕。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政权初期建立文化秩序的常见现象。那么文化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巴金在《创作论》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的作品只是作为宣传工具，完全为当前政治服务，那么过一个时期它就会过时，以后就不会受到人们注意。作为宣传，就必须解释政策、说明政策，等政策一旦改变，就又变成违背政策的东西不能存在了。所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一定不能狭隘理解为当前一定的政治中心任务”。

　　（二）国内外社会活动的影响

　　十七年时期，巴金积极参加了国内外许多社会活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培养文苑新苗，为团结世界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新中国的建设，做了许多工作，贡献了应有的力量：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亚洲作家会议等国内外会议、活动近四十个，几乎在每次会议中都作了报告或致辞；担负了上海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工作和繁重的编辑事务；先后出访了朝鲜、苏联、印度、日本、波兰等国，考察了沂蒙山区、济南、沂南、滇江、盐城、兴化等国内大部分的城市和农村。每到一处、每见一事，巴金都会从中挖掘符合意识形态的落笔点写下文章记叙，确切地反映现实，不渲染、不猎奇，使散文中所描述的生活、塑造的形象取信于读者。

　　巴金并没有以贵宾的身份参加这些活动。在十七年的参观、考察活动中，巴金曾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两次、越南战争前线一次。特别是在抗美援朝的前线，身体并不强壮的他与战士们一起睡山洞、吃大锅饭长达七八个月之久，敌人的炮弹在他们身后的山边爆炸，弹片落到他们的脚下，他仍然坚守岗位，从容地执笔创作着。在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结结实实地做了一回文学的“苦行僧”。

　　如此繁杂的社会活动占据了巴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仍坚持笔耕不辍，更显其对国家、对事业、对读者的一片赤诚。

　　（三）巴金创作心态的变化

　　巴金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年轻时追求和推崇“无政府主义”。建国后，巴金不想做也做不成“局外人”，他意识到自己与社会主义的要求之间的差距，主动自觉地向党和国家靠拢。他不愿被社会潮流所淘汰，欣然走出书斋，积极地参加各项国内外社会活动，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

　　尽管怀着满腔热情勤奋工作，虚心接受改造，巴金还是不断受到批判。1958年10月初，姚文元抛出《论巴金〈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文，借批判“无政府主义”对巴金解放前的全部作品作了全盘否定。随后国内的文学刊物上出现了许多对巴金及其作品“一边倒”的批判文章，这使巴金感到不安、疑惑。突如其来的批判使巴金的创作心态发生了变化，在创作时，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稍露锋芒。他抛弃了自己信仰多年的无政府主义，努力学习政治理论，作品中满是学习的心得体会，像校园中极力表现自己以吸引老师关注和夸奖的孩子一样。但是面对口诛笔伐，巴金也并没有屈服，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热情，一方面继续歌颂赞美他们，一方面又直率地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1962年5月，巴金在上海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要把文艺交给人民，到群众中去接受检验，不能由少数人根据自己的好恶评判作品价值”[1]348。这篇讲话稿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我国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也算是给姚文元们的一个回应。但也正因为如此，巴金被姚文元们怀恨在心，也为他后来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埋下了“祸根”。

　　（四）巴金个人生活的影响

　　十七年时期，巴金先后出版了十几本小说、散文、通讯报告集，认真地兑现了他曾许下的“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的诺言。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十几本外国文学作品，例如屠格涅夫、高尔基、迦尔洵的小说和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创作回忆录等，还重新修订了自己在解放前的全部著作，编成《巴金文集》十四卷，为发展和繁荣文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1953年1月30日致田一文的信中，巴金说到：“（我最近）文章写得不多，忙着整理旧稿，但其他杂事也花去我不少时间”。信中的“其他杂事”指的便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内部纠纷。1935年，巴金与吴朗西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但在最后的时期，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内部矛盾使巴金心力交瘁。巴金希望出版社的性质是公益的、能够为其他热爱文学的青年铺路，而吴朗西等人却想从中盈利。吴朗西夫妇带着几个朋友和巴金争吵，要巴金交出出版社。向来不会与人争斗的巴金无奈辞去了社务工作，后来又辞去了董事和总编辑职务，离开了他心爱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眼睁睁看着近二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除此之外，通过翻阅巴金在十七年时期的书信、日记了解到，在那段时间中，一些疾病一直干扰着巴金的创作，除日常的伤寒高热外，右肩关节炎偶尔发作使得右臂不能动弹，小肠气手术后身体恢复得很慢精神也差，眼睛发炎看不清东西……但巴金并没有以身体抱恙为由暂停创作，患病期间，他仍然坚持完成了二十几篇散文的创作。

四、结语

关于十七年时期散文创作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但学界对这一时期巴金的散文创作的研究却不尽如人意，巴金十七年散文所呈现的热烈的笔调和真诚的赞颂也往往被曲解为“趋炎附势”，也有人认为他在战场前线、老根据地的充满艰辛甚至生命危险的体验有“作秀”之嫌……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巴金属于他自己，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研究其十七年时期的散文创作必须要站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体会巴金的思想活动和良苦用心，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客观评价作品。巴金十七年时期的散文创作，体现了新中国和人民的精神风貌，而且在这个大潮流中，他的创作也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巴金对祖国、对人民有着“倾吐不尽的感情”，对读者、对事业一片真诚。他讲真话、不说谎，没有受到那些无限夸张、扭曲现实的虚假浪漫主义、“假大空”之风的影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以说，巴金散文作品的感人之处就在于此，不可磨灭的价值也在于此。

　　巴金十七年时期的散文创作确实有一定的局限存在，但并不致命。晚年的巴金并没有因自己的伟大的作品而居功自傲，他也对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次作出深刻的反省。这样的谦虚坦率令笔者动容不已、钦佩不已。也正是因为巴金有这样高尚的人格，他和他的作品才能够博得世人的喜爱，流传至今。

　　阚平，女，河北唐山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