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晓凡

　　读钟嵘《诗品·序》，识五言真面目

　　◎吉晓凡

　　五言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体裁之一，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它的发展历史漫长而复杂，早在《诗经》中就出现，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楚辞》中也有体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诗品·序》这样说道：“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发展兴盛，代表人物有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等。此后一直到南朝齐梁时代，五言诗一直占据诗坛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是掀起一股热潮。不少诗人纷纷追赶潮流，创作出大量的五言诗，内容丰富庞杂。在这种情况下，评论家的品评就应运而生。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这是钟嵘对五言诗的赞誉。这里有一个词“滋味”。钟嵘将“滋味”从传统的味觉中抽离，给予它一个全新的、从诗的本质角度出发的含义——强烈的美感力量。那为什么五言诗是最有“滋味”的呢？在钟嵘看来，上品五言诗都具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感染力量，它与四言诗相比，感情更加彻底，内容更加丰富，在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上尤为突出。钟嵘认为写诗应该“吟咏情性”，不应注重引用典故。在这里，钟嵘继承并发展了前人优秀的理论遗产——“物感说”。“物感说”最早可追溯到《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故乐自心生，心乐而动，乃生其音，心之动者，感于物也。诗亦然焉。”艺术创作源于创作主体的心灵波动，而这又由于心灵感受到外界的变化。诗的产生来源于诗人对外界事物的感触，风吹草动、四季变化都会影响诗人的心情，于是诗人“摇荡性情”，将内心澎湃的情感化为笔，书写在短短几行文字上，使诗成为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但是，仅仅表达对自然之物的体验是所有诗的最基本的特征，而五言诗却胜在了反映社会生活内容上。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概括了先秦以来中国写作史上的一种普通现象：文章是作家与社会发生矛盾的产物，作家在生活中遭遇不幸就会产生激愤忧惧的真情实感，因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在这里着重强调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弊端从而引起全民怨情，但是这并不全面。钟嵘丰富了这一说法，他在《诗品·序》中列举了各种现实生活经历的例子，除了司马迁提到的怨情，还有各种喜怒哀乐，所以他认为社会复杂的生活经验左右了诗人的性情，而性情又产生了诗。

　　诗人为了能使诗歌更直观、更丰富地表现出深刻的意蕴，五言诗产生并逐渐取代四言诗的主体地位，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创作时尚。中国最传统的诗歌体裁是四言诗，而一直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也是以四言为主。但是，随着历史的推动，语言不断丰富，作为语言的符号文字和组成语言的词汇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内容不断改变，四言诗不再满足社会的需要。钟嵘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文繁而意少”，直接指出四言诗的弊病。

　　四言诗和五言诗的主要差别，不单单是多了一个字，而这多出的一个字意义重大。我们读四言诗时，都是两字为一拍，四字为一句，四句为一诗。句式短小，节奏单调，这既影响了内容的表达，也使诗人豪放澎湃感情的抒发被韵律的呆板所限制。五言诗，五字为一句，音节上奇偶相配，节奏上形成“二一二” 或“ 二二一”的形式，不同的节奏交错使用，使句式复杂多变，具有韵律感。这样一来，诗人可以尽情抒发情感，尽情地“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表达四言诗所难以表达的。当然，诗歌的创作主力还是诗人，五言体只提供一个诗歌的外在形式，诗歌的价值还需要诗人来完成。要想诗歌的感染力更强，诗人必须在熟练掌握赋、比、兴手法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的观念，将“三义”灵活运用，再凭借风力的辅助，丹彩的润色，达到诗的最高境界——“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钟嵘从那些五言诗的集大成者的创作中总结经验，形成系统的诗歌理论体系，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观《诗品·序》全文，钟嵘为什么要把五言诗作为重点对象进行理论分析呢？让我们放眼钟嵘所处的朝代，南朝时期，高门士族垄断文化，把文学当做他们思想统治和精神享乐的工具。他们养尊处优，高高的门墙切断绝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所以他们无法了解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现状。他们创作出的作品内容单薄空虚，“独观谓景策”，诗歌创作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文坛呈现病态的繁荣。而当时的评论家们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无法对不良风气提出客观而犀利的批评，任由不正之风滋长蔓延。而钟嵘作为文学理论批评家，不仅把这种风气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担负起批评家的使命，拨正诗歌发展地方向，为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15文强班 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