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若阳

　　合作化小说中的经济叙事

　　◎孔若阳

　　合作化小说出现于五十至七十年代之间，是伴随着合作化运动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政治政策之下，吸引农民加入并且开展合作化运动的始终是经济这一因素。经济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作品中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成因、具体呈现以及由合作化运动所带来的农村生活的变化等都是围绕着经济来展开。

　　在描写农业合作化的小说中，无论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干预到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始终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叙事资源。一提到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的“经济叙事”，就会具体到农村的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和家宅蓄养等，呈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便是一副世俗风景画。

一、经济叙事的源流探析

古代个体农民迫于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得不分享劳力、畜力来面对强大的生存压力。在作品中，呈现为“具体的农事描写如农忙季节的变工、拨工、开山班等”。这些互助带有民间自发性质，规模小且持续时间短，最初只是村民通过彼此协作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手段，却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经济叙事的源头。

　　抗战时期为了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农村群众组织起来开始了“合作社经济”的生产方式，合作社的起伏成败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都有反映，欧阳山的《高干大》歌颂了副主任高生亮领导供销社在农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柳青的《种谷记》写了陕北农村互助合作种谷的事件，展现了解放区集体农业种植的新景象，为合作化小说经济叙事提供了原型。

　　中苏建交后，苏联集体化小说大多被译绍到了中国，从苏联小说集体农庄的描写中，中国人看到了“大农经济”的雄伟气象：上千亩的耕地连成一片，播种、浇水、施肥、收割等农活由机器轻松就完成了。这一切，足以让中国人心驰神往，成为了我国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经济叙事的典型范例。

二、经济叙事的具体呈现

经济叙事表现在贫中富农加入合作社前后的心理和行动上。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贫农，受到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遗留下的自私自利思想影响，对是否加入互助组大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土地是吃饱穿暖的来源，而不是诗情画意的代表”，他们担心入社后这些经济保证将不复存在。在合作化大趋势的裹挟下，他们抛弃私有财产的过程都非常的艰难，梁三老汉、亭面糊等人几乎都是含着眼泪将自己的马匹、土地交给了集体。中农不愿加入合作社，原因也是担心经济受损。他们有种地的资本，不需要过多担心温饱问题。反而加入合作化这一不确定因素中，祸福未知。《山乡巨变》里中农王菊生认为：“牲口要迁到社里，肥田也要跟贫农的瘦田混在一起，这是个吃亏的路径，决不能入社的”。因此，合作社的建立，必将遭到中农的顽强抵抗。富农，“对物质的囤积、占有有着近乎发狂的野心”，不但拒绝加入合作社和大家共同致富，还恶意阻止合作社的开展。《创业史》中在由梁生宝带领的合作化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刻，姚士杰通过离间组员关系来遏制合作社的运行。无独有偶，《艳阳天》中的马斋，在合作社抢救麦收的紧要关头，把领导抢收的萧长春的儿子推向悬崖，蓄意破坏合作化的进程。富农这样做，目的是为了阻止集体致富，维护自己在农村的经济霸主地位。

三、经济叙事的影响

合作化小说经济叙事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在早期文学中,妇女是父权、夫权压迫下的悲剧产物。五四倡导自由平等以来，文学虽塑造了新的女性形象如子君、莎菲等，她们美丽且有主见，但却脱离不了男性，都以悲剧收尾。“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女性则截然相反，她们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所需财物，用经济独立迎来了人格和婚姻的独立”。

　　其次，培养社员间感情也是合作化集体经济的衍生物。合作化把私有制小农经济转化为了公有制集体经济，农民的生活空间因此从封闭开始走向了大众，共同经济基础使社员在劳动中齐心协力，既可增加精神上的愉悦，又能体会团队协作的乐趣。同时，这种经济模式又在无形中促成了男女青年的婚恋，“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不需要介绍人地谈情说爱，因为集体劳动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相互了解的机会” 。

　　农业合作化本来也就是一个共同劳动来提高经济收益的宏大叙事，它所激发出来的农民对物质的渴求，为这一时期的作品的经济表达提供了充沛的叙事动力。50至7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种种改变、农民的道德情感、历史命运等也都可以在经济叙事中找到归宿。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453007

　　孔若阳（1992-），女，汉族，河南滑县人，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