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凯元

　　两广、湖南为中心的风起云涌的反清起义

　　◎过凯元

　　19世纪40年代，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西方资产阶级的侵略，国内矛盾日益尖锐。据道光、咸丰两朝的《清实录》资料统计，1842～1850年，全国大小装起义和暴动共92起。如1842.1，湖北崇阳的钟人杰，1843.7，湖南武岗的曾如炷，1847.11，湘桂边界的新宁、全州的雷再浩，1849.12，湖南新宁的李源发等。

一、起义特点

（一）起义日趋频繁。

　　这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尤是在1847－1850年起义迅猛发展。

　　

　　（二）起义遍及全国18个省以及西北地区，集中于两广、湖南，尤其是在1847－1850年，这三省几乎占全国起义总数的一半，共发生了25次之多。据记载，当时的广西是山山冒烟，处处起火。

　　（三）起义多有一定的组织：北方有白莲教、捻军为主，南方有著名的会党天地会。

　　天地会，1674年创立于福建漳州，因“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为兄，以月为姐妹”故名。它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其支派有哥老会、小刀会、三合会、三点会、红帮、添弟会等，因明祖年号洪武，又内称“洪门”。以广西为中心，势力遍及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

　　（四）各自为战，就全国而言，缺乏统一领导，随起随落。

二、起义原因

（一）经济上，鸦片战争以后人民负担加重。

　　（二）人口压力是起义的根本原因。

三、西南——广西：社会矛盾的聚集点

广西古称“烟瘴之地”，山奇水险，苗、壮、汉多民族杂居相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沿江一带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有的山区还保留着落后的土司制度。附：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是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发展于宋，完备于元、明，终止于清。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元、明、清各代，时达八百余年。

　　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这里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

　　（一）剥削重、农民大量破产。19世纪中叶，广西经济极不发达，且发展严重不平衡。 尤其突出的是小商品经济不发达，粮食不能自给。这些缺少的东西，大部分需从广东“进口”，广东商人在广西非常活跃，无孔不入，时有“无东不成市，有烟便有东”之说。但广东商人利用不等价交换，谋取暴利。商人、官僚积余了大量货币，他们放高利贷，而东西比较贵，地主就加重剥削，田赋全国最高，比广东高2倍。这样，商人、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组成一张剥削网，加快了人民封建性的两极分化。

　　（二）地少人多租重，天灾频繁。偏远的广西，原是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变成了地少人多，可耕地严重不足。嘉庆年间，广西人均土地1.1亩，少于全国人均的耕地数。广西田地平均年亩产600斤，缴纳田租6～7成，田少租重，结果所剩无几，而且“田多为富户所有”。金田村352人，共370亩水田，仅罗姓地主就占了百亩以上，60%的劳力无地可种，以外出打工、烧炭为生。天灾频繁。道光10～20年浔州府，发生较大的天灾共计7次。

　　（三）土、客斗争的中心（浔州府又是中心）。客是从外地迁来的时间较晚或者还没定居下来的移民，主要是汉人。土客斗争，主要是广西与广东客人的矛盾与斗争。当地居住较久的土著居民迁来早、势力大、当官的人多、宗族性强、有钱有势、占有土地，生活条件好。平原丘陵农业区，以土人为主。20世纪50年代有人回忆，贵县当时有大榕树、有水塘的大村子，就是土人聚落。客家人有十几户，大部分很分散。客家人陆续而来，没什么宗族，在落后山区或散居各地。但地域观念强、讲义气、组织性强、同乡观念等强。事实上，受人欺压，客观上要加强相互联系，而且穷人多，生活艰苦，具有创业精神。客家人分布在沿江码头，集镇上做生意，有的在边远山区烧炭。这样在当地就出现了二个对立的共同体。

　　（四）战争的影响。战后十年，这种影响不是冲击或瓦解着当地自然经济，而在于鸦片的输入、战费的摊派，更重要的还是又出现了新的社会失调。上海的开放使广州北上的传统贸易路线改道，沿途数以万计的人丧失了生计；被雇用与英作战的水勇，突然被遣散后，许多人落草为寇；一帮帮海盗因为英国海军的驱逐，由沿海地区溯江而上流窜到了内地。这样，广东、湖南大批游民涌入广西。当时，积聚在湘、粤、桂交界山区的无业游民达到30多万人。

　　这些新的暴力成分，又被带到早已动荡不宁的社会环境中来，加之天地会卷入土客人斗争之中，使广西的形势，愈来愈有爆炸性。

　　作者单位：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361012