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

　　浅谈何以民国热

　　陈阳

　　近代之中国，历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鸦片战争战败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见者，即便签订了所谓的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对于泱泱的四万万同胞来说，一切在短暂的动荡之后重归平静，好似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直至数十年后“红毛鬼子”再次东来，这次可谓捅翻了天，他们打上了北京城，还烧了爱新觉罗家的圆明园，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刺激，较之十年前的鸦片战争的影响效果绝不可同日而语，如此一番，统治集团的那帮“肉食者”再也不能安坐钓鱼台，“自强求富”自此始，“师夷长夷以治夷”的旗帜林立，洋务终于运动了起来，由此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其中名声显赫，巍有成就者不乏其人。如此直至甲午一役，维新之日本力克据说排名世界前十的中国海军，割地赔款，李合肥屈膝求和，极尽周旋，此间事后，更为甚者是引发后续一系列瓜分狂潮，中华民族顿时沉溺于一阵亡国灭种的呼声之中，国人皆愿以日为师，出日留学者或自愿或委派，一时成风。但事实是，大清帝国确实不再适合作这片土地的主人，庚子一役让大清仅留的一丝尊严彻底埋没。十年之后，大清帝国彻底成为过往云烟，中华民国开始了新纪元。

　　中华民国一时之间汇集了国内几乎最顶尖的一帮人才，江湖风云任其卷涌，虽时事多艰，终有一批志士仁人追随不弃，诸多革新让社会为之一新，但两千年帝制进行时的中国，一时间竟要跨步走向共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也难免步履蹒跚。在那个时代，政治固然值多变之秋，先有袁世凯弄权称帝，后有段祺瑞武夫当国，吴佩孚、曹锟之流称雄一时，冯玉祥异军突起，张作霖直奉入京津，而南方革命就从未停过，直至孙先生的军政府联合西南军政分庭抗礼，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战国时代，诸侯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

　　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造就了一个文化的盛世时代，在如此大变局之下，传统的士人们不再仅埋首四书五经，或者说，他们没办法沉浸于过去的经学时代，他们或主动走出国门，游列诸番，真正融入异国的社会文化，或被动委派，还是带着雪耻之心期望师夷长技，师夷之真正长技。如此之下，造就的就是一批批的喝了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就算是国内也是闻过洋墨水的士人，浩繁的西方著作被引进国内，大清的士人或多或少经历着时代剧变下的头脑风暴。结果如何呢？一批批学人，幼儿启蒙，四书五经，经典史籍的传统教育之下，可谓旧学功底深厚，就此再学习西方之学，一个新的世界就此打开，就这样，从今天再回首那个时代，几无学者不感叹，学贯中西的大家太多了。是的，那个时代既是中华大地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文明再次焕发新生的文化盛世。战乱的时代给人民带来的流离失所与贫瘠穷苦，人民生活在死亡的紧张之下，与之相对的，文化禁制却显得如此宽松，难道士人之幸竟然是庶民之难？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贤诚不欺人，这个话题如此深重，不作多阐。

　　时至今日，我们见昔日民国前辈著作，品前辈之思想，确实难免激生心向往之的感觉，反观自身之下，不得不佩服先生们治学功底扎实深厚，对于超越前人的想法不禁显得有些无力，甚至连迈向追随的步伐都不禁为之一顿。我们怀念那个时代，就是基于这样一番道理，甚至于民国大师们仰望过去之学术时，不是也曾发出过“回到乾嘉去”的呐喊吗？当今这番“民国热”，较之“回到民国去”还是应客观看待。前人做出了成就，后人仰望崇拜是自然，我们必须以之为师，甚至于我们也确实是这帮先生的徒子徒孙。至于说有些学者对此嗤之以鼻，颇有微词，那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我们可是独立的“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不正是陈寅恪先生一直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吗？结果我们看到了，口口声声说着“回到乾嘉去”的先生们完全开创了一个自己的时代，如今他们正在被我们所怀念，并且我们正经历着他们当初的想法，颇有一番“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之感，我们想回到民国去，这只不过是对民国那些先生们的一番敬意之体现，学问之继承而已。但就个人而言，不逊之言论，张狂之呐喊，还是要有的，这个时代需要不同的声音，多数人认同的不一定是对的，少数人坚持的也当然不一定是错的，史学界从来就不是一言堂，也不该是一言堂，那意味着波澜不惊，但那不是宠辱皆忘，对史学来说，那就意味着死亡。百家之争鸣才是史学家该有的景象，才是文化界该有的景象，人之为人，家之称家，绝不轻易苟同，我之为我，我思故我在。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637009

　　陈阳（1993-），男，汉族，安徽安庆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