琚健萍

　　《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分析

　　琚健萍

　　《今昔物语集》成书于日本平安末期，被誉为说话文学的顶峰之作。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今昔物语集》被引介到中国，至今已八十年有余。在此笔者仅从文学史以及译注角度分析《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以期通过诸位先行研究者的成果，梳理出大致脉络，以新的视点，继续挖掘这座文学宝库。

　　《今昔物语集》初登中国文学舞台，源于谢六逸所著《日本文学史》中的引介。谢六逸指出“《今昔物语集》的内容虽是浩瀚，但非创作，颇乏文学上的价值。在材料方面也未能精选，故无何等历史上的价值，但如要研究通行于当时各层社会的迷信或探讨各种童话传说的转变，则此书大有用处。文章虽是朴质，能保存当时的语调。书中的故事，有趣的很多。” 如上所述，谢六逸虽然承认《今昔物语集》有其独特之处，但否认了它的文学价值。

　　继谢六逸之后，王长新编纂了日文版的《日本文学史》，在书中他对《今昔物语集》作了如下评价：“《今昔物语集》内容为汉文典籍的汇集，以及街谈巷说、民间故事传说等等，人物从贵族、僧侣、武将、统领、百姓、商人、庶民到仙人、天狗、狐妖、鬼怪等各个方面，涉猎范围广泛。虽然给人感觉缺少艺术技巧性，不过却是研究古代社会、风俗的重要资料，值得重视。”虽然王长新也并未完全意识到《今昔物语集》的文学价值，认为它缺少艺术技巧性，但从另一层面上，承认它极具研究价值。也正是由于其内容涵盖范围广泛，题材丰富，对后世文学作品而言，是丰富的素材宝库。

　　王晓平编纂的《佛典·志怪·物语》一书第七章中详细介绍了《今昔物语集》。与前几位学者的评价不同，王晓平认为“在震旦物语中，最富于文学色彩的是第十卷。这一卷被题作‘国史’，编者却并不着意于展现各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在某些篇章中描绘生动人物的兴趣反而超过了阐述教义、陈述史实的兴趣。”而在第八章中更详细介绍了《今昔物语集》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关系。至此，中国学术界才重视《今昔物语集》的文学价值。

　　二十一世纪以来，由叶渭渠、唐月梅主编的《日本文学史》中，提及《今昔物语集》时评述：《今昔物语》是一部无比浩瀚的、日本各种民间说话的集大成之作。尽管全书良莠不齐，但仍不愧为平安时代说话文学中最古最大的宝库。

　　张龙妹和曲莉主编的《日本文学史》中，谈及说话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时，以《今昔物语集》为例，从主题结构与三国意识、内容特色与“本朝”意识、《今昔》的方法三个角度阐述了它在日本说话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意义。

　　如上所述，在《日本文学史》系列丛书中，谢六逸史将《今昔物语集》首次介绍到中国，使其为国人所了解，开辟了《今昔物语集》在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新篇章。王晓平着眼于《今昔物语集》中中国物语的研究，并考察了其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关系，对于研究佛教和佛经文学自印度经中国传入日本的发展演变史，追寻东方文学交流的过程，探究东西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此后出版的《日本文学史》中，对《今昔物语集》的研究大多一笔带过，并未深入，对研究并未起到显著推进作用。

　　《今昔物语集》的中文译注方面，主要有本朝部的分部译本以及全译本。张龙妹校注本中附有较为详细的作品周边的介绍，有利于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其次从文体；注释；对文化背景的误解；地名、官员名译法不统一；对表音文字的误解；对原文的理解错误等方面，全面系统地纠正了北京编译社所译原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内容也更加忠实于原文，力图还原故事原貌。

　　金伟和吴彦的译本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是目前唯一的全译本，大谷大学教授村上学评曰：“初次全译可谓是一大伟业。连日本人都很难理解的文章被生动地翻译成现代中国语，令人赞叹。”石桥义秀教授也赞曰：“金伟、吴彦氏的全译本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也是首次，实在值得赞赏。”由此《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译介基本上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完满。遗憾的是，这个译本也并非完美之作，文本本身晦涩难懂，平安时期的古典日语即使是对当今日本人来说，也有难度，更何况是学习日语的中国人呢。语言、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在理解外国文本时不可避免的存在偏差，加之时间太过匆忙，所以其中的错误俯拾皆是。在这一点上，王晓平教授在《日本文学翻译中的“汉字之痒”》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译本中所存在的错误。

　　小结

　　通过对近些年先行研究的脉络梳理，笔者认为国内学者对《今昔物语集》的研究还有很多待挖掘的空间，这部日本最大的佛教说话集就像一座宝库，不仅有古典文学的底蕴，更沐浴着佛教经典的荣光。而且它与中国的渊源深远，其中震旦部的价值更是不言而喻。对于研究日本平安时期中日两国文化交流、通过文本了解当时的日本人的精神生活等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510220

　　琚健萍（1994-），女，汉族，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日本古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