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韩愈的新儒学思想
于子吟
中唐时期，儒学渐渐失落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而当时兴盛的佛、道二教弊端颇多，不能担当起治乱扶危的社会责任。韩愈为复兴唐朝盛世，重振道统，建立了新儒学理论。本文力图从理论建构、性情观念，社会意义三个方面探讨韩愈新儒学，阐述其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求对其进行定位式的剖析。
一、理论建构
为弘扬儒学正道，对抗佛教“佛统”和道教“法统”，韩愈提出“道统”的概念。他在《原道》中述其理论渊源：“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他阐述了从尧始，到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学术嫡传体系，赋予“道统”历史性的传承。新儒学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根本。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到：“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他认为“六经”中所言皆是善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亦在自己的诗文中活用儒家典籍，如《原毁》：“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便取自于《尚书》。由此可见，韩愈切实地理解和把握住了儒家经典，使个人观念与儒家经典水乳交融，为新儒学提供了理论根基。
新儒学发展了“仁”的观念。“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的“仁”强调“博”，较之“泛爱亲仁”的传统观点，昭示着更为广博的爱。“义”也从其他角度切入了“义近于礼”的意义，指合宜于仁的行为准则，比旧解更加准确。“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实践仁义的行为叫“道”。“德”则指行道者基于实践仁义的行为，并把其作为自己的本性。仁和义为实，道与德为虚，虚实结合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仁”。
二、性情观念
韩愈的人性论与人情论以“性善论”为基础，吸收法家重视刑法的理念，进而提出教化众民的道理。“性也者，与生俱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性”是与生俱来，“情”则被外物触发。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知而下愚不移”，上等智者和下等愚人的品性都无法改变。韩愈则推陈出新，提出“性三品论”：“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性”被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级，上品为善，下品为恶，中品则可以通过教化来归其善恶。“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学，而下者可治也。”他扩大了教化的范围，认为教化对上者和下者同样具有作用。教化上者可以使其更加通晓至理，教化下者则可以使其因恐惧而少行有罪之事。人性三分论的标准是“五德”：“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韩愈以其为基础提出一种评判人的德行的算法：“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及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上者以仁德为根本，五德皆通，中者则对于五德含混的程度不同，下者则五德缺失。
人情论是人性论的外化。“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情是受外界事物触发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韩愈把“情”归结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感，并对应“性三品”，划分情为“情三品”：“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上者以中庸的态度体验情感，表现谐和，中而如一；中者对情感的掌控虽有偏颇，却以“合其中”为追求；下者则甘愿做情感的俘虏，完全被其支配。
三、社会意义
韩愈呕心沥血，铁肩担义，向君主提供新儒学这一治国方案。新儒学虽在当时没有得到皇权的支持，但其在学术史上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它批判佛老之学，为宋明理学家对道、佛二教的反对有所启发；它发展儒家心性学的理论内涵，成为宋明理学的先驱；它指导个人艺术创作，发动了“古文运动”……但其最突出的成就，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模式，它将道统从君主下降到人臣之肩，在保证君权合法性的同时，对其进行限制和规范。此后，士子们沿着韩愈的思路不断探索创新，在宋代完备了新儒学理论体系。杨维桢将其归纳为“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使关乎儒道合法性的“道统”提升到先于统治合法性的“政统”的地位。前者归属于士大夫之肩，后者则以君主为最终指归。一言以蔽之，它赋予了士大夫们高举儒学大旗，规范统治者行为的合法性。
结语
明人薛瑄言：“唐三百年，识正学者韩子。”在当时儒道佛三家并立的文化格局中,韩愈的新儒学理论企图重振道统、复归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性地位。它是一门经世致用的治世之学，虽并没有实现韩愈的政治理想，却以种种新颖与大胆的尝试，开启了儒学新的致学方向，在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性地位。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110122
于子吟（1993— ），女，汉族，辽宁昌图人，辽宁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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